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萨诺瓦是个书痴

很久没有写东西了。懈怠于思考也懈怠于书写。

世界在急剧变化着，疲于应对的思绪被始终绷紧乃至变得僵硬。来不及整理的思绪凌乱地堆积着，在风起雨落中随时光的流逝而湮没了。

一本书映入眼帘——《卡萨诺瓦是个书痴》[i]。

想象和期待着一个“书痴”的故事：一个人因为书而单纯而丰富，因为书而幸福而痛苦，因为书而封闭而开放，因为书而纯洁而深邃；一个人因为书而形成独特的生命路径，因为书而绽放绮丽的生命光辉；一个人因为书而享受思考的快乐，体味生命别样的丰富和深远。

卡萨诺瓦（1725—1798）是意大利威尼斯人，一生从事过军人、外交官、剧作家、商人、间谍、评论员等多种职业。卡萨诺瓦同时还是个狂热的书痴。他曾经因为无神论而入狱。在狱中，他通过书籍与难友商量越狱计划，利用《圣经》传递越狱用的铁条。出狱后，卡萨诺瓦被一个波西米亚贵族雇佣为图书管理员，他将他惊心动魄的越狱经历写成了《逃离铅屋》。卡萨诺瓦翻译过荷马的《伊利亚特》，写作了《波兰动乱史》、《哲学家和神学家》、《道德批判随笔》、乌托邦小说《伊克萨梅隆》、十二卷的《回忆录》等等。卡萨诺瓦作为一个书痴和一个风流浪子一样著名。

还有比卡萨诺瓦更狂热的书痴。在托马斯.卡莱尔（1795—1881）[ii]的时代，一个叫布莱恩.库索普.亨特的人在神圣的伦敦图书馆门口饮弹自杀，原因仅仅是他正在阅读的某本书的第二卷找不到了。另外一个英国人对书籍的狂热和对亲情的冷漠让评价者无所适从。二战期间，伦敦正遭受法西斯的轰炸，埃维林.沃准备携全家逃往乡下。当他将书籍装满车子之后，已经塞不下他的儿子，于是他带走书籍而将儿子留在炮火之中。

但写作或者书籍并不仅仅意味着神圣和荣光，也不总是那么意味深长。更多的情况下，人们写作不过是为稻粮谋，而且写作所收获的稻粱也往往不能使写作者丰衣足食。中国人所说的“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不过是穷酸的读书人的黄粱美梦。在18世纪的伦敦，有一条寒士街，那里充斥着落魄的文人，他们卖文为生，艰难维持着基本的生存。就算到了现代，作家们的境遇也没有多少改观。20世纪的美国作家兰克.苏洛威，一生写作，到了50岁，还没有一辆汽车，也没有能力结婚。作家和农民似乎有很多可以类比的方面，比如，农产品丰产意味着农民收入的减少（但最近美国人用粮食喂汽车似乎改变了粮食的需求价格弹性），对于作家也是这样，作家人数及作品数量的增加也意味着作家平均收入水平的下降。从1960年到1994年，美国《读者文摘》给作者支付的最高稿酬，从6757美元下降到2699美元。

写作和阅读，最初只能是贵族的消遣。按照凡勃伦的说法，同体育和宗教以及战争一样，写作和阅读是有闲阶级实现歧视性对比的一种消遣。后来，随着剩余产品的丰富和贵族想象力及创造力的消失，产生了“代理有闲”和“代理消费”，专职作家开始出现。但是，即使专职，作家并不独立，作家还是贵族消遣的附庸。像乔叟这样的伟大作家，其一生都在为贵族的消遣而写作。直到莎士比亚的时代，情形还基本如此。职业作家的出现，应该是现代社会的产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推动了分工和专业化，也推动了作家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在这个意义上，作家与无产阶级有着可以类比的方面。无产阶级由于被剥夺生产资料而成为自由的劳动力出卖者，成为生产资料所有者的雇佣者。作家同样是没有生产资料的人群，不过他们通常没有稳定的雇佣者，他们通常自称为自我雇佣者或自由职业者，不过，这种自我雇佣不需要为自己支付工资，这种职业的自由也蕴涵着更频繁的饥饿和寒冷。

失去依附的文人或者知识分子面临市场的严峻和无情，个体人格的分离和群体地位的分化成为现代化的一个典型结果，固守传统或迎合市场决定了知识分子命运的分野。在英国作家乔治.吉辛的《新寒士街》中，抱残守缺的里尔登坚守理想主义，其最终的结果是生活陷入困顿，最后被妻子抛弃；而迎合市场的米尔维恩不仅赢得了写作的成功，赢得了财富，也赢得了里尔登的妻子。197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贝娄的《洪堡的礼物》中，作家洪堡和其弟子西特林演绎了相同的命运。洪堡一生坚持理想主义的写作，但是，现实的物质世界不能容纳他的理想，最终，洪堡潦倒而死。西特林秉持导师的理想，遭受的是同样的命运，作品没有市场，财产也被搜刮一空。借助于洪堡遗留的一个提纲，西特林转换写作思路，采取迎合市场的策略，终于取得了成功，摆脱了物质危机。但是，西特林最终却陷入更加深重的精神困局。

