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大家!谢谢在座的老师、谢谢小同学们真诚地、热切地欢迎!
说“小”,是因为当我走进师大的校门、走进我们学校的礼堂,我内心产生疑问:“这是大学生吗?”因为大家幼稚的脸庞使我产生了疑问。但是我今天羡慕你们,羡慕你们的青春年华,也让我回想起年轻时候的岁月。
今天是4月4日,这个全中国人民都有所忌讳的日子,王国庆来到了这里,和大家有缘来相见。
其实,稍有点儿数学常识的人都会知道负负得正,学过哲学的就知道否定之否定,它未尝又不是一个最吉祥的日子呢?
在开始表明我的观点之前,我有感而发,也给大家贡献一句话。我很赞赏刚才小李讲的,所以叫小李,是因为我已经成老王了,老王叫小李理所应当。他让大家来学《大学》,我告诉你们一个小小的内幕,不远的将来,也许要不了365天,《王国庆侃大学》将会出现在我们新华书店的柜台上,和大家见面。
刚才小李还让大家集体朗诵一段话,“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至于至善”。其实,我觉得后面有一句话更有意义,“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那么,今天我告诉你一个心得和体会——“大商之道”。“大商之道在立志”,当然仅仅立志是不行的,还要有所创新,所以,什么叫大商之道呢?——“在立志、在创新、在锲而不舍”。
当然,今天不是我们讲大商之道的时候,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这么一句话,大家都带着心中的企盼,希望听听王总能告诉大家一个发财的秘密,告诉大家一个怎么样就业的捷径。
那么,你首先得认识谁是王国庆。大家说,那您今天站在讲台上,不是王国庆又是何人?不错,我是王国庆,但对你们来说既熟悉,又陌生。熟悉在所谓的报纸上、媒体上,刚才的《凤凰卫视》的荧屏上,你们看到的王国庆,但是你并不知道还有一个陌生的王国庆。有人说,对了,我在《新华航空》的杂志上看到了一篇文章《一个特立而独行的人——王国庆》。还看到了一个介绍他的文章《王国庆不怕惹麻烦》。媒体给我的名誉也很多,我倒挺在意这么一个称呼——风云人物,其实是备受争议的人物。
你想想,一个特立而又独行的人,一个不怕惹麻烦的人,一个将强权告上法庭的人,朋友祝福你,“敌人”在诅咒你。其实祝福也罢,诅咒也罢,王国庆依旧是王国庆,我就是这么一个人,今天要告诉大家一句集短短15年经商的经历、万千苦难的岁月、无数成功的喜悦汇集而成的一句话——钱是想出来的。
我来之前特意拿了一本书,视力好的人可以看到《分众的蓝海——江南春的创意神话》,我是什么时候拿到这本书呢?今天下午,我们企划部的总监张晓钧送到我这儿来的。分众传媒的人联系业务,送给了公司一本书。其实,书的标题和我讲的话不谋而合,我和江南春在北京有一面之交,我谈了我的观点,他也颇为赞同。其实,按这个话题去谈,我们可以谈上365天、365夜。
就拿江南春而言,他缔造了中国乃至世界商业史上的一个神话。三年,从创业到上市,由贫民到巨富,是想出来的,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广告事业。我们还可以看到,我们知道的、熟悉的“蒙牛”,中央电视台经济人物给他的颁奖词大家还历历在目,有谁还记得清楚是哪样一句话?对,有同学说了,“他分明是一头牛,却跑出了火箭速度”。那么,大家也想了解“蒙牛”背后的传奇故事,其实也离不开想。
我看到了一本书,这本书让我肃然起敬,肃然起敬牛总的人格。我也有幸和他有过一次交往。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得饶人处且饶人”,有一个人就没有记住祖先这一句话,他自己成了阶下之囚,被关到了监狱里,犯了国法,这就是原来“伊利”的老总,好像姓郑。牛根生当年就是他最得力的助手,左膀右臂之一,政见不同,愤而离去。但他千不该万不该,赶尽杀绝。只要是牛根生当年的部下,他便削官免职,穿上小鞋扫地出门,从而造就了牛根生。
这些人义无反顾地投奔到牛根生的门下,结婚的年轻人不结婚了,退休的老人把养老金取出来:“牛总咱们跟他干!”这是一种气势,更是一种精神,这已经不是在做生意了。你5万元,我10万元,你60万元,我100万元,这些人把对新生活的渴望,把对自己人生的追求,沉甸甸地交到了牛根生的手上,总计1000万元人民币。牛根生就在想我怎么对得起这些弟兄们,常识告诉他,绝不能先建厂,精明的牛根生,用这1000万中的300万租赁了一条生产线,用300万作为流动资金周转,用剩下的300多万全部打广告、做营销。
稍微了解内幕的人都会知道,当年在牛根生起家的时候,他的员工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在哪里上班,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兄弟姐妹,全当是“地下党”。
我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我给大家娓娓道来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他在居民区里边租赁了一些破旧的房子,一个正而八经的“皮包公司”开始运作了,所以才有了今天的“蒙牛”。当然,我们还可以想出很多古今中外比比皆是的例子。
大家都知道有个金融大亨索罗斯,有人说他是泰铢贬值的罪魁祸首。我有不同的看法——不是索罗斯太精明,而是泰国政府太愚蠢。
为什么?在美元和泰铢激烈地交锋的时期,泰国政府的外汇储备已全部用完,迫不得已动用了世界银行一笔为数可观的贷款,这笔贷款背后的秘密我们常人不得而知。这时候是堂而皇之甚至迫不及待地广而告之呢,还是瞒天过海秘而不宣呢?
