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经济与提高适应性效率

     诺思在其里程碑式的著作《理解经济变迁》中，提出了一种理解经济变迁过程的方式。诺思认为，经济变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适应性效率，即一个社会在创造生产性的、稳定的、公平的以及广为接受的制度上的有效性，这些制度要足够灵活，从而在应对政治和经济反馈时能够变更或取代。诺思认为，不同经济体之间经济绩效之所以存在差异，原因就在于此。当前中国的经济目前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重大转折，温家宝总理说今年中国经济是最困难的时期，理论界说中国经济进入了拐点，企业界说要准备过冬，统计数字显示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已经放缓，现在每季度的GDP都下滑0.5个百分点，这些都说明，全国经济包括浙江经济已经结束了高速递增期，开始进入经济调整期。根据本人最近在浙江台州、温州和永康这些民营经济最发达地区的调查，浙江已经出现一些应当引起高度警觉的经济现象，如民间借贷利率高得惊人，著名民营企业家自杀或逃亡，民营企业纷纷因资金链断裂而破产倒闭，其中甚至是一些规模巨大的企业。这些现象虽然在历次经济回调期中都有所发生，但这次严重程度却为之最。浙江对于当前的经济形势如何应对？诺思的适应性效率理论能给与方法论上的有益启示。

     宏观经济的趋势向来极难进行预测，因为影响宏观经济的因素极多，不确定性巨大。就这次而言，很难准确预测美国次贷危机为发起点的金融危机对中国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以及中国经济回调的底部究竟在哪里。但是，不管怎么说，估计充分一些比估计不足要主动。

     经济回调到底对经济有何影响？我们说，经济回调对浙江民营经济升级转型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有着强制性的升级转型的积极效应，如生产要素价格的上升会逼迫企业提升技术，一些在经济高速增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会在经济回调期解决。浙江民营企业中确实存在一些低技术、高耗费、管理理念和企业制度落后的企业，在经济景气时这些企业尚有利可图，现在因利润空间压缩就无法生存，只有退出市场，为好的企业腾出发展空间。这是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另一方面，经济回调有着负面的作用。因为在悲观氛围和信息不对称状态下，银行会普遍地惜贷，资金会空前地紧张，对此，新获诺奖的克鲁格曼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而这会使一些有发展潜质的企业遭受误伤而夭折，这样就会损害下一轮经济发展的基础。如果不应当倒闭的企业大量倒闭，还会导致不良的连锁反应，产生社会问题，税收减少、失业增加和社会冲突高发就是最常见的。还有，企业家普遍的悲观情绪会进一步加深经济回调，甚至超过合理的范围。

    浙江在面对经济形势发生这样重要变化时，地方政府要注意提高“适应性效率”，减少经济回调对浙江经济的负面影响。从三十年浙江经济的发展看，其成功不仅仅是在经济景气时增长速度上比其他地区快，还在于在不景气时增长速度比其他地区回落慢和少，以至于在下一个增长周期来临时有一个高的起点。也就是说，以往浙江经济能够走在其他地区前列，在于无论是在经济顺境还是在经济逆境，都具有很高的适应性效率。因此，浙江要在目前经济形势出现重大的变化时，也要提高“适应性效率”，把原来的高速增长期形成的思维模式和制度系统及时转变到适应经济回调上来。

     鉴于现代经济的复杂程度，单一学科的知识和单项的制度都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因此，要进行低交易成本的知识整合；进行系统的制度调整，金融货币制度、财政税收制度、工商管理制度和劳动保障制度都应当统一起来实事求是地按照经济调整期的特征进行调整，把适应高速增长期的政策措施调整到适应经济调整期上来，核心内容是不要误伤了有发展潜质的企业，帮助有发展潜质的企业度过难关。为此，不要在同一个时段把各种压力都加到民营企业头上；对于一时决策失误的企业要进行帮助和扶持。浙江如此，想必全国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