大国发展模式比较与中国模式的改良
作者：黄金童2
最近国际上流行一种新名词，叫做中国式发展模式。中国式发展模式的内容和特点究竟是什么，它有何利弊？如何对其做出修补和改良？回答以上问题是本文的目的。
世界在进入工业化以来，大国有几种发展模式比较显眼：其主要差别是在政府职能，宗教和市场功能等方面各自发挥的作用不同。
一． 美英的发展模式
英国模式：英国的发展模式取得成功，引人注目，其主要因素是政治民主，宗教和市场经济。政府是既不管经济也不管道德，仅仅管国家安全，治安，外交和货币。就是所谓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其信奉的教条是：干预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小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在这模式下，道德由宗教来管理。经济由市场管理。因为人的致富动力，商人推动经济有很强的积极性。宗教因为利益和信仰，也有很大动力去推动道德建设。在小政府的模式下，社会的政府负担也比较轻。所以在这种模式下，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都可以取得很高的成就。用这种模式，英国人当了二百年的世界霸主。
美国模式:所谓的美国模式其实是分两个阶段的。二战前，美国用的就是英国模式，只不过是美国领土和人口要大于英国，所以慢慢的取得了经济上的主导地位。二战后由于宏观经济科学的发展，美国把英国的以市场发展经济为主，政府采取小政府不干预的模式加以修改，就是政府增加了宏观调控和转移收入两项功能。，从而自称是一种混合经济。就是说是市场和政府共同起作用的经济模式。当然精神文明问题仍然是由独立的教会来解决。美国模式取得相当大的成功。它比英国模式有两个优点？：一个是消除了周期性经济危机，避免了周期性经济破坏。二是改善了社会财富的分配，从而大大缓和了阶级矛盾。用这种混合经济的模式，自二战起，美国取得了世界六十多年的世界主导权。
日本模式:日本模式是二战后美国按照其自身模式强制引入的,其本身的基础就是美国模式,不过日本对其做了适应性改良.在政府作用方面,日本因为二战后要有一个追赶过程,所以政府在产业发展方面有一个产业培育,保护和方向指导作用,这方面美国也有,但作用远低于日本政府的作用.这是个小的差别.大的差别是在精神文明建设的主导机构方面.美国(欧洲,加,澳)是多数公民每周有一天(毛主席说阶级斗争要天天讲)去教堂听牧师做精神文明的宣传教育.从而打下国民道德的基础.日本没有这个机制,但有企业教育的机制.日本企是以大企业为国民经济主导.大企业对职工做了很多的企业文化教育,以期达到把普通劳动者培养成积极进取,勤奋向上的工作动物的目的.可这也在客观上打下了国民精神文明的基础.
应当看到，美英采取的模式是与其地理国情有关系。两国都是靠海洋的国家，适合通过发展国际贸易来发展经济。而这种海洋性贸易经济一方面需要政府给商人比较大的经营自由，另方面也需要强大的海军给商人保驾护航。由于采取了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商人就有自由空间来发展经济，而经济的发展也给政府提供大量的财政收入，用来发展花费昂贵的海军。而强大的海军又保证了商业经济的稳定发展。所以这种美英模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虽然美国将这种体制移植到国情类似的日本和德国取得完全的成功。但并不等于说这种模式照样搬到地理和国情都完全不同的国家仍会成功。特别是中国的国情与之完全不同，中国不加区别，完全照搬美英模式是一定会失败的。但有分析地吸收其中合理又适合中国使用的东西，还是可能和必要的。
二． 苏联的发展模式
前苏联同美国和英国的地理条件和国情都有根本性的不同。相对于美英的海洋性地理条件，苏联是相对封闭的大陆地理条件。如果说美国和英国需要强大的海军的话，对苏联而言最重要的的是要有一支强大的陆军。苏联国土广大，边界线漫长，同很多邻国都有领土争执。四面八方都是有敌意的国家。对于建设强大的海军而言，最重要的是高水平的科技和金钱。而对于建设一个强大陆军而言，重要的是军工生产的规模，人力动员能力和精神动员能力。而苏联模式正是符合陆军强国这几种要求的。