现代化是一个摆脱一切传统束缚的过程。坚定的革命者敢于蔑视一切障碍，能够摆脱一切束缚。在商品世界的洪流中，货币是主宰一切的上帝，理想和信念除了作为装饰物，只有落伍者才会当真。于是，在商品的洪流中，在市场的主宰下，利润的法则就是写作的法则，如同乔治.吉辛所说：“如今的文学就是一种生意，……那种成功的文人正是手腕高明的生意人。”于是，法国作家乔吉斯.西默农（1908—1989）写作的时候，要在门上挂上“请勿打扰”的牌子，要把办公室的窗帘拉下，还要把五六只烟斗塞满。这样的高效率，使他在1924—1931年间，写作出版了将近200本通俗小说。还有一部写作机器同样效率很高，美国作家萨克.阿西莫夫（1920—1992）给自己规定每分钟打字90个，每天工作12小时，他一生出版了400多本书。还有效率更高的作家，本书作者汉密尔顿将其称为“写作牲口”。巴西“通俗作家”罗齐.爱侬在10年间用39个笔名出版了1500多本通俗小说！爱侬的作品其实不是创作出来，而是制造出来的：爱侬为自己制定了一个写作公式，要求自己每天写够三本书的工作量。其中，每本书至少包括五次谋杀，2个浪漫爱情故事，20个人物。当然，爱侬一个人无论如何也不能完成如此繁重的写作任务。不过，他有一个写作生产线，他所要做的，只是每天给生产线发送写作指令。想到书籍居然是用如此的生产线像生产快餐面一样生产出来，想来每一个对书籍还抱有幻想的人都会大倒胃口。

作为一种谋生手段，作为一种现代化生产方式，写作已经失去神圣光环。有关书籍的神圣依然存在，不过，讽刺的是，这种神圣存在于偷书行为中。

“窃书不算偷！窃书是读书人的事！”当我们听到孔乙己为自己的偷书行为如此辩护时，会感到他的天真和幼稚。可是，偷书不仅是孔乙己这样穷途末路的潦倒文人，那些显赫者也有偷书的习惯。

罗马教皇“无辜者十世”巴蒂斯塔.庞费利（1574—1655）年轻时参观一家私人图书馆。出门时，庞费利拒绝管理员的检查，争执中，一本珍品图书从他的袍子下掉出。庞费利当上教皇后，没收了这家图书馆。红衣主教多米尼克.帕什内在担任梵蒂冈图书馆管理员时就经常监守自盗。后来，他到一家修道院视察工作。进入图书馆后，帕什内要求随行人员离开，留下他一人进行“研究”。他的研究工作不过是将图书馆的珍本从窗户扔出去，以备离开时打包带走。大学教授们干这种勾当也很在行。巴黎大学教授利布里-卡鲁西以科学研究为名，从各大学偷走了18箱图书。

在所有的偷窃行为中，偷书是最容易被谅解的。甚至，偷书被认为是一种有些浪漫甚至有些神圣的事情。人们往往有充分的理由为（自己或别人的）偷书行为辩护，而这种辩护，在读书人中间会得到不同程度的认同。比如，

“书籍是关乎思想的，而思想被认为是免费的。”

“不为出售只想保留的情况下，偷书不算罪行。”

“西塞罗说，一个没有书的房间就像一个没有灵魂的身体。因此，偷书就是为了寻找和充实自己的灵魂。”

“仅次于有文化的事情就是显得有文化，因此偷书即使不是在弘扬文化，也是一种有品味的行为。”纽约公共图书馆的一位管理员有两套公寓，一套居住，一套用来存放他监守自盗的图书。他根本不看这些书，他只是喜欢呆在书堆里。

 在上帝的教诲中，严禁人们偷窃。但是，对于偷书者来说，这可以成为偷书的一个理由。“没有《圣经》，我如何知道上帝的教诲？”于是，《圣经》成为被偷窃最多的图书。既然人们喜欢偷窃《圣经》，利用这种心理传播福音岂不便利？在福音传播组织的资助下，《圣经》成为一些宾馆里像牙膏和香皂一样供客人自由取用或偷窃的消耗品。

图书馆管理员阿兰.罗宾斯充分理解偷书人的良好愿望，他说：“偷书的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一些人。”

但是，就算有着美好的愿望，也可能酿出罪恶的后果。1830年代，西班牙修道士唐.维森特因为偷书被判处绞刑，临死时，他表现得大义凛然：“每一个人早晚都会死的，但是好的书籍必须被保存好。”

就算有牢狱之灾，偷书人依然前赴后继。美国“藏书家”斯蒂芬.布隆伯格在其20年的偷书生涯中，席卷了美国的45个州，哥伦比亚特区，以及加拿大的两个省的268个图书馆，供偷窃了23600本珍贵图书和手稿，重达19吨，价值2000多万美元。布隆伯格被捕后，律师以精神不健全为由为他辩护。陪审团当即予以驳回：任何一个有偷书欲望的人，都一定是精神健全的。只有精神不健全的人才不想去偷一本不属于他们的书！——这给了偷书又一个正当理由。

用一个周末读了这样一本内容杂乱的书，得到的就是这样一堆杂乱的印象。

不过，这不能算是上当，因为作者开篇就警告过：

“研究书籍、读物以及人类的最好方法就是不要太把他们当回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