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拿什么来制约快速崛起的资本力量
任何系统内存在多种力量,如果该系统要持续有效的长期发展下去,就需要系统内各力量之间的协调,任何一主要力量过强或者过弱,都会使该系统出现问题,甚至使整个系统面临崩溃。一个国家作为一个大系统存在,里面就有资本力量、政治意识形态力量、道德力量、军事力量、具有强制性的法制力量、社会舆论监督评判的力量、文化力量等等,这些力量之间是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它们之间如果能实现协调或者是大致的协调,这个国家才能健康持续的发展下去,否则,只要其中任何一力量过分强大,该国就会出问题,如现在世界上有一些军权国家,也就是军事力量在该国占统治地位,其他力量相对较弱,这些国家无论是经济、社会还是文化都是缺乏活力的。因此,国内各种力量之间的协调制衡是我国现在需要高度关注的问题。
我国自从建国后,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在20世纪六十年代,我国就初步建立起了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可是由于当时严峻的国际国内环境,国内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使我国国内政治意识形态力量过于强大,凌驾在其他力量之上,使我国经济社会系统内部各主导力量之间严重失衡,从而促使了我国十年文化大革命,使我国经济社会遭受重大损失。从20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初,我国实行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开放,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和积极引进外资,促使了我国经济社会飞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然而,事情总是有两面的,在我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经济发展了,资本的力量自然也就快速崛起。但是由于对其他方面有所忽略,使我国内部的各种力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以经济建设为纲,政治意识形态自然谈化,其力量也就大幅度降低,而资本力量迅速崛起;其次,在开放过程中,国外的各种思想特别是个人主义和实用主义等价值理念纷纷进入我国,冲击着我国传统的文化道德,导致了我国传统的文化道德几乎崩溃,而新的道德体系又没有建立起来,整个国人缺乏有效的价值信仰支撑,道德文化的力量在经济社会治理方面也显得苍白无力;第三,经济改革突飞猛进,而政治改革滞后,使得政治力量在社会治理中有效性明显不足,如中央政府的三令五申,而很多地方政府却依然我行我素,这无形中就增大了经济社会的运行成本;第四,我国民间的非政府组织发展比较落后,造成了社会舆论监督力量的弱化,使我国经济社会的自组织能力比较低,突出表现在,我国很多社会问题在地方没法解决,当事人就纷纷去中央上访;第五,我国虽然构建了很多法律,然而由于监督体系不完善以及传统人治观念的根深蒂固,法律在执行环节问题比较多,即法律的执行力不强,这使我国法律力量在社会治理中的效果大打折扣,等等。可见,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在经济实力大幅度提高时,我国的道德文化力量、政治意识形态力量和社会舆论监督力量以及法律力量都纷纷弱化,造成了我国经济社会系统中资本力量自然就上升为主导地位。
资本力量在我国迅速崛起并成为主导力量,由于缺乏有效的道德文化、政治意识形态、社会舆论监督和法律等力量的制衡,它就像脱缰的野马,在经济社会中横冲直撞,这不可避免的产生了很多问题。这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资本力量对地方政治权力的局部控制,产生了很多腐败问题。国家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地方上很多行为主体就片面理解为发展经济,赚钱是就是唯一的或者是主要的工作任务,一切都围绕“钱”转,地方上出现了很多的钱权交换,权利、权力、甚至生命都被某些官员当做商品,拿来交换,这时,资本已经牢牢控制住了权力,而官员的权力是人们给予的,资本控制权力,也就意味着资本控制了民生!如近来我国发生的一些重大生产安全和食品安全问题,里面就有资本对地方政治权力控制的因素。其次,资本力量对学术界的控制,使我国学术界目前在社会上还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独立阶层。现在,我国学术界的浮躁是有目共睹的,众多的学者们发文章、搞课题、到处演讲,无非是为了个人的物质利益,在这种情景中,他们纷纷拿自己的人格、道德作交换,沦为社会上强势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掌控经济社会话语权,影响国家的宏观决策,强化社会贫富差距,促使社会的发展趋向断裂。更有甚者,有些学者接受国外利益集团的资助,直接为他们利益服务,影响我国的经济安全,出卖整个国家的利益!还有,资本力量对媒体的局部控制,也严重地弱化了媒体的社会监督作用,使人们生活在被欺骗的世界里,直接剥夺了人们的知情权。
可见,我国资本力量的过分强大,对我国经济社会的长期健康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威胁,现在是必须对它进行制约的时候了。我们应该拿什么来制约这强大的资本力量呢?首先,要还权于民,藏富于民,让广大的人们群众拥有更多的权利和财富,以监督地方政府,制衡资本力量。其次,要重构我国的道德文化体系,结合我国的改革开放,进行全面的文艺复兴运动,唤起国人的思想反思和自觉。第三,要完善我国的监督体系,强化我国法律的执行力,同时,给予媒体更多的权利,增强其独立性,充分发挥它的舆论监督作用。第四,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民主制度,大力发挥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意识形态的作用,强化政治意识形态对资本力量的制约。第五,要适当发展民间社会非政府组织,增强民间社会的自组织能力,减轻中央政府的压力,使中央政府能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国家战略性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