前苏联实行的是一种中央集权的完全计划经济。就是不但国防和外交由中央政府管理，而且经济投资和生产计划都由中央政府来做。甚至道德教育精神动员也由政府来做。在这种体制中，决策权力极端地集中于中央政府，因而私人和地方政府都是没有主动性和积极性的(当然可以被中央政府所推动)。市场如果不是完全没有也是无足轻重。民间宗教体系则完全不能运作.中央政府的发展积极性往往来自外部压力。就是说越是外部压力大，中央政府要实现国家重工业化和全民军事化的动力就越强。而在这种四面树敌的大陆型地理条件的国家,外部压力是完全不会缺乏的,或者说这种大陆型国家的中央政府总是有发展强国实力的动力的.这种政府完全就是一个战时政府，他有极为强大的陆战能力。苏联以这样的体制渡过了二战的困难时期，并在战后充当了两个超级大国之一达40多年。苏联模式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对面对重大外部威胁的发展中的大国而言，有其特别的优势，它可以集中全国人力物力，迅速实现国家重工业化。由于是国家统一搞精神动员，这种体制也有利于建设一个国家的精神文明。当然前提是国家执政党党自身不会出现腐败和混乱。
我们说这种体制或模式完全是陆地战时模式，他可以动员最多的人力上前线，他可以建设成最强的重工业和军工生产部门，它还可以在大规模陆战爆发时做出最好的战时精神动员。所以如果爆发大规模陆战，它必将发挥其巨大威力。问题是二战后大规模陆战没有爆发。而这种体制是以牺牲人民生活水平为代价来保持巨大的陆军威力的。如果战争爆发，人民可以理解和支持这种体制（象卫国战争一样）可在和平时期，一连几十年，总是让人民作出牺牲，那就会失去人民的支持。所以在战时苏联成功了，可在和平时期苏联失败了。其实中国的秦帝国采取的体制也是一种类似苏联的完全集中政府权力的对外陆战竞争体制。其结果同苏联也很相似。就是它在战时成功了，而和平时期就失败了。
三． 中国式发展模式。
其实中国模式只是苏联模式的改进模式。也可以说是苏联和美英模式的某种程度的结合模式。其原因是中国的国情既不同于美英也不同于苏联。一方面中国有广大的内陆地区，有漫长的边界线，同很多国家都有陆上领土争端，周边有很多敌意的国家，所以中国需要一个强大的陆军，或称陆防。另一方面中国也有很长的海岸线，海岸线给中国提供了海外贸易的机会，但也出现了外敌从海上入侵的可能。所以中国也需要有强大的海防。甚至需要进攻性远洋海军。考虑到中国这种海洋国家和内陆国家特征简而有之的状况，中国的模式必定要在苏联模式和美英模式的中间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
49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执政以来，实行过两个体制。49年到78年三十年间实行的是近似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动员一切财力来搞重工业化，来解决军事工业和装备工业的问题。这样才能保证不受外敌入侵。并且首先要解决陆地上不受外敌入侵的问题.朝鲜战争的结果就证明了这种体制的优越性。但考虑中国农村和城市人口众多，单一国有经济无法解决这么多人口的就业问题，所以中国发展了农村集体经济和城市集体轻工业经济。由于这两种经济体制能在一定程度上调动集体成员的积极性。（生产结果同报酬挂钩）所以同苏联的计划经济相比，中国的计划经济时期在农产品供应和轻工业品供应方面都还有一定的优势。并且即使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国内市场的作用也要稍稍大于前苏联。
中国国情不同于苏联的另一个方面是人口众多，国家组织规模庞大，因而以国家为单位搞一个统一的计划经济其管理难度上也更大。特别是在这样的体制中地方政府和民众的积极性得不到发挥，总体效率是不高的。在国家初期经济规模还不十分大时这种矛盾一时还不十分明显，等到了1978年，这种规模扩大了几十倍的全国统一计划经济就再也无法维持了。它的规模实在太大了，使得任何一个组织都无法有效地管理。毛主席在生前就部分看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这个体制的弊端是发挥不了地方干部的积极性。他说：“两个积极性（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比一个积极性（中央政府）好。”
78年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实际上是要解决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民众在发展经济方面三个积极性的问题。
改革的第一个任务是要解决民众在发展经济方面的积极性问题
