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思想大家谈》之十

 

我的大舅，是个“四类分子”。什么叫“四类分子”？年轻人可能不知道。“四类分子”是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村里所谓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

大舅家的成分是“中农”，肯定与“地主分子、富农分子”粘不上边，那就只能在“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中寻找“根据”了。记得妈妈曾经跟我们兄弟讲过，解放前外公家很穷很穷，她也是听外婆说的，有一天外婆在小溪边洗衣，大舅手里拿着一根烤红薯跑到跟前与她辞别：“娘，两个弟弟在屋里耍，妹妹在摇篮里睡，我‘吃粮’去了”，眼泪花花，拖也拖不住，头也不回地去了。从那天起，外婆外公，终日泪水洗面。过了几年，来信了，说他在国民党的北伐军里当排长了，还不时地寄回一块、两块大洋以补家用。再过几年，又说是当上营长了；又过了几年，返乡了。回家后，用在枪林弹雨中、以命换来的几十块大洋买了几亩地，娶回了我的大舅妈，过起他自己的小日子。由于见过世面，当过军官，以后有人推荐他当保长，他也就半推半就地干了几年。这就是大舅的全部历史，也就是这个历史，他便成了“反革命分子、坏分子”，至于是“反革命分子”，还是“坏分子”？没有谁说得清，反正是比“臭知识分子”还要坏的“分子”，人民必须将其予以“专政”，我们贫下中农亲戚则必须与其划清界线。

俗话说：“娘亲舅大”。每到过年时，我们兄弟仨是要给舅父拜年的，但我们只进二舅家的门，他是地地道道的“赤贫”，一个老实得不能再老实的农民，倘若不信，可以对着看看我那“丈”表哥。隔壁就是大舅家，别说进门，我们就是连到门口望一眼都不敢，实在要从门前过，也是偏着脑袋快点走。而大舅，那一天则就整天困在小屋里，我猜想，他可能是怕碰见我们，以免大家都为难。我们就是这样与大舅彻底“划清界线”的，然而，大舅的阴影仍然是笼罩着我们全家几十年，我当年在邵阳市二中读书，组织上想发展我入团，就是因为我这个大舅而“政审”总是过不了关，最后，一次一次地化成了泡。

我不是有三个舅吗？那就顺便也说说我三舅。“一母生九子，九子九个样”，三舅生来性情就活跃，解放初期没有户籍限制，他便一人闯进了城，据说是因为作生意，犯了“投机倒把”罪，以后，他与我们家也断了来往。只是后来，我有一次在大众电影院作讲演，事后有人告诉我，年迈的三舅也挤在水泄不通、汗流满背的听众中，并悄悄地对他说：“那是我的外甥，是我妹妹的崽”。还听说，妈妈因病无钱治而死于49岁时，三舅为不能为妹送终而大哭了几天。我也曾数次想登门看看三舅，但在那“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我一个十几岁的中学生却一直“有那个心，无那个胆”。

几十年过去了，不知道舅父们是否都等到了“1978”，反正他们都先后仙逝了。而我，总有一种“对不起前辈”，特别是对不起大舅的感觉在我的心中飘浮，隐隐作痛。我一直想不明白：说大舅是“反革命”，难道“北伐军”反帝反封建也算？说大舅是“坏分子”，难道执政一方“当保长”也是？

直到今年中秋前几天，我因侄儿侄女结婚回家乡，碰巧听到大舅的儿子、72岁的“坤”表哥追悼大会的隆隆鞭炮声，我再也坐不住了，拉起我的夫人和弟弟，代表我的哥哥和嫂嫂，拖着多年的病腿，直奔灵堂，一把抱住表嫂和表姐，大呼三遍：“来迟了，来迟了！对不起大舅，对不起大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