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与研究文化

                                                 古清生

上海大学举办了一个“文化研究的可能性”研讨会，据报研讨会有沪上名知王晓明、蔡翔、罗岗、吕新雨等开言讨论，说到中国文化研究由热而冷，且补上一句：如果是我的孩子，我更愿意把他送到文学系里面去，而不是专门学文化研究。话已至此，其实文学系也别送了，以此观点论，读商学或行政管理学可能更有价值。

文化研究由热而冷，在中国社会应该是才开始进入文化研究的常态。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文化一词由过去的革命扩散到其他领域，直至到了洗脚文化。此般的恶俗，堪称世界之最了。如此的文化热，到底与文化有无关系呢？说起恶俗文化，有必要提起同是上海人的余秋雨，现在上海执教的朱大可，索性将余秋雨的文化说成是余秋雨的口红。

余秋雨热恰好是中国文化的升温期，言必谈文化，这令人感觉中国社会文化已经好热了，在这个虚假热潮中，一批文化研究机构应声而立。而政府又有一个文化部，有了常设机构，讲文化是文明的表现，各文化部门需要做出成绩，各样因素集合，必然闹得文化风生水响。当年各城市叫得最响的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也正应合了朱大可的“文化口红”说。以余秋雨为例，每到一个城市，都不吝啬地给城市冠上一顶文化的帽子。他给过深圳许多文化假说，1995年说:“深圳是中国文化的桥头堡”；1996年说:“深圳有条件建立深圳学派”；1997年说:“深圳最有资格做总结20世纪文化的事——掌握20世纪中国文化的结算权”；2003年说：“深圳在发展大众文化方面有独到优势”；2006年说：“华联城市山林一方面在表现自己的文化等级上做对了”……诸如此类的文化发言，应该与严谨的学术的文化研究没有关系。

那么，以此为参照系来判断中国社会的文化冷热趋势，本身也是一场文化空论。中国要不要文化研究？大学要不要设文化研究一科？显然要的，一个学科的设立，冷与热跟它没有关系。否则，政府也没有必要设一个文化部。但是，如何开启文化研究，那又是另一回事情。薛毅教授认为，“……如果是我的孩子，我更愿意把他送到文学系里面去，而不是专门学文化研究”，则将文化研究重新低俗化。

文化研究设立专门学科，应该设在博士这一档上，研究者自身需要有一或二个基础专业的学术背景，这与送子去上大学讲本科搭不上界。之所以现在的文化研究难以进行下去，以及难出成果，正好是研究者欠缺基础专业的背景，一个没有建筑专业背景的人研究建筑审美文化，就会闹北京上世纪建西式高楼加中式琉璃瓦小盖子的笑话，一个没有动植物专业背景的人谈生态文化，大约也只能浅到绿化的程度。同时，研究方法也是一个问题，当下中国的文化研究除了考古学深入地层挖掘之外，其余大多数浮于社会表层，或关在研究所闭门测度，对社会群体跟踪采样，综合统计的基础工作极其节省，导致文化研究成为最为浮浅的学术活动。

文化研究终究是一个小众学科，如同哲学研究一样，它与就业和发财没有关联，它要是一个热门学科那是一件怪事。因此，讨论文化研究的可能论到了冷与热，论到了以文化研究吃饭的份上，也只能是发生在中国这片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