美英体制的优势是，市场经济调动了所有民众的积极性，每个人都有致富的机会，每个人都会努力工作和创造。这样一来国家财富就极大地增加了。而苏联式计划经济虽然可以发挥国家的积极性，可以迅速建立起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但在轻工业和农业等需要民众积极性和主动性的方面就效率很低。普遍的看法是，中国人有最强的致富动机，和勤劳能吃苦爱储蓄的品格，所以华人是最适合搞市场经济的。可是过去中国人不具有搞市场经济的基本条件。在清朝是不具备合适的政策环境，而民国时期又由于动乱而缺乏市场经济发展所必需的社会稳定。共产党执政初期中国又不允许发展市场经济。所以天生适合做商人的中国人（请注意海外华人在完善市场经济中的表现）很长时期都没有合适的搞市场经济的外部条件。他们的经商潜力一直都没有得到发挥。78年后改革的方向之一就是要发挥全民搞经济的积极性，就是要搞市场经济。这下可不得了，十多亿人民的积极性象火山一样爆发，这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从此，中国的民营(包括外资)经济大推进，使得中国的农业和轻工业有了极大的发展，不但改善了人民生活，还大量出口，给国家赚回巨额外汇并提供大量社会积累。
改革的第二个任务是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
中国的一个国情是人口众多，很多省的人口比许多国家还多。这样因为规模太大，管理困难，如果中央搞统一的计划来发展经济就会顾不过来
第二个国情就是中国经济相对落后，基础设施和资金都相对不足。而要用本来就十分缺乏的民间资金来搞基础设施建设就必定会发展缓慢。可如果没有路。水。电 ，机场，通讯等基础设施，和基础材料工业，民间的轻工业和农业也难以发展，所以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由政府直接努力来建设基础设施和材料工业是绝对必要的。那么中央因为规模问题顾不过来，而民间又因缺乏资金而对基础设施建设能力不足，所以地方政府发挥相关主动作用就成了在中国发展经济的必要`条件。这一点既不同于美英模式也不同于苏联模式，它是中国根据自身条件(人口众多,基础设施落后,民营经济弱小)而做的独创.
中央政府发展经济的驱动力来自外部竞争，人民民众发展经济的驱动力来自致富需要。那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从哪里来呢？答案说同样也是利益驱动，是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驱动。是来自地方政府官员本身致富的需要.
中国共产党的地方政府体制有一个历史渊源，就是过去的革命根据地体制。49年前，中国共产党党在中国搞了二十多年的红色割据。就是搞了很多块革命根据地。而这些根据地分布在广大地区，地理上也不一定能相互连接，这样，由中央来集中决策和管理就是不现实的事情，比如有些根据地一连几个月都与中央失去联系。结果是各根据地就有很大的自我发展决策权，那时各根据地负责人必须自行作出发展决策，自己筹集资金物资和动员人员。如果发展得好就会过比较好的日子，发展得差就可能没吃没喝，甚至要放弃根据地外出转移（长征）。这种分权体制的一个好处是能锻炼和筛选出大批能干的地方官员。（那时真正是所谓乱世出英雄的时代。）同时也使得共产党的红色割据事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建国初期,这种地方自行主动发展的分权体制被取消,代之以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实践证明这种权力过于集中的只能发挥中央一个积极性的体制在和平时期发展经济方面有效率低下的问题.改革开放后，中央考虑到可以尝试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所以逐步给地方下放了决策权力。让地方官员有事情可做，另外根据责权利配套的原则，给予发展好的地方政府以相应的利益。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这种给地方利益的主要形式是是财政分成制度。就是说只要地方经济发展得好，那么其中的一定比例的税收和财政收入就由地方自行使用。用来投资也好，用来改善官员的福利也好，都可以由地方自行决策。中央很少干预。这样一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就出来了。各地的地方政府就全体投入一种竞争，就是通过发展经济；增加地方财政收入来提高地方官员待遇的竞争。比如在有一段时间，某个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地区的科长，在待遇上可以超过某经济发展不大好的地区的厅长。这种动力和压力并存的局面使得中国任何一个地方政府在发展问题上都不敢掉以轻心。这样，大权在握又积极性十足的地方政府就会全力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
