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的规定，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发展改革委启动了临时价格干预措施，以抑制价格不合理上涨，规范市场秩序，稳定心理预期。这是党中央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关注民生，以人为本的切实体现。随后，《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依法实行临时价格干预措施》，对国家发展改革委的行为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对临时价格干预措施给予有力的舆论支持，依实践经验，我认为很可能因为对国家发展改革委的临时价格干预措肯定施存在着不同的声音。为什么会这样？这并不奇怪，有的可能是思想的疑惑，有的则更可能是因为这一干预触动了部分人的利益。有什么办法呢？为了公众，为了公平，得罪少部分人的利益，遭受一点反对的声音总是在所难免的。当年，马克思因为《资本论》揭露了资本主义的老底，为绝大多数的劳苦大众提供了反抗不合理制度的坚实有力的理论依据——剩余价值规律，不是让那“少部分人”恨得咬牙切齿，置之死地而后快，致使马克思一生穷困潦倒，流离失所吗？今天好了，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政府，有人要反对，人民不答应，政府当然也不能答应。
大凡发表意见，总是“有理由”的。比如，为什么要提高高校收费呀，那是为了穷人上得起学；为什么要提高上网收费呀，那是为了网民的健康；为什么要允许甚至鼓励医生收红包呀，那是为了缓解医患之间的关系。那么为什么又要反对临时干预价格措施呢？那理由可能更多，比如国外怎么怎么样尊重市场，还可以搬出市场理论这块金砖来敲打。然而，很遗憾，股票买卖，该是够“市场化”了吧，但是，也还是有“涨跌停”，如果某只股票过分异动，还得让它“停牌”，暂停交易，而不能任由它疯涨或疯跌。为什么不能“完全市场化”，任由市场“天马行空”？为的是这不是赌场，为的是控制少数人恶意操纵市场，使市场更加稳定些也更加公正些，投资者的投资更加安全些。但即便这样，也还是有人跳楼。其实，我们的政府不仅现在出台“涨停”政策，也普屡屡出台过“跌停”政策，曾轰动的粮食保护价就是典型的跌停政策。
实行物价“涨跌停”，当然是从民生考虑，是社会稳定的需要，也是稳定市场呵护市场的需要。原因很简单，如果任由市场信马由缰，损害的必然是广大消费者的利益，这样下去，广大消费者手中的钱都通过市场这只无情的手，掏进了少数人的腰包。市场是买卖双方的活动场所，因而市场必然也必须是广大消费者充分参与的场所，一旦消费者手中的钱都让少数人掏空了，丧失了购买力，市场也就失去了消费者，失去了买方。而没有买方的参与，这个市场还有生气吗？托尔斯泰写过这样一个短篇故事：有一个农夫，每天早出晚归地耕种一小片贫瘠的土地，累死累活，收效甚微，一位天使可怜农夫的境遇，就对农夫说，只要他能不停地跑一圈，他跑过的地方就全部归其所有。于是，农夫兴奋地朝前跑去。跑累了，想停下来休息一会儿，然而一想到家里的妻子儿女们都需要更多的土地来生活，又拼命地再往前跑……有人告诉他，你到了该往回跑的时候了，不然，你就完了。农夫根本听不进去，他只想得到更多的土地，更多的金钱，更多的享受。可是，终因心衰力竭，倒地而亡。生命没有了，土地没有了，一切都没有了，欲望使他失去了一切。贪婪是个无底洞，市场发财却不是永不枯竭的喷泉，那些对市场索求无度者，最好还是多看看农夫这样极富哲理的戒贪故事。
不过，尽管这样，我以为我们的政府也应该加强物价的成本核算，甚至加强成本追踪核算。比如，大学生培养成本，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副校长、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在2006年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上批评政府对教育投入少的问题时曾说：“像北大，一个大学生25000元的成本，政府给拨款6000元钱，学费5000元。”去年大约是11月份吧，他又曾表示，“北大本科生一年的成本是20000元，一年的学费4000元，剩下的16000元都是政府在补贴”。两次说的大学生培养成本，总共才25000元竟有5000元相差。究竟是多少？看来就是这位大学校长的张维迎肚里也是一笔糊涂帐。又比如，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不是旗帜鲜明主张电价上涨，因为“目前，中国的电价是政府补贴的”。中国的用电成本究竟是多少，我怕茅于轼先生这个会算帐的经济学家也未必算过这笔帐吧？在1月１２日召开的广东省物价工作会议上，广东省副省长谢强华曾透露，经过物价部门一年多的调查发现，近年来广东电网效益可观，2006年利润120多亿，2007年更是高达142亿，资产回报率高达11%，大大超过了国际上6%到8%的平均水平。成本核算还有个成本算法的问题，什么该算什么不该往里算，都应该有个合理的界定。加强物价的成本核算，不仅是为了让胡乱叫涨者闭嘴，也是监控物价科学、合理运行的需要，特别是在行业垄断严重存在的情况下，这种通过成本核算监控物价就显得尤其必要。
我们搞改革开放，学习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化管理经验，以完善我们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从本质上说，是我们社会主义强大兼容性的体现，是吸收世界先进文化遗产以充实优化我们的文化体系的需要。但这却不是也不应该是邯郸学步，不是学了别人，却丢了自己的优势。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出发点，对市场进行适度有效的监控，是我们现行制度优越性的体现，是一种历史的进步，而决不是开历史倒车。