两种思路,自然是两种结局。遗憾的是,愚蠢的泰国政府迫不及待地广而告之所有的媒体,我们有钱了,世界银行给我们借贷了若干亿美金。实则无意当中,把你的底牌告诉给了对手,让以索罗斯为首的国际炒家恍然大悟:哦,原来你的外汇储备都用完了,坚持不了两天了!可想而知,泰铢最后的结束也就不言而喻了。我很赞赏索罗斯,我认为他不是一个纯粹的企业家、金融家,首先应当是个哲学家。
若干年前,第二次海湾战争即将爆发的前夜,索罗斯同几个朋友们正在共进午餐,有人就告诉他,海湾看样子又快打起来了。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就是啊,海湾战云密布,战事一触即发。索罗斯也在想,就是快打起来了。打起来以后是什么结果呢?
那时候是美苏两大军事集团的较量,是高科技武器的竞技场,只要那边打起来,军火生产企业的股票就会暴涨,石油的股票也会暴涨。美国是个潇洒的民族,是一个汽车轮子上的国家,它离不开石油,相关的股票非涨不可,尤其是高科技含量的军工厂的股票更是如同芝麻开花,一节更比一节高。
精明的索罗斯不动声色进行了观察,提前几个月倾其所有,买进了所有他认为应该买的,从石油公司到军火制造商的股票,下来就稳坐钓鱼台,静候战事了。所以,钱是想出来的。
那么,大家说王总你讲了这么多,你能告诉我们,听说丹尼尔有好几十亿的资产,是怎么想出来的呢?短短的一个小时是无法全部告诉大家的。我们捡几个我认为是里程碑式的一个进程告诉大家。
15年前的今天,在咱们有着百年历史的西安饭庄,我请了当时是西安市干部里边的才子屈增明,我叫屈老师,时任新城区的区长。我说,屈老师,我想离开银行,我觉得现在是谁下岗谁发财。我学了7个专业,下过乡,抗过枪,自认为长的也对得起观众,8岁当班长,我只要下海,一定比他们强。屈老师说,我支持你。我说,你给咱起个名字,怎么样对我在银行劳动服务公司所卖的“丹尼福根”录像机能有所纪念,能适应不同的行业,还能够适应于目前大众的口味,有点儿洋味儿?