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的主要方法是搞基础设施投资和改善市场经济的政策环境。通过这两条来吸引外资，和创建民营经济.此外,地方政府积极的投入基础设施建设的另一个原因是回扣。中国政府投资过程中,通常操办的官员都要拿回扣。据笔者调查，通常(平均)这种投资回扣占投资总额的20%。一个承包商描述这种政府投资时说，“通常的情况是，100万的投资，20万是回扣，10万是交际费，50万是建筑成本，20万是利润。”地方政府投资基础设施的第三个原因是政绩，如果建设得好，政绩明显就有利于地方官升官。在这三种驱动下，地方政府（当权者）当然特别愿意把政府资金投入到基础设施的建设中。它不但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从而有利于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和改善官员待遇，基础设施搞好了，有了政绩还可以升官，另外在私底下还有大量回扣可以拿。从地方当权派来看，基础设施投资是一举三得的好事情，很多西方经济学家说社会主义国家政府有一种投资饥渴症,而在中国,由于地方政府大力介入投资,这种”症状”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中国地方官大力投资基础设施的结果是什么呢。首先中国的投资占国民经济的比例是世界最高，大约占中国GDP的45%。对比第二名日本的的25%，美国的15%，是远远领先。中国这么高的投资比例中的2/3是政府投资。其中的3/4又是地方政府投资。可见地方政府投资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中所占的重要地位。现在的情况是，尽管有回扣，投资效率比较低(美国一个研究机构说中国是高投资低效率)。可投资总量实在太大。结果是中国目前拥有发展中国家最好的基础设施，甚至同发达国家相比在某些方面也毫不逊色。国情类似的印度在这方面同中国相比是远远落后。所以印度尽管工资更低，可在发展制造业方面也完全无法同中国竞争。又比如台湾人参加北京奥运会后，回到台北也有回到乡下的感觉。就连一向自视甚高的美国人也写了一篇文章叫做：”谁是第三世界？”意思是说美国总在打仗，把资金都用在战场上了，这样国内基础建设就会受到影响。而中国埋头搞建设，搞大规模投资，总有一天(在基础设施方面)是会超过美国的。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地方官，甚至是地方贪官促进经济发展的论点在感情上是很难被公众接受的。可我们应该注意的是事实，而不是道德规范。恩格斯有个不大为人所注意的奇特观点，他说：“历史发展的动力是恶而不是善”。亚当。斯密在热情歌颂市场经济优点时说：“市场上，每个人都从利己的动机出发，（市场上）有一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去为公众利益服务”。同样我们要说，在中国经济中，每个地方官员（包括拿回扣的贪官）都是从利己的动机出发，可有一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去为发展民族经济服务。就是说地方官员主观上是想促进个人利益，可客观上却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这种地方官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是中国特有的，美国和苏联都没有这种情况。如果说苏联体制是一个由中央政府一家起推动作用的独轮车，而美英模式却很象一个有着前小后大两个轮子的老式自行车（中央政府和市场经济的民众，当然两个轮子都有驱动力）。而中国模式则很象一个有三个大小相同轮子的三轮车，（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市场经济的民众）并且是三个轮子都有自主驱动力的。
四． 哪种模式比较好？
我们说经济发展模式本身只是一个工具，其本身并不是目的。工具的评价标准是讲求有效性而不论其高尚和邪恶（好和坏）。而工具的有效性又与其任务和环境有关系。所以我们说：
苏联模式比较适应建立强大的陆战能力，适合在一个比较落后的大国迅速建立强大的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在大规模战争时期或相对较短的战前准备时期，这种体制具有无与仑比的优越性。但如果是长期和平时期，这种体制因为忽视了农业和轻工业，忽视了改善人民生活，所以国内人民会不愿长期支持它。据此本人有个新奇观点：就是美国对付朝鲜（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苏联体制）的最佳策略，是停止军事威胁她，甚至停止在各方面孤立她。你越是威胁她,人民就会越是支持这种体制;可没有了外敌，长期的和平生活会使国内人民厌烦这种体制。到那时她自己就会作出改变。
