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但凉州人追求的，却是另一种价值。
因为相对封闭的生活空间，极少有外界的喧嚣扰乱心灵，凉州人便有时间去思考一些也许已淡出大部分温州人视野的诸如灵魂和信仰之类的事。因为历史文化的深厚，几乎每个凉州人都有着哲人的深邃。他们眼中，人的一辈子如同过桥，那“过”便是目的。要是你过于贪婪地想在那桥上做些事或是造房子，是很滑稽的事。我的朋友讲过一个温州人的故事，他身患绝症，却仍到处买房炒房。当我将这个故事讲给凉州人时，他们会无一例外地冷笑。他们会说，霸了千贯霸万贯，临亡了霸下四块板。那四块板的意思是棺材。他们认为，那些追逐金钱的温州人真是莫名其妙。他们为啥不好好享受呢？难道他们不知道，世上的钱是挣不完的，而人的生命只有一次？
明白了无常的凉州人总想建立一种岁月毁不了的价值，或追求功德，或献身艺术，或信仰宗教。只以文学为例，有全国影响的凉州籍作家就有好几十人。短短几年来，凉州诞生了一批有相当影响的作家和作品，被文学界惊呼为“凉州兵团”。
自以为“想透了”的凉州人总爱想一些生命的意义和活着的理由之类。这一点，具体体现在浩如烟海的凉州民歌中。有时，活的理由比“活”的过程更重要。为了这种活着的理由，他们宁可放弃生命。这种理由有时很大，可以承担历史的责任。比如，凉州有本地方志书，是由私人一代一代记录修订的。从明朝初年到当代，不曾中断过。凉州大地上发生的大小事件以及民俗风情、民众心态、诸多人文资料，尽录于书中。老一代人死了，便将它交给少一代，一代一代，经历了明朝、清朝、民国，直到今天。这便成了那些读书人活的理由。他们那活的理由，跟我用二十年生命写一家农民是同样的性质。
当然，更多的时候，凉州人活的理由可能仅仅是爱。我在《白虎关》中塑造的莹儿就是这种凉州人的典型。她为了能守住一个“盼头”，忍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命运磨难。为了爱这个活的理由，许多女子可以放弃不活。于是，老有自杀的烈性女子。在凉州民歌中，有很多这样的内容，比如，“绳子拿来背绑下，柱子根儿里跪下。刀子拿来头割下，不死是这么个做法。”“桂花窗子桂花门，老天爷堂上的宫灯，杀人的刀子接血的盆，小妹妹没有悔心。”
我曾写过一个小说《新疆爷》，就取材于一个真实故事，塑造了一个典型的凉州老人。他于新婚之夜被马匪抓兵到新疆，他哥将他的新媳妇卖给同村人。他逃兵回来，却毫无怨言，一生未娶。他只是每日里卖些水果之类，将卖得的钱送给他以前的媳妇以贴补家用。他啥也不为，只为了心中那点儿曾叫他温馨过的东西。他很像旷野里放歌的凉州歌手，独自放歌，自我陶醉。听他歌的，或许是静默的大漠，或许是蠕动的羊群。他才不去管别人是不是在听。他唱歌时，决不会想到出场费之类的。他的唱歌，出自灵魂，流向自然，这仅仅是生命的需要。他甚至不需要有欣赏他的人，哪怕天地之间，只有他一个人，他也会放开歌喉，唱出他生命里最美的歌。唱歌成为他最大的生命理由。唱歌不是为了表演，唱歌本身就是目的，是一种生命的需要。凉州人唱歌和职业演员最本质的区别是，演员学歌唱歌是为了“用”，而凉州人唱歌是因为“爱”。爱是他们活的理由，也是他们活的意义。
同样，爱也是我创作的理由。我的写作是因为爱，而许多作家的写作是因为用。这是我们本质的区别。所以，当我找不到写作的理由时，我宁愿不写。所以，许多时候，我更愿意放下文学，或进行宗教的灵魂修炼，或参与一些有意义的活动，比如，我主办的雪漠文化网就和天津市蓟县一中红十字会联合倡议了“西部志愿者爱心读书工程”。这是一个没有起止日期的“工程”，我们将像愚公移山那样，用一代或几代人的努力，干这一件有意义的事。现在，我们已为甘肃贫困山区募捐了近两万册图书。我们还将建立连锁性公益图书室，免费为当地农民和学生提供图书借阅服务。我认为，这些活动甚至比我的创作更有意义。
想明白了的凉州人只要守住那个活的理由外，便会找乐子享受生命。最常见的享受是喝酒。凉州有名的企业总是酒厂，河西走廊于是成了河西酒廊。许多时候，几瓶酒就能叫凉州人快乐一天。此外，还有许多乐事，比如打麻将。一到夏天，凉州人就会聚到许多林中，像核桃园……那儿是铺天盖地的麻将桌和惊天动地的麻将声。