《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对临时价格干预措施给予有力的舆论支持，依实践经验，我认为很可能因为对国家发展改革委的临时价格干预措肯定施存在着不同的声音。为什么会这样？这并不奇怪，有的可能是思想的疑惑，有的则更可能是因为这一干预触动了部分人的利益。有什么办法呢？为了公众，为了公平，得罪少部分人的利益，遭受一点反对的声音总是在所难免的。当年，马克思因为《资本论》揭露了资本主义的老底，为绝大多数的劳苦大众提供了反抗不合理制度的坚实有力的理论依据——剩余价值规律，不是让那“少部分人”恨得咬牙切齿，置之死地而后快，致使马克思一生穷困潦倒，流离失所吗？今天好了，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政府，有人要反对，人民不答应，政府当然也不能答应。
大凡发表意见，总是“有理由”的。比如，为什么要提高高校收费呀，那是为了穷人上得起学；为什么要提高上网收费呀，那是为了网民的健康；为什么要允许甚至鼓励医生收红包呀，那是为了缓解医患之间的关系。那么为什么又要反对临时干预价格措施呢？那理由可能更多，比如国外怎么怎么样尊重市场，还可以搬出市场理论这块金砖来敲打。然而，很遗憾，股票买卖，该是够“市场化”了吧，但是，也还是有“涨跌停”，如果某只股票过分异动，还得让它“停牌”，暂停交易，而不能任由它疯涨或疯跌。为什么不能“完全市场化”，任由市场“天马行空”？为的是这不是赌场，为的是控制少数人恶意操纵市场，使市场更加稳定些也更加公正些，投资者的投资更加安全些。但即便这样，也还是有人跳楼。其实，我们的政府不仅现在出台“涨停”政策，也普屡屡出台过“跌停”政策，曾轰动的粮食保护价就是典型的跌停政策。
实行物价“涨跌停”，当然是从民生考虑，是社会稳定的需要，也是稳定市场呵护市场的需要。原因很简单，如果任由市场信马由缰，损害的必然是广大消费者的利益，这样下去，广大消费者手中的钱都通过市场这只无情的手，掏进了少数人的腰包。市场是买卖双方的活动场所，因而市场必然也必须是广大消费者充分参与的场所，一旦消费者手中的钱都让少数人掏空了，丧失了购买力，市场也就失去了消费者，失去了买方。而没有买方的参与，这个市场还有生气吗？托尔斯泰写过这样一个短篇故事：有一个农夫，每天早出晚归地耕种一小片贫瘠的土地，累死累活，收效甚微，一位天使可怜农夫的境遇，就对农夫说，只要他能不停地跑一圈，他跑过的地方就全部归其所有。于是，农夫兴奋地朝前跑去。跑累了，想停下来休息一会儿，然而一想到家里的妻子儿女们都需要更多的土地来生活，又拼命地再往前跑……有人告诉他，你到了该往回跑的时候了，不然，你就完了。农夫根本听不进去，他只想得到更多的土地，更多的金钱，更多的享受。可是，终因心衰力竭，倒地而亡。生命没有了，土地没有了，一切都没有了，欲望使他失去了一切。贪婪是个无底洞，市场发财却不是永不枯竭的喷泉，那些对市场索求无度者，最好还是多看看农夫这样极富哲理的戒贪故事。
不过，尽管这样，我以为我们的政府也应该加强物价的成本核算，甚至加强成本追踪核算。比如，大学生培养成本，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副校长、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在2006年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上批评政府对教育投入少的问题时曾说：“像北大，一个大学生25000元的成本，政府给拨款6000元钱，学费5000元。”去年大约是11月份吧，他又曾表示，“北大本科生一年的成本是20000元，一年的学费4000元，剩下的16000元都是政府在补贴”。两次说的大学生培养成本，总共才25000元竟有5000元相差。究竟是多少？看来就是这位大学校长的张维迎肚里也是一笔糊涂帐。又比如，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不是旗帜鲜明主张电价上涨，因为“目前，中国的电价是政府补贴的”。中国的用电成本究竟是多少，我怕茅于轼先生这个会算帐的经济学家也未必算过这笔帐吧？在1月１２日召开的广东省物价工作会议上，广东省副省长谢强华曾透露，经过物价部门一年多的调查发现，近年来广东电网效益可观，2006年利润120多亿，2007年更是高达142亿，资产回报率高达11%，大大超过了国际上6%到8%的平均水平。成本核算还有个成本算法的问题，什么该算什么不该往里算，都应该有个合理的界定。加强物价的成本核算，不仅是为了让胡乱叫涨者闭嘴，也是监控物价科学、合理运行的需要，特别是在行业垄断严重存在的情况下，这种通过成本核算监控物价就显得尤其必要。
我们搞改革开放，学习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化管理经验，以完善我们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从本质上说，是我们社会主义强大兼容性的体现，是吸收世界先进文化遗产以充实优化我们的文化体系的需要。但这却不是也不应该是邯郸学步，不是学了别人，却丢了自己的优势。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出发点，对市场进行适度有效的监控，是我们现行制度优越性的体现，是一种历史的进步，而决不是开历史倒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