美英体制比较适合发展贸易经济，并适合建立花钱很多的强大的海军。这种体制既能保持国家安全也能保证人民生活的改善，同时又能保持人民的精神文明，并且基本没有腐败。应该说这是一个相当完美的体制。但他只适合海洋性国家，（陆地上没有重大威胁）并且只适合人民素质较高的经济发达国家，如果硬要把这种模式移植到国情民情经济状况都相差太远的国家，也是会失败的。
中国的三轮驱动体制应该说基本上还是适应中国目前的状况的。她的特点是有地方政府做投资主体，高投资形成了良好的基础设施。给生产的发展提供了良好前提条件。考虑到另外两个车轮也有良好的驱动力量，所以中国经济的发展动力还是不错的。近三十年来中国创造了世界最高的经济发展速度就是证明。那么如何比较这三种模式呢？因为三个体制在不同方面各有其自身特殊的优势,我们可以一个一个因素来讨论。
如果单纯讲经济发展速度标准，应该说有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两个积极性比一个积极性好，三个积极性比两个积极性好。也就是说最好的是中国模式。事实上也是中国模式发展最快。
可是如果是马上要打仗，要搞军事经济，那可能就是三个决策中心比两个差，两个决策中心比一个差。也就是苏联体制最好。前苏联以不足三亿左右的人口建成了两个最大的超级大国之一的军事力量。这就是明证。
如果要讲精神文明建设，
因为没有市场这个唯利是图的场所，又有国家集中的文化道德教育，应该说苏联体制是最好的.不过这种道德教育极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央政府的稳定性和政策连续性,而中央政府的这两性本身就是不大靠得住的,所以这种体制在道德教育方面虽有最高的效率,但却只有最差的稳定性。美国虽然有市场经济，容易导致公民道德低下，但因为有普遍的宗教教导，抵消了市场的消极影响，所以美国人的道德水平虽不如苏联，但还是可以过得去的。但因为美国宗教体制是十分稳定的,所以美国的精神文明水平也十分稳定.在这方面中国现有体制是最差的。在目前的地方分权体制下，中央政府必然地会在相当弱化了精神教育的职能，而地方政府本身又是唯利是图的，也不会接过精神文明建设的重担.并且地方政府目前本身是腐败盛行,它也不适合作为教育广大老百姓的精神导师.至于企业教育,不象日本以大企业为主，因为中国以小企业为主,小企业人员流动性高,所以不容易建立起稳定的企业文化.所以中国企业在教育职工精神文明方面作用也比较有限.所以目前中国没有一个机构能有效地承担起国民道德教育的责任，此外市场经济的引入也是不利于建设公民道德建设的因素。所以目前中国国民基本属于属于信仰真空的时代。而目前中国国民道德水平如果不能说是完全没有的话也是大国中最差的。相反，在78年改革以前中国人却有相当高的道德水准。那时没有市场经济这个对道德建设的不利因素，并且有中央政府一贯而有效的道德教育。
如果从社会财富的分配来看，苏联的体制社会财富的分配是相对最平均的。在苏联每个公民的医疗，养老以及教育都是国家负担的。美国在引入转移收入政策后也有很大改进。当然这方面还是差于苏联。这方面当今中国模式也是最差的。目前中国有世界上数一数二的贫富差距，虽然是大讲和谐，可是任何让富人和官员拿点钱出来帮助穷人的政策法令都难以出台。比如说尽管多年前就有提案主张富人公布财产和收入，好为实行个人累进税提供依据，可就是实行不下去。因为官员本身就是富人，他们根本不愿意把已经到手的钱拿出来。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过去喜欢标榜的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变成了富人（官员）专政。
如果从官员腐败的多少来看。美国模式的官员腐败是最少的。因为有公开的新闻监督，三权分立的制约和民主选举。苏联的官员腐败虽然是比较多，但它的腐败仍然是在体制控制之中。属于体制允许的腐败,其程度和广度都十分有限,比如在苏联和中国改革开放前,你就基本上没有发现什么百万,千万级别的贪官。中国当今模式除了有苏联也有的制度性腐败以外，还存在一种更大的地方政府无限权力和市场结合的腐败。存在用政府权力同市场利益做交换的腐败，这种腐败并不是中央政府允许的，可在目前这种地方分权体制下，中央政府也很难控制这种腐败。除非收回地方的决策权，而那样做又会阻碍地方经济的发展。所以目前的中国模式是官员腐败最多的模式。而美国是最好的，基本没有腐败的模式。在腐败这个方面.似乎有这么个规律,就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民众三驾马车,如果三匹马中,有积极性的马越多,腐败的可能性就越大.中国是三匹马都有积极性,所以腐败也就更多.其原因同一个基本的管理原理相同.就是在政府组织中,越是分权的体制,(虽然下级积极性会提高,工作效率也会提高,)就越是难以控制.还有一个规律:就是规模越大的政府,其腐败也越多.中国又恰好是政府规模最大的.所以腐败也最多.这方面的原因也相同于一个基本的管理原理,就是规模越大的政府也越难以控制.
