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改革发展的新起点

  发端于1978年的中国农村改革，已经进入而立之年。
  30年，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可谓今非昔比。其成就的取得归功于改革开放，这已经是一个常识，没有争议。而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探路者、以市场为取向的农村改革，更是让农村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促进了农村的大发展。
  农村的大发展，不仅在于农村楼房林立面貌一新，农业多种经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大幅提高（从1978年的134元到2007年的4140元），而更显著的在于农民的职业选择从单一走向多元，活动半径由乡野阡陌扩展到繁华都市，大量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增收途径不再局限于农业而丰富多样。经历从“盲流”到“民工潮”，再到“民工荒”的几次演变，进城的农民工伴随着时代进步悄然成长，学会盘算和比较，知道拿着政策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开始升级为“新农民”，在漂泊中找准自己的定位，是进是退，是坚守还是回流，答案自在心中。
  农民行为的变迁，农村面貌的改变，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技术的提高，成为农村改革的典型成果和鲜明特色。改革已经不能满足于此。同时，获致这一改革成果的背景在发生变化，沿袭传统的思路和路径已不能为“三农”发展提供更多的动力，相反，如果改革过程中伴生的新情况、新问题不能及时解决，可能会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阻力，累积起来，不仅影响农村改革的推进，而且会影响整个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长期以来，农业是一个“多奉献少索取”的产业，为城市工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而自身却因缺少积累而落后于城市发展，城乡之间自然形成一道鸿沟。尽管新世纪以来，各种惠农强农政策密集实施，农业得到发展，农民收入得到提高，农村面貌不断改变，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乡二元结构仍然坚固，农村要素单向流动而“大失血”，由此导致城乡差距不断拉大，鸿沟不断加深。
  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如果这种趋势得不到遏制，将拖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如期实现。因为，“现代化的关键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已经成为一个共识，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全国的现代化，小康社会将停留在低水平层次上，而低水平和不平衡的小康社会不是我们的目标。由此，必须遏制城乡差距扩大的趋势，不断深化农村改革，拓展农村发展的新空间，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这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
  10月12日，十七届三中全会面对新形势，做出新判断：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基于这一历史判断，全会通过《决定》，坚持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来顺应亿万农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从此，中国农村改革发展进入新阶段，迎来新的起点。
  土地制度改革是一个重点，也是社会关注的焦点。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完善土地经营权的权能，确定现有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这是一个重要的政策宣示，给农民一个长期稳定的政策预期，其效应超越一般的经济措施带来的短期刺激。允许土地经营权以多种形式流转，符合客观实际，也为土地适当规模集中和土地充分利用提供机会，让农民从中获得一定的财产性收入。但要澄清的是，土地规模经营并不必然带来粮食总产量提高，而且必须重视土地流转之后生产的“非粮化”引出的粮食安全课题，通过政策和经济措施加强引导和鼓励；防止以片面追求规模经营而强迫农民进行土地经营权流转，侵犯农民利益。在当前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土地大规模流转，尚不适合中国国情。社会稳定是基础。
  农民增收是头等大事，也是最大的难题。拓宽农民增收的渠道，改革收入分配体制是关键。一方面，要坚持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增加科技投入，提高农业的产出效率，政府需要给予更多的支持，包括提供科技服务，培养新型农民；另一方面，设法让农民增加非农收入，为农民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增强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同时，为回乡创业的农民工提供金融支持和政策引导。此外，要让农民在公平分配中更多的获益，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加强农业支持保护体系建设很重要。农业补贴是一项重要的支持政策，需要加大力度，但需要加强管理，切实落到实处。调整和改革补贴政策势在必行，以粮定补是个有效办法。提高农业的组织化程度，对于提高农业抗风险能力和农民应对市场的能力大有裨益，需要政府切实支持。
  重要的是，要消除歧视。城乡之间的鸿沟要填平，必须要真正实现农民和市民的平等，打破城乡之间的樊篱，促进城乡之间要素的双向流动。从某种意义上说，城乡一体化就是要素市场的一体化。而目前，农村诸多要素无法和城市对接，制约了城乡一体化进程，直接导致农村发展的滞后。改变这一现状，是实现城乡一体化新格局的关键。(文/杨良敏 刊于《中国发展观察》杂志2008年第十一期卷首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