屈老师脱口而出——丹尼尔。有朋友告诉我,丹尼尔这个寓意很好,在英语的译音里边是公正的法官、诚实的人。当然这是后话,这就是丹尼尔的由来。
为什么我对“丹尼福根”情有独钟呢?这就说来话长。仍然是1989年抢购前后,我在银行当信贷员,34.5元的工资,我每个月最大的本事之一,就是换一条“小黄鱼”——五块钱夹在那个新新的书里边。看到我们当年的农友、同学摇身一变,有的人居然是身家百万。我怎么想都不平衡,相信今天我们很多同学也有这样的想法或者看法。
好在后来他们就成立了公司,希望让我利用银行的资源给他们贷款。我说很简单,咱们朋友一场、农友一场,你卖录像机,我给你贷100万以内易如反掌,但是你不能把我的饭碗给我砸了。我现在马上实行军管,我给你派一个出纳,没有我的命令一分钱转不成,你们进货得带我去,我得知道你们怎么进的货,你的经营都得经过我,我是不是总经理的总经理,你能答应这个条件就可以。至于赚到了钱了要求不高,老同学,弄个录像机,我只有500块钱,我管你多少钱进的。
我讲的都是大实话,因为都是熟人,八岁的同学,我想知道他是怎么赚的钱。于是我就跟着他到了广州,我一看原来如此。就跟农民拉架子车买菜一模一样,跑到番禺,还有新塘镇,家家户户的渔民不卖鱼,卖录像机。“多少钱?”“2500元。”“太贵了,不行!”“你多少钱?”“我2400元。”就是这样,一谈完,一包装,打点一下,因为当年空运还有准运证的要求。回到西安就开始卖了,3000元不行,2800能不能卖?不要票。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技法。
我一看,钱就是这么赚来的!实在是百感交集,后来发展到离了他们所有的创业人谁都可以,但离了我不行的地步,当然这要讲点智慧。我看过一本书叫《钱商》,启发很大。大抢购的前夕即将到来,谁都不知道,他们到了广州,打电话告诉我说:“不知道怎么搞的,没有货物,广州的进价和西安的售价几乎完全持平。“我说”“为什么?”他说:“不知道,而且全面禁海。”回来之后,我说:“换点儿大额钞票,东南西北四条大街全面出动,兵分四组,全面收购。”
但他们想不通,说:“咱们怎么能以零售价买呢?”我说你3600元也得要,3500元更好,但直到一个礼拜之后,他们才接受了我的意见。我还亲自出面,跑到了当年的海燕商行。约好了第二天早晨九点钟拿40万现金买100多台。晚上高兴,多喝了点儿酒,晚去了20分钟,9点20分到达了海燕商城的销售部。
万万想不到,又有两个人从天而降,这两个东北人手提了两个旅行袋的钱,整整20万人民币。东北人很爽快,要40台录像机,4000块钱一部,20万全买完。所以人家海燕商行的经理就想,怎么搞的,一个要几百台,一个要4000块钱,原来谈好的3500元人家当然不卖了,用陕西话来说连门儿的都没有了。这个机会就这样消失了。但最后顶不住咱陕西人的软磨硬抗,临到中午每台加价100元又进回来了一批。我只告诉大家这么一个事实。
30天之后,这个机子每台4950元全面脱销!我说:“你们真蠢啊!如果听我的话,这几十万就向你们招手了。”但是我再说,还是名不正言不顺啊。
从那时候我就按捺不住这么一颗躁动的心、蠢蠢欲动,那一天我一定要下海。所以后来卖“丹尼福根”就是一种不由自主的冲动。今天坦白地讲,什么广告意识、营销理念什么都没有,就是一种直觉,歪打正着。
银行成立服务公司,叫我当经理。有人说:“干什么?银行嘛,总有点特权,把民生大楼的人叫来,把他的货拉来,卖不动还是他的,把解放大楼的人也叫来。”我说:“这是欺负人,没有意义。”有人说:“咱开金店,卖不了,金子还在。”我说:“银行银行,顾名思义咱们就是跟钱打交道的,咱们经营高档彩电、家用空调最合适。”那时候我是三等功的荣立者,党员,大家也都认为我是一个比较信任的人。
我说:“我拿我的人格保证,我不会贪污一分钱的银子,但是我要有自己的权利。”不成功就成仁,我要坐飞机,我不能坐火车,我要打的,因为我经营的是几百万的资产,几百万一个月的利息是多少?”银行答应了我的要求,我也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了12万的任务,后来还给我奖了5000块钱。