五．中国模式存在的问题
（一）遏制地方政府腐败问题。
地方政府的腐败目前虽不能以一日千里这样的词汇来描绘，可大致地用十年翻十倍的程度来说,也并不为过.大家可以比较1980年时抓到贪官的腐败数量级别和2000年贪官的级别.是不是发展了100倍?如果说在改革初期这种腐败对发展还构不成重大威胁的话,目前的腐败实际上已经在相当程度上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并且随着腐败的进一步发展，其副作用必将抵消现有体制的种种优点而导致经济无法继续发展。
地方政府腐败阻碍经济发展的现象主要有：
搜刮：地方政府从利益出发，希望多收财政收入。这本无可非议。达到这一点有两个途经。一个是使GDP蛋糕变大。就是发展经济，然后以同样的政府收入比例就可以多收财政。这本是个好途径，有利于经济发展。很多地方政府在改革初期经济还不十分发展的时期，主要是通过把蛋糕做大来增加财政收入。所以这段时间经济会发展很快。可还有一种增加财政收入的办法，就是在已经有的蛋糕上多切一块下来。通过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在GDP中所占比例的办法来增加财政收入。这种方法会加重企业负担。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在那些经济已经有相当发展的地区(比如广东)，地方政府特别喜欢这么干,当然这样干在发展官员收入方面的确是十分有效,不过对发展经济就是反效果。多切蛋糕的做法主要有：乱收费，乱罚款，加税，禁止市民使用交税不多的生活方式，（比如禁止电动车和摩托车）强迫采用多交税的生活方式（迫使市民买汽车好多收税），高价出让政府控制资源（如土地）和许可证（广东办一个网吧要几百万）等。最近七八年，国家财政总收入每年的增长速度（百分之二十多）均高于经济增长速度一倍以上（百分之十左右），这就是证据。又比如现在的交通罚款比新交通法实行前增加了上百倍，罚款标准提高了四十倍，因此而造成广大车主的沉重负担。中国在涉及车的收费和税方面是世界最重的,比美国高十几倍.联合国世界银行的资料还表明，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政府负担最重的国家之一。
从财政支出的比重来看,我们能知道这种财政增加的性质。财政支出中，官员的高消费如吃喝，出国，用车三项目就达到每年6000亿元，占总财政支出的约20%。等于军费的两倍出头。这还不包括各政府单位的乱收费。多切蛋糕必定导致企业成本增加，竞争力下降。从而导致经济难以发展。目前这种多切蛋糕的做法已经显示出它的负作用，最近广东经济发展遭遇阻力，商人，工厂纷纷搬出广东就是明证。而内地有些地区还处于扩大蛋糕的第一阶段，政府负担的比重还不算太大，所以相对而言还具有更多的竞争优势。但如果体制没有任何改良，等经济有所发展后,这些地区一定也迟早会走到第二阶段的。
直到目前，对地方政府腐败的制约主要来自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反腐败的动力主要来自外部竞争的压力，它担心腐败过度会导致基层组织完全烂掉，从而会毁掉对外竞争的战斗力。甚至会导致政权的丧失。另一个原因是地方腐败会占用太多的资源，从而会对军事建设造成不利影响。（从这个意义看美国对中国的打压对中国起着一种延缓官员腐败的正面作用。）可是尽管中央政府有动力去反腐败，可是地方官太多，腐败现象太普遍，而查证腐败又难度太大。所以虽然中央时时会抓出些千万级别的大腐，也有几万小腐败被处理，，可对于腐败全局而言，虽不敢说是挂一漏万，可说那是冰山之颠，也是远远不够的。目前的形势是，腐败分子并不会停止，他们不怕牺牲，前腐后继。如果在江总上任时的大腐还都是百万级别的，那么等到他卸任时抓到的大腐常常都是千万级别了。最近时而抓出亿级大腐，搞得对贪污两千万的都只能判死缓了。要不然对亿级的怎么判呢？一句话，单靠中央政府的单边努力，只能稍稍迟缓腐败的发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要另寻其它途径。要从制度改革方面寻求重大改变.
