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8月1日，发生了中国历史上开天劈地的一件大事——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了南昌起义，打响了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担任这次起义的总指挥的，大家都知道，是贺龙元帅，而且起义军总指挥部和参谋团就设在贺龙的军部。关于他的受命情况，人民网一篇《周恩来与贺龙：半个世纪并肩战斗的莫逆之交》有这样一段真实叙述介绍：
1927年7月28日，周恩来来到设在子固路的第二十军军部看望贺龙。一见面，周恩来就开门见山，跟贺龙谈及起义事宜，要征询地贺龙同志的意见。贺龙回答：“我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党要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周恩来点点头，说道：“共产党对你下达的第一个命令就是党的前委委任你为起义军总指挥！”贺龙一怔，站了起来，有些呐呐地说：“我还没有入党……”周恩来盯着贺龙，说：“你看，你刚刚讲过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怎么第一个命令就不听了?”贺龙很激动，坚定地表示：“好，我服从！”
贺龙担任起义军的总指挥是“共产党的命令”，但作为前敌委员会的书记负责人周恩来，无疑是这一决定的关键性人物。这一决定，显然使贺龙感到意外，以致豪爽的他，回答起周恩来的问话来，“呐呐”的，因为他还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让一个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国民党军长担任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起义军总指挥——而且是首次起义的总指挥，这确乎是个超出寻常的决定，但实践证明，恰恰是这个超乎寻常的决定，决定了这次起义的极大成功。起义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战，全歼城内守军3000余人，占领了南昌城。
周恩来为什么把这么一个重要角色来让还不是共产党的贺龙来担任？贺龙的军事才能当然是一个重要方面，另外，贺龙在南昌起义时是国民革命军第20军军长，兵力占起义军总人数的近一半，指挥起来应更具军令统一的优势。但我以为，更为重要的还在于，贺龙起义的决心比有的党员还坚决。贺龙这时虽然在组织上还不是共产党员，但他的思想、行为已经表现他实际上是我们党的人——一个党的意志坚定不移的人。他早年追随孙中山，护国讨袁，北伐战争屡立战功，救国救民。后来与共产党接触后，特别是1927年7月与周恩来一次谈话后，共产党对政局的看法和主张，使贺龙豁然开朗。以后，武汉的形势日趋复杂。作为二十军军长，贺龙趁部队尚未离开武汉之际，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共产党人的措施；7月8日，他派船护送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刘少奇离开武汉；15日，他又挺身而出，派人在武汉三镇许多共产党机关和工会、农会等革命团体的门上挂出第二十军的旗帜，并且派兵站岗，阻止反动派搜捕；同时，又将各地因遭受迫害、处境危险而逃来武汉的共产党员300余人保护起来，其中许多人就在他的部队中担任政治工作；19日，他又派船护送朱德离开武汉去九江……
看来，一个人入没入党，最根本的还是要看他的思想行为。不是么？一些人虽然早早入了党，但却在后来背离了党，甚至走上了反动的道路，成为可耻的叛徒，有的还堕落为民族的败类。而贺龙在后来的革命生涯中，出生入死，艰苦卓绝，毫不动摇，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周恩来那深邃的眼睛没有看错，他的大胆任用一个国民党军长担任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起义军总指挥，看起来超乎寻常，却体现了我们党用人的不拘一格，这种不拘一格是建立于实事求是的基础上的。正是我们党这种不拘一格、实事求是的用人，使我们党的许许多多忠臣良将，得以为革命事业及时地建功立业，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写下了光辉的历史篇章。周恩来这种大胆破除用人条框的做法，为我们今天干部的使用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范例。
1927年7月28日，周恩来来到设在子固路的第二十军军部看望贺龙。一见面，周恩来就开门见山，跟贺龙谈及起义事宜，要征询地贺龙同志的意见。贺龙回答：“我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党要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周恩来点点头，说道：“共产党对你下达的第一个命令就是党的前委委任你为起义军总指挥！”贺龙一怔，站了起来，有些呐呐地说：“我还没有入党……”周恩来盯着贺龙，说：“你看，你刚刚讲过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怎么第一个命令就不听了?”贺龙很激动，坚定地表示：“好，我服从！”
贺龙担任起义军的总指挥是“共产党的命令”，但作为前敌委员会的书记负责人周恩来，无疑是这一决定的关键性人物。这一决定，显然使贺龙感到意外，以致豪爽的他，回答起周恩来的问话来，“呐呐”的，因为他还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让一个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国民党军长担任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起义军总指挥——而且是首次起义的总指挥，这确乎是个超出寻常的决定，但实践证明，恰恰是这个超乎寻常的决定，决定了这次起义的极大成功。起义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战，全歼城内守军3000余人，占领了南昌城。
周恩来为什么把这么一个重要角色来让还不是共产党的贺龙来担任？贺龙的军事才能当然是一个重要方面，另外，贺龙在南昌起义时是国民革命军第20军军长，兵力占起义军总人数的近一半，指挥起来应更具军令统一的优势。但我以为，更为重要的还在于，贺龙起义的决心比有的党员还坚决。贺龙这时虽然在组织上还不是共产党员，但他的思想、行为已经表现他实际上是我们党的人——一个党的意志坚定不移的人。他早年追随孙中山，护国讨袁，北伐战争屡立战功，救国救民。后来与共产党接触后，特别是1927年7月与周恩来一次谈话后，共产党对政局的看法和主张，使贺龙豁然开朗。以后，武汉的形势日趋复杂。作为二十军军长，贺龙趁部队尚未离开武汉之际，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共产党人的措施；7月8日，他派船护送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刘少奇离开武汉；15日，他又挺身而出，派人在武汉三镇许多共产党机关和工会、农会等革命团体的门上挂出第二十军的旗帜，并且派兵站岗，阻止反动派搜捕；同时，又将各地因遭受迫害、处境危险而逃来武汉的共产党员300余人保护起来，其中许多人就在他的部队中担任政治工作；19日，他又派船护送朱德离开武汉去九江……
看来，一个人入没入党，最根本的还是要看他的思想行为。不是么？一些人虽然早早入了党，但却在后来背离了党，甚至走上了反动的道路，成为可耻的叛徒，有的还堕落为民族的败类。而贺龙在后来的革命生涯中，出生入死，艰苦卓绝，毫不动摇，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周恩来那深邃的眼睛没有看错，他的大胆任用一个国民党军长担任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起义军总指挥，看起来超乎寻常，却体现了我们党用人的不拘一格，这种不拘一格是建立于实事求是的基础上的。正是我们党这种不拘一格、实事求是的用人，使我们党的许许多多忠臣良将，得以为革命事业及时地建功立业，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写下了光辉的历史篇章。周恩来这种大胆破除用人条框的做法，为我们今天干部的使用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