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的制度供给与区域经济的崛起【上】
——论 顺 德 本 土 经 济 的 理 论 贡 献
·李 少 魁·
【摘要】做为珠江三角洲土地面积最小的县区，人口仅百万的顺德，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历史大变革的大舞台上，却屡屡扮演先行者的重要角色。是什么力量把顺德推上了历史的风口浪尖？是什么力量推动着顺德连续20多年的敢为天下先？是什么力量让顺德人撬动了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中外理论界普遍承认“中国经济奇迹”源自制度变迁。那么，制度变迁的起点在哪里？是小岗村的“大包干”，还是容奇镇的“三来一补”？再进一步，制度变迁的起点的原动力又是什么？科学发展观给30年改革开放一个很好的总结平台，本文作者认为，科学发展观的起点在于历史的总结，解放思想的起点同样也离不开历史的总结。作者从六个方面论述了顺德经济理论的贡献，并根据顺德地方政府一系列制度供给的史实，大胆提出“制度供给链”的假设，同时提出了邓小平理论与西方经济学理论之间某些耦合性的新观点。
【关键词】制度供给链 顺德 崛起 动力源
顺德做为一个小小的县域经济圈，在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屡屡扮演思想解放先行者角色，所以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顺德的经济奇迹，顺德的区域经济崛起的轨迹，顺德模式的价值和丰富内涵等等再度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相关课题的理论作品、文化作品、电视专题层出不穷，确实也值得大书特书，更值得深入探究。30年以来，“顺德奇迹”令许多文化人和理论家竞折腰；“顺德困惑”也令文化人和理论家竞折戟。如果有谁能够把20年以来数以百计的名学大家在顺德的演讲稿汇编成册，那肯定是一部名副其实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鸿篇巨著。
目前，在大量研究作品中，从纯经济理论的角度研究顺德的，相对比较少。本文以顺德本土经济的实证理论贡献为主线，力图阐明笼罩在顺德辉煌经济成就光环下面同样辉煌的顺德理论价值；力图搞明白究竟是什么力量推动着顺德连续20多年的敢为天下先？究竟是什么力量让顺德人撬动了中国经济制度变迁？如果能够找到这些问题的终极答案，就等于找到了科学发展观的出发点。
归纳顺德30年经济崛起的实践，笔者从六个方面力争全方位论证顺德本土经济在理论方面的巨大贡献，主要从制度供给理论为顺德可持续发展寻求动力来源。
第一节 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制度变迁起点的贡献
顺德人创造的“三来一补”是30年改革开放的制度变迁的初始化选择。通俗讲，“三来一补”是是中国改革开放“摸着石头过河”摸到的第一块“石头”。这是顺德人对改革开放的最伟大贡献。
人们习惯将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包产到户”做为中国农村体制改革的起点，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不是制度变迁的起点值得商榷。首先，发生在1978年12月小岗村的“包产到户”实际上是1960年邓子恢（即刘少奇、邓小平支持的）的“三自一包”的回归；其二，无论是“三自一包”或者是“包产到户”一直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都属于社会主义农村集体经济的范畴，土地所有权并没有私有化（现在正在进行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据说讨论的主题之一就是土地流转问题，可能触及到土地所有权）。从《新制度经济学》而言，属于技术变迁，不是制度变迁，“制度变迁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技术并没有指定制度选择。”〖1〗
而顺德人在1978年7月创建的中国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大进服装厂，则是在1956年公私合营、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在中国消灭了私有制企业的22年以后，悄然引入的海外私人资本。来图、来样、来设备的“三来”实质上都是私有产权的进入，是对当时公有制经济体制的突破，是真正意义上的制度变迁。
为了便于说明问题，笔者特别制作“中国改革元年若干事件的时间点对应关系”（见表1），将“三来一补”和“大包干”一起放在改革元年的历史大框架之中，就更加清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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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
中央最高层发生的 重 大 事 件 |
地方基层发生的 小 事 件 |
小事件的 历史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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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科技大会上，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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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决定给右派摘帽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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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全国、全党大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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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6日 ～9月9日 |
国务院务虚会议决定“放手利用外资” |
◎7月中旬，广东省顺德县容奇镇大进制衣厂悄然成立，成为我国第一个“来样、来料、来设备，补偿贸易”新型代工企业 |
由此揭开中国城镇工业体制改革和制度变迁的序幕，开创外源型经济新纪元。1982年国家工商局正式批准“三来一补”企业注册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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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提出“必须发展生产力” |