（二）社会财富再分配问题
世界各发达国家政府普遍承担转移收入职能，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做得是远远不够的。多做些转移收入对国家和社会有几个好处。
1。犯罪率减少，公共治安支出也可以减少。
2．穷苦民众的教育和健康水平会提高，从而会增加民众生产力
3．穷人会扩大消费支出从而会增加内需拉动国民经济。
4．人民群众对国家认同感增加，会更紧密地团结在政府周围。在战前时期,国民团结就是对外威慑力.一旦对外战争爆发，这就是国民战斗力。
所以转移收入不仅是消费型支出而且是生产型投资。并且不仅是经济投资而且是政治投资甚至是军事投资.可转移收入虽然优点多多，又尽管中央政府大力呼吁建立和谐社会，意在推动地方政府多做转移收入。可从地方政府来看，钱就是那么多，（其实不一定）如果转移收入搞多了，官员福利就会减少了。用来搞基础设施投资的钱（可拿回扣）也会少了，由于利益冲突，所以各地方政府在转移收入方面动作都很小，属于敷衍了事的程度。这方面看也必须对体制作出改革.以解决地方政府行为方向问题
（三）精神文明问题
精神文明问题在国家发展的很多方面都有重大意义.比如减少犯罪,增强社会稳定,减少腐败,减少经济欺诈,和家庭稳定等.中国目前这种信仰真空状态,其社会代价是相当大的.过去中国那种靠中央推动来搞精神文明建设的体制,在地方分权后就必定会大大减弱.而地方政府行为基本上都是经济性的,也就是是说地方政府都是经济动物,它不会也不可能负担起精神文明建设的重大任务.这就是说,如果不进行重大体制改革,单靠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来推动,(要么是力所不及,要么是根本没有意愿).中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方面长期存在的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是不可能得到根本性改变的.
六.怎么做?:
虽然我们说了现行中国式发展模式存在的许多问题，但它还是有一个最大的也是具有压倒性重要性的优点，就是它目前仍有世界最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所谓的一俊遮百丑(实际上只有三丑)。在某种程度上,它也的确适应了中国这种人口众多,基础设施差,民间经济力量不足的国情.所以目前并不是要谈论对目前的中国模式做根本性改革，而是要谈论如何对其做出适当修正和改良，以发挥其优势，限制其不利方面的发展。通俗点说,就是要保住已有的利益,并以适度的(最小的)代价去争取没有的利益.通过这种改良,来进一步完善这种体制,达到一种改良型中国式发展模式.使之在保持高速发展的优势时,还能有效地遏制腐败,增进转移收入和社会和谐,并建设较高水平的社会精神文明.
因为所提的问题都是社会深层次的重大问题,所以并不能通过小打小闹的行政措施和立法来解决问题,必须要有78年搞工作重心转移那样的方向性决策,并对现有体制作出重大改革方能解决问题.那么主要的改革方向应该是什么呢?