当然花无百日红,没有永远一帆风顺的时候。谁都想不到,就在银行的公司高歌猛进、捷报频传的时候,“六四”——那时候叫风波开始了。当时,2100块钱进购的单放机,售价2480元,我人没回到西安就卖了20台,我也高兴,银行也高兴。脑子一热,又进了100台松下G30录像机,100台日立426录像机,100台单放机,还进了很多其它的电器。我指挥着工作人员从广州千里之外空运全部到达西安机场。
但是,我万万想不到,等我走下飞机的悬梯,我听到的却是高音喇叭播放的美国之音,街上是游行的人群,谁还有心去买录像机啊!一个新的劫难开始了,进购的机子唯有降价才能卖出去,但我怎么都舍不得呀,你2100元进的机子,有人说1900块钱每台要批发。想不通,感情上不能割舍,最后还是理智战胜了感情,以1300元的价格全部批发给了北京的商场,因为每台1200元就能收过来。
我讲这个故事,就说明人要用智慧去想问题。但是我很好强,有人说是不到黄河心不死,我是到了黄河心都不会死。有那么多人在这儿看着,亏了一大笔钱,有人就会说了,不知道吃了多少回扣,我可不想落下这个名声。这时候广州传来消息,这个消息让我第二次感慨万分。大家觉得沿海地区怎么发达,我告诉你我见到过的惊心的一幕。我到了广州海关罚没的仓库,5000台录像机摆在那儿真是一望无际,5000台,多大的一个数字。
一台录像机在西安市场上售价超过3000元,聪明的广东朋友把这个机子在香港十港币拆包,将面板、机身和录像机的机面,分三部分,整机拆散进来,只报一堆维修的零部件,125美金进的录像机的机身,只报5美元!可怕不可怕,广东人就是这么发的财。这就是当年广东走私的冰山一角。
但天有不测风云,人算不如天算。当他们从三个港口分批进了5000台录像机时,那时候的海关也弄不清什么叫电器件,什么叫整机,什么叫录像机,但暴风雨来了,天气突变,为了避风,原来兵分三路的船只不约而同地来到了一个港口,却被海关一网打尽,抓了个正着。全部处理,2100元我把它进回来。这个谈判的过程也是充满智慧的过程。
我跟广东人去谈,说跟我们头儿谈好了,2000台全要。当时也是口大气粗,进价2100元,其实头儿也不会给我们批那么多钱,我只拿了大概是300台的汇票,不到100万,到了广州,一谈,广东人不干了。说:“那不行,你说你要2000台,我们请示香港董事局才把这个价钱降到2100元,那怎么能行?这不是晃荡人嘛!你现在跟我说只要300台。”我说:“你想想,放眼全中国,还有没有第二个人敢拿你300台,我不是个体户,我们背后是银行,这对你是个机会。”
但广东人是说一千道一万,不见兔子不撒鹰。艰苦的谈判从早晨谈到夜晚,最终就像基辛格创造性地解决问题一样,海峡两边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解决了这个问题达成了共识。
我说:“这样,我现在定你300台,半年之内我如果再不来了2200元计价,如果我进到了1000台,包括本次进货,那就是每台按2150元,如果我进货超过了2000台,就按2100元估算,怎么样?”广东人觉得这个办法还可以,当然也就有了后来的“丹尼福根”录像机的销售。
为什么叫歪打正着呢?因为只花了几百元在西安晚报上登了个广告:“解放路工商银行新进一批海关罚没录像机,售价2530元”。时值盛夏,第二天成几十上百的人就跑到了银行。
因为在这之前,有些银行的关系户要按优惠价销售,我们发了优惠券。当时为了节省时间,叫他们早晨十点、下午三点一块儿来,别耽误咱做生意。谁也想不到,所有来的人看到了什么?38度的高温,排着长队、拿着卡片、海关罚没……
无声胜有声,这一切信号告诉给大家:这可是个好东西,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些人很快变成了疯狂抢购的人群。也有人开始炒卖优惠卡,头儿说:“让保安把他们赶走!”我说:“不要,炒卡是好事。”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在市场大萧条的时候,小小的银行服务公司一下销售了2000多台的录像机,搅乱了整个全中国的录像机市场。
