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41岁，头发很黑，发根全白。“我每隔一个半月要染一次头发”，这种“习惯”，袁家军已经“保持”了6年。1997年的半年时间内，他的头发由黑变白，身体几近崩溃，因为这时，“神舟号”飞船系统的研制离夭折仅差一步。
袁家军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神舟号”飞船系统总指挥
早到的一场大雪，北京这两天的气温总在零度上下徘徊。
11月8日。呼吸着冬日清晨寒冷的空气，袁家军像往常一样跑完了三千米。下午，这位大学时代的“活跃份子”、“校园歌手”将参加一个校友聚会。而昨天，在“庆祝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圆满成功大会”上，作为“神舟号”飞船系统的总指挥，他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领导做了汇报发言。
荣誉和成就都是空前的。
袁家军的精神显得极好。他解释：锻炼让自己保持了一种高昂的激情，“而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些年我能一直受到成功的激励，这对于一个科研人员来说特别重要“。
从1996年被任命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兼任“神州号”飞船系统第一总指挥到现在，由他负责研制的20颗卫星全部一次性发射成功，这其中包括了世人瞩目的载人飞船“神州五号”。
“我国航天领域的每一项工程基本上还是一种国家行为，由于工程责任重大，耗时又长，一个人参与了一个什么样的工程，很可能就跟他一生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袁家军说这番话时表情严肃：“没有节假日，没有休息，如果一个人的职业生涯到了最后，参与的项目仍然没能成功，人的心态和精神面貌将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巨变。”
在这个需要不断投入，却根本就无法预知结果的高科技领域里，袁家军觉得，自己的努力很幸运的得到了回报。
袁家军是一个理想实现得颇为顺利的人。
这位当年骑在父亲肩膀上，听着收音机里的《东方红》，满天寻找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的“小航天迷”，1980年如愿以偿地考入了北京航空学院（现在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四年后，又考上中国空间技术学院飞行器设计专业研究生，毕业之后留在研究院飞行器总体设计部工作。
对他真正的考验出现在1995年夏天，这一次，袁家军必须做出抉择。
那时的袁家军升任研究院下面一个所的副所长还刚刚8个月，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当时我还在找自己的位置”。
在事前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袁家军被叫到了院长办公室，里边儿，院长戚发韧和党委书记张浩正等着他。
两位领导的话不多，却表达了三个意思：载人航天是一项跨世纪的工程，现在到了非常关键的时期，需要挑选一位年富力强的同志来参与这项工程的组织领导工作；能够参与其中，本身就是一种光荣，组织上已经选中了你；希望你能够考虑。
袁家军当时感到非常的兴奋，“组织上把我当成了一个优秀的年轻人。”
但同时，在研究院已经工作7、8年的袁家军也深知，载人航天是航天器技术中最为复杂的大系统工程，尽管国家下了决心进入这个全新的领域，但由于投入过于巨大，研制工作一旦出现反复，整个工程很可能就会半途夭折，而对于个人来说，这意味着多年的心血白费。
袁家军一夜未眠。最终说服他的是两句反问：“载人航天是中国人千年的飞天梦，不就是因为难才称为‘梦’，不就是因为难才称得上光荣吗？”
“作为一个年轻人，一生有这样机会的人不多，为什么不把握住它？”
心意已决的袁家军只感到：“挑战太大了，实在是太刺激了。”
袁家军高考填写大学志愿时，曾有过在志愿表上只填写“北京航空学院飞行器专业”，其他栏一律填上“不服从”的经历。
而这一次他也没有打算回头。
不到33岁的袁家军接受了“神州号”飞船系统第一总指挥这一任命。
从搞卫星设计转到载人航天领域，袁家军不得不从“不要让自己说外行话”开始。
袁家军的超负荷运转也由此开始。
那是一段几近疯狂了的工作、学习的日子。尽管骑自行车袁家军的家离办公室也就十来分钟的路程，但他几乎泡在了单位，累时就铺上一块塑料布，睡在办公室的地板上。
“国内外关于航天项目管理的资料，能找到的我几乎都研究过。”袁家军说。
1997年夏天，国家投资10亿的航天城项目到了最紧张的时刻，而此时载人飞船的研制也正进入一个艰难的阶段。
那段时间，袁家军不得不天天呆在现场解决问题，但是，出现的问题好不容易才解决了一个，紧接着又会来一拨。
“那真是叫做苦海无边呐”。尽管是回忆，袁家军仍一副痛苦不堪的神情。
由于载人飞船的研制进展不明显，“有上层领导认为，不应该再继续这个项目”的消息不时传来，袁家军内心的压力一次次地被推向崩溃的临界点。
在半年的时间内，他满头的黑发几乎全部变白。大学同学对那时的袁家军的记忆是：脸色发黑，嘴唇青紫，面颊凹陷，根本就看不到一丝大学时那个体育健将的影子。
因为焦虑，连续一个多月失眠，袁家军出现了发烧和经常性呕吐等症状，他被送进了医院。
这个夏天，袁家军发烧三十九度多，连续十天不退。
袁家军高考时，最优秀的一门功课化学考“砸”了，极度的懊恼让他的胃从未有过的痉挛起来，疼痛难忍。尽管他的耳朵上扎着针灸使用的六支针，那天下午的考试，他仍然拿了满分，
这样的故事显然还在继续。
病床上，袁家军开始了一次“自我检讨”。他认为，尽管是疲于奔命，仍然不能将工程顺利进行，问题肯定是出在工作的方法上。
出院后，他很快完善了一套“计划管理系统”。袁家军提出的要求是：要把飞船研制变为例行公事一样简单。从此以后，对于每一个即将进行的项目，他会事先带领技术人员制定一个详尽的计划流程表。
“这个流程表经常是几米长”，袁家军捏着小拇指比画着“上面的字体比五号字还小得多”。他要让每一个工作人员都明白自己要干什么，什么时候干完、达到什么样的质量要求、怎样和其他工序衔接。
“神舟号”飞船系统开始在“计划”中稳步进行。
为了让自己在工作中保持体力的充沛，袁家军每天早晨会坚持跑上三千米，人在北京，他还会每隔半个月爬一次香山。
如果要去基地指挥项目，时间超过一个月，他就会带上一个CD机，袁家军喜欢在工作之余听古典音乐或者歌剧。
从音乐当中，袁家军认为自己有不小的收获。
“要完成好一个项目，犹如一个交响乐的指挥要完成好一次表演”，他说，交响乐要达到整体的和谐，关键在于每一个音符之间的和谐，所以每个人的演奏都是关键，而对于一个项目来说，每一个关键的环节都有一个关键的人，领导者必须学会“倾听”，才能知道如何指挥，如何使得一个项目整体“和谐”。
“音乐可以带给人振奋与激情”，袁家军说：“我们所从事的工作需要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
袁家军最喜欢的音乐家是马勒，而马勒的音乐的特点是悲壮之中透露着激情。有些偶然的是，这似乎与袁家军对自己事业的理解暗合。
人物档案：
1962年9月出生于吉林通化
1984年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飞机设计与应用力学系
1987年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空间飞行器设计专业硕士毕业。荣获过第11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2001年度全国先进科技工作者、2002年“中国青年五四奖章”等称号或荣誉。现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系国际宇航联副主席、中国科协常委、全国青联常委，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文/胡海卿/文章发表在南方周末《名牌》杂志2003年12月号封面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