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虹的死是偶然中的必然，尽管突如其来的死讯有些让我悴然不及。几天前，笔者与西南交通大学的一名研究生聊起余虹的死，她的某些看法也在悄然印证着笔者的某些观点。

　　余虹也是西南交通大学的兼职教授，曾经来给他们上过关于海德格尔及尼采的课，她回忆，余虹给人的印象很阳光、健谈，丝毫看不出抑郁的症状在里面。而余虹死后，中国人民大学对此三碱其口，媒体及社会对其死因的猜测多集中在精神、心理、哲学等领域，或引用其博客中的文字与王国维比拟，或与诗人海子类比，以近乎于圆满的美学解释和哲学意蕴对其进行意象化的总结。

　　在笔者看来，这些未免偏颇。

　　从余虹的经历中可以看出，余虹曾经有过两次不幸的婚姻，其前妻曾经有过一次自杀，这也无形中给予了他一定的心理暗示；从余虹在其经历中刻意隐瞒“咸宁师专”这一名称的行为，以及“脑袋秃顶后经常戴着一顶帽子”上，又可以闪现出他“内心自卑、苛求完美、具有文人的脆弱与敏感”的病态倾向。

　　余虹经历甚多，职业和地域的变动也较为频繁，这种频繁的颠簸流离又会使人难以建立一种稳定的平和心态和对世界较为稳固平衡的看法，从而产生人生如浮云之惑。虽然在2000年底以后他一度兼任过海南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但其人生的上升幅度到了后期已经趋缓，尤其是自2002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后，虽然在学术中的声誉及成就不蜚，但在行政职务上仍然处在较低的层阶，只是高校里众多教师中的一名普通教授和博士生导师，重要性、份量与之前相比相对降低。

　　这一点也可以从余虹授课时被学校教务处突击检查中得到验证，显然以“意识形态标准”考核教职工的教务处对余虹很是不满。余虹授课时试图从“有神论”的角度去启发学生们进行思考，尽管这是他的自由，甚至当他看到教务处的人突然进入他的课堂，他对他这种教学的启发方式也闪过一丝迟疑，他显然明白在课堂上公开鼓励有悖于“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有神论思考”将会引起什么后果，但是他还是颇有些自慰似地在内心里说服了自己，继续按照他既定计划讲了下去，一个纯粹知识分子的迂腐在他身上表现了出来。

　　结果不难预料，中国人民大学教务处对他很不满，后续的处理让余虹很痛苦。在此笔者绝非有意诱导读者，将罪责推向中国人民大学教务处或者那种意识形态化的考核方式，何况笔者至今也尚未掌握到确凿的证据。只是，众所周知，余虹的死因尽管是长期郁积的结果，但悴然而死还需要一个诱因，这种时间接近的巧合性难免会让人起疑。

　　这也恰恰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余虹的处境：在中国人民大学，他活得或许并不像看起来的那般如意。

　　笔者接触过为数不少的学者，生活上大多是小富即安。尤其对尚不怎么热销的哲学教授来说，哲学本身很难从经济上或市场上得到多少收益，从事哲学工作的学者并不很宽裕，如若再送上一个孩子出国留学，那基本会把一家人半生的积蓄砸进去，甚或还要抵押贷点款。

　　从余虹的经历上可以看出，余虹离过两次婚，从法律上而言，其个人财产应该曾经被分割过两次。一个大学教授的收入是个明白帐，而且北京的消费并不低，尽管笔者明白，余虹教授是位很优秀且很令人尊敬的学者，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去很多大学兼职，或为“传道授业”或为“挣钱养家”地在全国疲于奔命。事实上，从余虹的经历上可以显而易见地看出，这么多年他一直在四处奔波。

　　人到中年以后，对很多人来说，生活就像一个无穷无尽的幻影，“压力、疲惫、厌倦以及无休止的重复”就会叠加成一道人心深处的组合墙，将一个人深深桎梏。对于一个心地敏感、思维敏锐的文人来说，给予他生活绝望的每一次重击，并非是外在力量的强大，而是其内心的愈加脆弱。每一次生活的挫折、失意与焦虑都会郁积起来，使其不断降低抗压的心理阙值，并逐渐逼近心理崩溃的临界点。长期的抑郁不但会枯竭一个人内心里对于阳光的渴望，而且会进而造成外在身体机能的损害。朝50岁上走的的余虹开始脱发、抑郁，又犯了胃病。

　　余虹是一个从事哲学研究的学者，但他所研究的尼采，并没有给予他酒神狄俄尼索斯的激情和力量，相反却是叔本华式的人生悲剧。当一个人不能从爱中汲取到能量时，他只有转而依靠自身内心力量的强大来抵御外在的困扰。然而经过长期身心折磨、孤独单身的余虹尽管表面很阳光洒脱，但他的内心已经很脆弱。这也是一个人的人格与精神世界分裂的特征之一，这些笔者从余虹的友人叙述中得到了验证：余虹在好友面前常常突然就流泪不止，怎么劝都劝不住。

　　余虹的死也在于他是一个睿智的思想者。在人类把握世界的诸种方式“常识、经验、科学、哲学、道德、艺术、伦理”中，余虹是一个典型的感性人，（尽管也不乏哲学思辩的理性）他同时既是一个美学艺术的思维者，也是一个哲学的思维者，而这种思维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用一种完全的科学理性思维去解构和建构一个全新的客观世界和内心，而是它在用艺术和哲学的方式去颠覆并建构一个非理性方式的世界，方式与程度把握不好，便会混淆哲学、艺术所研究的领域和日常世俗生活的界限。这种方式常常使一个人在哲学、艺术、文学领域里走得越深，同时也就在世俗的生活中陷入的绝望就越深。

　　余虹又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或许还难免有着知识分子身上常见的些许自恋。他是一个不乏感性和艺术思维的学者，艺术性的思维具有终极性的趋向，这是一种始终朝着完美无缺、十全十美的趋向，对于哲学的反思与追索、对于艺术的苛刻若是分寸处理不当，极容易转变成对自身主体的苛刻，尤其内化成对思想内容、思维方式，甚至是身体、外貌的苛求完美。实际上，前面笔者曾经提到，余虹的脱发及外貌因年龄的因素而逐渐失去其应有的光泽，这种缺憾更加加重了他内心的敏感、自卑和脆弱。

　　至今尚难以断定余虹是不是一个有神论者，但至少可以推测，余虹不是一个坚定的有神论者。一个在无神论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又经过思辩哲学的洗礼，接受有神论并不容易。事实上，若是余虹真的接受了有神论，无论他信仰的是佛教、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至少内心里的神会给予他力量，让他的心灵有所慰藉和释放，或在绝望的现世中期盼能有所改观的来世。然而恰恰他从“形而上”上对于这个世界已经看得太透，也很难再去相信神，自然诺亚方舟始终没有出现，神也拉不住他坚定赴死的心。

　　余虹受到的外界困扰、压力和绝望太多；而在大背景的叙述下，余虹的态度与王国维又何曾相似：“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对于社会环境充满着悲观主义的色调；爱已消失、世界和将来也无所希望，余虹所能做的也只能是尽快求死。

　　求死也是一种勇气，尽管消极，而在古西腊的哲学世界里，死亡更是一种回归。余虹以这种决绝的态度向这个社会做出了一个回答，这也是一个内心悲凉、绝望的知识分子所能采取的最后一个抗争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