但是最麻烦的并不在这儿,随着录像机市价的迅速暴跌,2000台的进货也大都销售一空,只有100来台静静地躺在库房里。要想清盘,只有降价,别无他法,而且要降到成本价,要不然这100台就会成为新的积压商品。这真是个两难的选择,因为只要你降价,所有的人都会认为,哇噻!我们上当了,才卖2100多块钱,我是2500多买的,还有的人买上一条烟,走的后门,那不亏死了。
所以说,你不降价,你有什么高招呢?说来也是不可思议。一天,我突然看见我们银行的小储蓄所前面挂了一条横幅——“庆贺解放路储蓄所储蓄存款超亿元酬宾周”,怎么酬啊?给你发个宣传单,再给你一个一毛钱都不值的小小的礼物。我一想,好,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办法酬宾呀。
这就变成一个策划,不同的是,换成一个“庆贺‘丹尼福根’录像机售量过千台特价酬宾周”的横幅。而且还登了广告,欢迎新朋友,不忘老朋友,所有买过“丹尼福根”录像机的人,凭发货票、保修卡一律可以按进价购得一盒十盘的原装录像带,新朋友则按进价酬宾,以示庆贺。所有买的人觉得拾了个“货茬”,真便宜,才2100元;买过丹尼福根的人也很舒坦。你看人家都卖了1000台了,让他也分享一下成功的喜悦。新老皆宜,划了一个非常完美的句号,这就是丹尼尔的由来。
限于时间,我不能把每个项目像如数家珍这样娓娓道来,我先讲丹尼尔的由来,再讲丹尼尔开发房地产过程当中的比较有趣的故事。
15年前,应该是1992年年底才成立的中外合资房地产公司。成立公司的时候,不要说1000万,可能500万都很紧张,怎么能想到去涉足房地产呢?是源于一件鲜为人知的往事,一个三分地的故事。那时候,我在银行,我们同桌有个同事,我们都是电大的朋友、同学。他说:“老哥你看,你都下海了,老母亲委托我,在端履门柳巷有个三分地的老宅,想把它卖了,想卖个28万元,你给咱找个买主。”一般而言,从银行出来的,都想有一份自己的资产。
所以,我给同事说:“你老哥现在发了点儿小财,给你弄块儿‘自留地’,另外给你发5万块钱红包。”这个“老实”的同事把这5万块钱也拱手交给了他的父母,这是后来他才告诉我的。等于我们用了33万最高的市价买了这三分地,盖了600㎡的建筑。后来因为相隔车水马龙的东大街,我那时在西安市第四医院的旁边,到那个地方去很不方便,就想把它卖掉。
这时候有一个人叫张安定,我为什么能记得这个朋友的名字呢?他跟我是朋友,但他跟想买楼房的人是更好的朋友,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我不能告诉你他的名字。这是西安市最早的农民企业家,最早坐奔驰车、开发房地产的人。他就不知道中的什么邪,对北柳巷情有独钟,一天6个电话打到传呼机上要找我。因为是张安定给我找的施工队,建筑成本就是那么六七十万。我说不行咱们把它卖了,卖个120万左右,50%的回报率也可以了,咱们是80万做的。张安定连底牌都告诉给别人了,他是个天生的经济人,我很感谢他,没有他,也没有丹尼尔,也没有今天的房地产开发。结果,对方不停地电话催我,但他不该言不由衷。他如果告诉我:“王总,现在100万成交付款,你干不干?”我也会同意了。
结果,他是画蛇添足。他说,王总你看我早就知道了你鼎鼎大名。那时候哪有什么大名,完全是恭维之词。他说:“其实我们在文艺路后面还有一块儿地,几十亩土地,这个地,你在银行人熟,如果把它给你,保证能赚一大笔钱,三二百万都有可能。”
我说:“咱们萍水相逢,你怎么会把几百万的利润拱手让给别人呢?这不符合商业的规则,这是第一。第二,我想知道它怎么能赚几百万呢?”他说王总你看,这个地能盖多少平方米,这一平方米最少卖3500元,这个成本多少多少钱,所以你能赚多少多少钱。
实际上,他在给我进行房地产的启蒙教育。噢,原来这房地产不能按“堆”卖,是按平方米卖的,这是我的第一个反应。我说不应该值,他说一定值。我说:“那好,我来盖,你来买,2800元卖给你怎么样?谁说话谁买单。”他自然无法回答。我说,下来你觉得文艺路那个地方和我们北柳巷口哪个地方好?这是我的第二个反应,这就好比说一个国色天香的姑娘和一个不是太漂亮的女孩在一起你说谁好?你总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吧!
