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事业被国际公认为“第三次分配”，在化解社会矛盾、扶助弱势群体和建设和谐社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个国家的慈善体制是否完善，是衡量这个国家形态是否完备，国民心态是否健康的重要砝码。而我国却恰恰在这项事业上出了问题：吝捐、惜捐与索捐、骗捐现象使慈善事业陷入尴尬境地。

    一方面，中国富豪吝慈是不争的事实，与西方国家许多富豪热心公益事业形成鲜明对比。资料显示，美国人均收入是我们的38倍，其人均捐助金额却相当于我们的1000倍。西方国家许多富豪不愿意将财产留给子女，子女也不以坐享巨额遗产为荣；而中国的多数富豪宁愿自己尽情挥霍，或留给子女去挥霍享受也不愿多做慈善事业。这也许是中国的“根文化”与封建社会形成的价值观反映，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改变的。

    最近一期《瞭望》周刊载文指出，尽管这几年中国慈善业发展较快，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中国富人对慈善事业的捐赠小于15%，而他们拥有的社会财富却在80%以上。不少富人宁愿挥霍浪费，也不愿扶危济困。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中国已是世界上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市场之一：标价上千万元的某高档品牌轿车和法国高档葡萄酒在中国销量最大。中国一些富人挥金如土，他们住几千万元的洋房，戴上百万元的手表，穿几十万元的服装，甚至包“二奶”、捧明星、一掷千金地豪赌，却很少为慈善事业奉献。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每年有近6000万以上灾民需要救济，有3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需要救助，有6000万残疾人需要关怀。

    面对巨大的慈善需求，中国富人却少有善举。《瞭望》周刊调查了解到，2003年的100位“福布斯”中国富豪，七成没上2004年“慈善榜”。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有过捐赠记录的不超过10万家，只有1%的企业曾经参与慈善捐赠。中华慈善总会的捐赠物资中，近80%来自海外，只有20%来自内地。截至2004年底，中国慈善机构获得捐助总额约50亿元，仅相当于中国同年GDP的0.05%，而美国同类数字为2.17%，英国为0.88%，加拿大为0.77%。

    这其实只是事情的一个侧面。从另一个角度看，受助者不文明、不道德、不感恩的作法也是中国慈善事业难以蔚成风气的直接原因之一。屡见报端的索捐、骗捐行为，为中国的慈善事业蒙上了一层阴影。

    最近媒体报导的段霖夏事件是此类行为的集中表现。据《北京青年报》报导，北大研究生段霖夏，得到多人资助后悄然退学，资助人愤然将其告上法庭。段霖夏四年前考上研究生，为筹学费上街当力哥。媒体报道后，社会各界数万元捐款让段霖夏顺利入读北大，其中包括在万州做玻璃生意的李富华所捐2000元。此后，李富华陆续给段寄去4万多元，但对段辍学回乡开公司却一无所知，还在好心地继续资助他。
　　
　　原来，段霖夏入读北大一年之后，拿着善款退学创业，但并没有把这个决定告诉资助者。回到重庆后，用退学所得的2万元学费，到高新区开办了一家科技公司，赚了一些钱后买了一套住房。
　　　
　　今年2月，由于很久没有段的消息，李富华主动联系，发现段的电话停机。5月23日，李富华多方联系也没能找到段。李富华辗转找到北大软件学院，得知段霖夏早已不在校读书，且与学校失去联系。4年时间，段的研究生课程十二门，只修完了其中一门，五年学时，最后一年已不可能学完剩下的十一门课程。7月底，李富华发现段已失踪，感觉受骗的李富华欲索善款，便将段霖夏告到万州区法院，索要4万余元爱心善款。　　
　　
　　李富华说，自己打官司的目的“一要让不厚道的受助者得到教训，二是提醒那些奉献爱心的人行善时要谨慎”。

    以上正反两个方面的实例表明中国慈善事业的尴尬，吝慈与骗捐同样令人深思。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相关专家认为既有慈善教育薄弱的原因，也有感恩意识缺失的问题，更有体制制约、价值观念等深层次原因。让慈善业走出目前窘境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需要各方面共同努力。首先要培养社会感恩意识，有钱人要感恩，要懂得你是在社会的帮助下取得的财富，回报社会是社会义务的组成部分；受捐者既要感谢捐助者，也要感谢社会，取得成就后也要积极回报社会，帮助需要帮助的群体。其次是加强价值观教育，使受教育者逐步摆脱“根文化”狭隘的家族圈子，形成眼光关注全社会的整体价值观；三是要完善慈善事业管理体制及运行机制，以逐步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