◎10月上旬，第二家“三来一补”企业广东省东莞县太平手袋厂成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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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 党中央为“四·五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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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8日 |
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同时强调“人民公社要坚决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稳定不变” |
◎12月19日，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 18户不想饿死的农民在一起赌咒发誓，签下分田到户“生死契约”，按下18个血手印（摘自 |
由此揭开了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两年后人民公社解体，社会主义农村集体经济全面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
中国改革元年重大事件与小事件的时间点对应分布
【表1】
◎ 表示大小事件之间可能存在的相对应关系
随后，“三来一补”成为以后成立的国家工商总局追认的企业新模式并立法规范之。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讲，这使得“三来一补”的外源型经济模式在中国进入了“路径依赖”的锁定状态。仅仅用短短
五年时间，没有经过任何政治运动的强化，一项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离经叛道的崭新的“三来一补”经济模式，就能够被纳入社会主义的制度化轨道，完成非正式制度到正式制度的演化，这在共和国40年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后来的经济特区，再后来的十四个沿海地区，再再后来的遍布全国各地的经济开发区以及今天的浦东开发、昆山开发、中西部开发，通通都是从“三来一补”的招商阶段起步。可以说，“三来一补”经济模式贯穿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全过程。
并非笔者要挑起制度变迁和技术变迁的争论，似乎是国内理论界疏忽了这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其实，“关于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解，一直是那些对发展的历史和制度方面感兴趣的经济学家和其它社会科学家感到困惑的”〖2〗。既然如此，理论界何不借助小岗村“大包干”和容奇镇“三来一补”两个案例，来厘清两者之间的关系呢？
笔者多年以来一直不明白，顺德人低调，只做不说，理论界至少可以写一些，说一说吧，为什么经济学家也不说？最近看到香港著名经济学
可以说，从30年前开始，顺德就一直处于主流经济学家视野的盲区，今天仍然如此。今年6月出版的最具影响力的《中国改革30年——10位经济学家的思考》巨著，吴敬琏、张维迎、林毅夫、厉以宁、周其仁、茅于轼等10位大学者都承认30年前中国发生了制度变迁，但是没有一位学者从制度变迁的起点说起，成了没有起点的30年；再例如西南地区某重点大学的纪念改革开放30年鸿篇巨著中，把“三来一补”说成是从深圳特区肇始。做为中国外源型经济的发祥地，做为“三来一补”的创始人，顺德县容奇镇和“大进人”似乎已经被历史遗忘在角落。
今天，主流派的学者的都有一个共识：中国改革开放30年，是造就“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奇迹”的30年，是改变了世界格局的30年。奇迹背后的答案是因为中国发生了一场制度变迁。但是，主流派的学者都不从制度变迁的起点说起，令人匪夷所思。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政治改革的起点，提出了一条新路线，吹响了解放思想的进军号。至于下面谁先解放，谁先起跑，从哪一个点突破，需要基层的干部群众去“摸着石头过河”。《新制度经济学》也是认为，制度变迁总是从一个小的、偶发性事件开始的。
从一开始，改革开放的最大阻力就是“无路可走”！因为从1956年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开始，中国人就告别了私有制，商品和市场经济都己成为最陌生的名词。再经过“文革”不厌其烦的“斗私批修”，商品经济早已是老鼠过街，尤其在农村，“资本主义尾巴”被割得相当彻底干净。一句话，通过四分之一世纪的彻底革命所缔造的公有制、集体所有制的一统天下，已经根除了商品经济“复辟”的内生条件！在中国工业改革开放的必须翻开第一页的时刻，必然会由一个人或一群人，在一个必然存在的地方，出现一个偶然的事件，形成一个突破口，让新鲜历史的路径由此而展开。什么样地方、什么样的人来翻开这历史的第一页呢？
一方面，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必须突破，经济制度必须发生变迁；另一方面，制度变迁的内生条件几乎不存在，也就是说城镇经济领域改革不可能采用安徽凤阳小岗村“包产到户”的模式去启动。因为在上世纪70年代的背景下，农业生产资料要素完全是内循环，农村改革仅仅是在集体经济前提下调整生产方式而已，几乎不发生交易费用；而城镇工业改革首先缺少市场和资本两个最关键的要素，不可能避开交易费用的门槛。做为制度变迁的初始化选择，唯一的希望只剩下“接引外资”，即外生条件。谁距离“外资”最近呢？广东、珠三角。毗邻香港，到处都是侨乡。但政治风险很大，一定要保证不能够落下“里通外国”的罪名。
珠三角虽然有500年的外埠通商历史，但广州是政治中心，不可能带头“造次”（变迁）；中山、江门、台山、东莞、惠州、顺德、南海、番禺虽然都是“侨乡”，但只有顺德、南海具有“百年巢丝工业”传统（虽然因为1972年“以粮为纲”填平了数十万亩的桑基田，已经斩断了巢丝工业的上游产业链），而且巢丝产业的集聚地就在顺德县的容奇镇，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的50年间，曾经是“日进十万银”的“广东银行”，也曾经是聚集过当时中国产业工人一半人数的风升水起的宝地。
诚如新制度经济学家所言：“历史是最重要的”，“人们过去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历史给了顺德人一次稍纵即逝的机遇。
于是，在1978年夏天，中国共产党热火朝天进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全国大讨论时候，顺德人凭借“春江水暖鸭先知”的百年经济智慧和1874年借用侨资兴办第一座机器巢丝工厂的历史经验积累，静悄悄办起全中国第一家“三来一补”外资企业——顺德县容桂人民公社辖区内的“大进服装厂”。是年秋天，东莞人也如法炮制成立了“太平手袋厂”。
于是，在中国共产党决定改革开放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五个月，在四大经济特区开创之前三年，在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之前五年，顺德人率先打响了中国外源型经济的第一枪！容奇人果敢地迈出经济制度变迁的第一步！遗憾的是，1979年秋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