改革前，中国实行的是苏联体制，每件事情都是由中央来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后经济问题已经改为由中央，地方和市场三方面推动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而在反腐败，和谐（转移收入）和精神文明三个问题上，目前都还只是由中央一家来推动，地方政府对反腐败根本就是消极被动的，群众则根本没有参与的渠道和权力。所以这方面工作还是没有有效的开展。现在的反腐败很象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批判国民党搞的片面抗战，就是政府抗战不发动群众。目前的形势是腐败遍地开花而中央政府根本顾不过来。比如广大的湖面上浮有十万个皮球，中央政府用十个手指想把它们按下去，结果当然是顾此失比，忙不过来。其实过去共产党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发动群众，发动千千万万人民来对腐败开战，那腐败当然就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当然，中央对发动群众反腐败有顾虑。怕群众性反腐败运动会失去控制，搞成民主化运动而造成社会动乱。这个考虑当然也有道理，不过发动群众的确是有效反腐败的必由之路。那怎么办？正确的做法就是在稳定和反腐败两者之间搞平衡。要寻找既能有效反腐败也不会对社会稳定大局造成损害的方法。其实这种方法本来就有，只是要我们稍稍花点心思去寻找。在较广大的范围听取建议，适当地做些试点工作，就一定能找到。类似，在转移收入和精神文明方面，中央也同样无法一手包办。也必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才能取得实际效果。
建议几个可能的方法：
1。用民意测验考核地方官，并对地方官做末位淘汰。
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现在做民意调查从成本上和准确性上都有很成熟的方法。做个市民电话调查，一千个样本，准确性已经可以达到95%以上，本人认为在成本上，和对社会稳定的危害方面以及民意测量的准确性方面都应该可以替代民主选举。是值得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特色新型民主的很有发展前途的好方法。此法成本不高，大约只有不到一千元（对比选举的动辙几百上千万的成本）对社会稳定影响很小。民意测验的准确性却很高。如果此法成功，就会给地方政府这匹脱缰之马套上一个民主的马鞍。让人民这个骑手做上去驾驭它。一旦有了人民对地方政府的驾驭，象乱罚款，乱征税，乱腐败，不肯搞转移收入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2．地方新闻反腐败
新闻反腐败是国际上普遍运用的方法。其效果也是非常的好。可中央对用这方法也有顾虑。怕引火烧身。影响社会稳定。咱建议来一种有限度的新闻反腐败，就是地方新闻机构可以民营，（可以一个个的试点）全国性新闻机构暂时不准。地方机构新闻可以反腐败，但只能反地方腐败不准反中央腐败，中央的腐败不是不反，为避免造成社会动乱。还是由中央自己内部来反。为保证这一点，可以考虑实行某种程度的新闻检查。这种方法加上民意测验法，基本可以遏制地方的腐败（不一定是根除），腐败减少了，必然会极大程度的改善地方政府和群众的关系。增进总体性社会稳定。某种意义上也会促进经济发展。（因为企业负担会减少）这样一来，又好比在地方政府这匹虽然能力强但野性同样强的劣马嘴上套上个笼头和缰绳，让人民这个骑手更方面地驾驭这地方政府之马。使人民对地方政府的控制更加有效
3．精神文明问题有两个方案可以选择，或者同时实行
A．就是在共产党内部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部门，就是精神文明教育部门。这个部门组织上要相对独立和稳定，总负责人要一定15年不变。这部门不要参与施政和权力，（政教分离）只做宣传和教育。政府部门人员（特别是党员干部）每周一个半天（周四下午）必须参加这种教育。民营和社会组织中可以慢慢打进去。只要求党员参加。其组织人员和宣传口径要相对稳定，不要一会说共产主义提前实现，一会儿又说只是初级阶段。这样变来变去只会削弱宣传教育的效果。其中的人员都要求要有高尚的人格，（人品不合格人员的要清除出去）这样才有资格做好人民的精神指导（榜样的力量）。宣传内容当然还是要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中合理和健康的东西。这部门的经费要以群众和党员捐款为主，、政府拨款为辅。（给个基本工资）这样一来可以激励他们把工作搞好，也就是说，工作搞好了，群众受到教育，那么捐款会比较多，工作人员的福利也可以改善。这样一来，这个共产党宣教部门在同基督教的竞争中（有竞争才有效率）还是有优势的，起码有基本工资发，并且国家部门和党组织也会给一定的行政援助。
B．就是开放基督教新教的发展限制，鼓励其在民间发展，当然其组织上要独立，不要允许其同国外组织挂钩。从世界范围看。有发达新教信仰的地区和国家，在经济和社会两方面都发展得比较好。所以政府也可以鼓励其多多发展，这样人民的精神文明程度必定会有较大的提高，政府还不用花什么钱。
结束语：
目前中国发展模式有其特点和优势，也有其问题。只要我们在保持稳定和发展的前提下，适当对现有的地方政府主导发展而又缺少控制的情况做些局部调整，使地方政府得到有效的控制，并改变那种缺少专门精神文明教育部门的情况，使问题得到解决，那么中国式的发展模式必将更加完善，国家也会发展得更好。中国有如此庞大的规模，外部对中国的影响都还是比较有限的。有句话说，战胜自己是最困难的，改革动力必定要来自中国内部。如果中国能能依靠自身力量，实行有效的改革，成功地消除目前存在的三个主要的弊端，加上一些其他的比较小的改革，再考虑到中国的庞大的生产能力和最多的人口。世界的未来一定会属于中国。
2008．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