凉州人文性格跟温州人是两个极端：温州以“不安分”为乐，凉州人以“安分”为本。不安分的温州人能只身渡大洋，到人生地不熟的异国他乡建立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当年，程志平跟三百个温州青年一起，乘着油轮，从上海起程南下，经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穿过红海、地中海，抵达法国马赛港，开始在工厂打工三年，没能实现致富梦想，便再渡大西洋，到达非洲加篷。程志平最初身无分文，后来竟成为非州某地的首富，成为非洲历史上第一位华人州议会议长，他的儿子让•平现已成为加篷的外交部长……温州文化中不安分的基因和良好的传统善文化基因，成就了像程志平这样一批又一批的温州人。
而凉州的安分同样造就了一批凉州人，十几代务农为生者比比皆是，一抔抔掩埋了一个个安分守己的灵魂。
记得小时候，凉州城就是我最遥远的梦。我的父母，我的爷爷，他们脚步能到达的最远的地方，就是凉州城。几年前，我成为专业作家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着我的父母来到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吴金海老师带我们去了杭州。泛舟西湖时，我憨厚的父亲只是惊谔地张大了嘴，他说不出一句话。我母亲却“乖乖”个不停。她说出了一句很经典的话：“我们是盆盆子下面扣着长大的。”
一代代凉州人沐浴的，是“贤孝”中渗透的文化营养。这是一种用三弦子弹唱的曲艺。最能代表凉州贤孝之魂的，是一部叫《吕祖买药》的贤孝，它以神话故事的形式，从始到终都写了一种和平智慧，吕洞宾向药铺老板――其实是观音所化――买四种药：父慈子孝家祸散、兄宽弟忍顺气丸、妻子贤良消毒因、一切随缘化气丹。那么，如何制造这四种药呢？用本分――为人要本分――四两、孝顺――为子要孝顺――三钱、老石头――做人要实在――做个因子、好肚肠――做事度量要大――放上一条，将此四般药材放到“容人案”上切——意思是要宽容，放到“宽心锅”里炒――还要将火星儿盖住，放到“三思”箩儿里箩，如此等等。这类制药的过程，就是教化人的一种方式。千年来，民歌和贤孝一直这样教化，凉州人的心态就变了，人们就会相对变得爱好和平，不爱争斗。在凉州人眼里，所有的罪恶中，杀戮是最缺德的事。
在凉州，从来没有像“赵氏孤儿”那样的复仇故事，凉州人总是说：“冤家宜解不宜结”、“得饶人处且饶人”。凉州人知足常乐，没有侵略性，没有排外性，任何人到凉州都能生活得很好，他甚至可以活得比当地人更好，凉州人不会羡慕他，反倒可能会同情他，我老听到凉州人说：“哎呀，外地人真可怜。来到这儿爬街台子。” 凉州人把开店铺经商叫爬街台子，他们眼里，爬街台子是很苦的。凉州人决不欺负外地人，反而对他们有种由衷的同情。
凉州人讨厌暴力，爱好和平。我曾在上海图书馆举办的那场题为“西部民歌和文学精神”的讲座中重点强调过这一点：民歌和贤孝中渗透了和平的理念。被和平理念熏陶了几千年的凉州人骨子里是看不起那种被称为“智囊”的人，称其为“软蛆”――就是那种在屎尿里乱滚的苍蝇的卵。三国时，凉州人贾栩当过曹操的谋士，但凉州人津津乐道的仍是诗人李益和阴铿。凉州人对文化是相当尊重的。他们宁愿用土块擦屁股，也不会把有字的纸当手纸。农民们修建房屋时，都会在庄门上面放上书。他们对文化有一种由衷的敬畏。不过，他们将“贤”和“孝”的位置更放在了文化之上。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做人高于作文。
所以，凉州人对于商场那种血肉混飞很厌恶。他们想，穷了穷一些过吧，何必像瓶子里的毒蜘蛛那样你咬我，我咬你。他们知道，无论咬出个啥结果，输了的，最后是一个棺材结账；赢了的，同样也是一个棺材结账。
我曾在中篇小说《长烟落日处》引过一首凉州人传唱了几百年的歌谣：
终日奔波为充饥，有了吃的便想衣；
衣食两样都具备，又嫌庄房少供基；
庄房田地都齐备，房中缺个美貌妻；
娶了娇妻生了子，又嫌没有骏马骑；
槽头有了高马匹，又想当官把人欺；
当了知县想知府，当了宰相想登基；
成了天子登了殿，又嫌没个上天梯；
若非此人大限到，当了玉皇还嫌低……
他们说，争来斗去，真没意思。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