我说:“咱全当它一般好,可以吧,这个地方也不按3500元,按2800元卖给你。”他当时是瞠目结舌,这一算,算了200好几十万。他说:“原来不是说120万嘛?”我说:“咱们这样,把零头去掉,按200万算个整数,怎么样?我说我们这个还有装修,他说我要看看方案。言下之意是可以考虑嘛。
最后我说我给你三天时间,多少钱是另当别论,我马上去香港招商,也顺便到香港去看一下,三天之后要走,你把你的账号给我,看你账上有没有钱,别耽误事。只要有钱,我说多一点儿、少一点儿都问题不大,都可以谈。最后,192万卖给了他,把80多万的成本一扣,我觉得这房地产真厉害,转手之间就是100万!我刚才给你们吹了半天丹尼福根,也不就是几十万元。
所以我说,好,我们就开始搞房地产,小型的搞它十个、二十个。后来我们又接收了东县门的一个工厂,这个工厂的厂长叫张国平。厂里要建经济适用房,当年叫安居工程,房地局是项目实施单位,只给这个厂5.2亩地,补偿700万,多一分都没有,最后打了好几架,弄不成。我找到了厂长,我说:“我答应你,900万。”他眼睛为之一亮。他说:“可以,你从银行出来的,我相信,咱下午就签订合同,成交!”我说:“你先且慢,合同一签订给你付100万,每个月100万。”他说:“那怎么能行?说好了900万。”我说:“我是迟到的港商,是王嘉诚,九个月以后跟你签合同,900万,可以吧?我相信你这个地方是个宝地,但是它可能18个月以后还静静地躺在这里,据我所知已经超过18个月了,对你有什么损失?没有任何损失。你这个地是国家的,我今天付了钱,那就会产生利息。”最终还是我说服了他,如愿以偿。
后来又卖给某单位,市价2500万,我们按2290万卖出。这样就抽象出来一个事实:一个从未做过房地产的所谓的老板,以高于市价200万的价格买进这块土地,低于市价200万卖出这个房产。他能做生意,脑子是不是有毛病?大家不约而同都会这么去想。
其实不然,按我的观点,只用了300万,累计三个月收回全部投资,又赢利了好几百万,你说不是一桩好事吗?当然是。合同一签订,在三个月的时间内支付了300万,但是三个月之后我同样在这个时间内卖给了这么一个要房子的单位。买的人希望买一个最低价,卖的人希望卖一个最高价,但是合同一签订本周之内支付450万,就变成了代征代建。你会发现他们各得其所,这个事情也就圆满地解决了。
大家如果有机会,丹尼尔有一本书《丹尼尔经营案例》,当年北大要把它作为一个全景式的教学案例,可能仍然要不了365天,公开面世。它每一个项目的后面都是一个传奇的故事,都贯穿了一个永恒的主题——钱是想出来的。
比如,你们今天看到的丹尼尔总部,因为政策变化的原因,拆迁安置的700多户,变成了2290多户,它绝不是王国庆无能,直接亏损1个亿!成千上万的老百姓走上街头,成了社会的问题。当时因为初生的牛犊不怕虎,压根儿不知道房地产开发是怎么回事,又接收了东西窑坊108亩的土地安置,两个难点的建设项目,丹尼尔为政府分忧接过去了。坦白地讲,如果告诉我这个项目亏损一个亿,即使今天我也不会下这个决心。我怎么能知道他700户变成了2200多户呢?原来叫“拆一还一”,后来叫“一对夫妻分一套房”,尽管对全西安市它都是公平的法则,但丹尼尔是第一个试点单位,你有什么办法区分它是一对夫妻呢?没有。大家无需走后门,从前门就可以堂堂正正地破门而入。
不得已之下将这里的老百姓异地安置到东西窑坊。你会发现,政治经济学有个级差地租,这个地方是300万的地价,东西窑坊是80万,一个级差地租的概念,一个月的搬迁就为丹尼尔公司降低了6000万的成本。占30多亩地的老百姓被异地安置到东西窑坊,这叫不得已而为之。1998年底之前,全体丹尼尔人把自己的青春都奉献到这个项目上。
那我们今天在想,这房地产开发能不能再置换一下呢?这一想,想成了至少一个亿的财富变到了丹尼尔名下,今天都是过去完成时。我们又把城外的一个小工厂接收了,这就是纺织器材厂。我们给困难的职工一人一套住房,600块钱1平米,我们把解放路上500万一亩居住的群众异地安置到40万价值土地的工厂之上,这是12.5倍级差地租的置换,大家可以算一下是多少钱,自然是一个亿,钱也就这么想出来了。
下来,一发而不可收拾,丹尼尔的最后重组并购西安木材总厂、西安的石膏板厂,将近2000名职工,丹尼尔又提出来一个全新的模式,“开发、商贸、服务、住房、医疗、养老”。给每位在册职工低于成本30%人均解决一套住房,在物业、服务、保卫、管理这些服务型的工作岗位上妥善安置了他们,让职工们安居乐业。
新华社为此专门发了“动态清样”,国家领导批示、省市领导批示,它的抬头就是“丹尼尔集团十年零贷款经营房地产的调查”。这就悟出一个全新的概念,开创了一个全新的经济的新视野。
丹尼尔是干什么的?丹尼尔不是房地产公司,丹尼尔也不是商贸公司,丹尼尔是丛林中的秃鹰,专吃腐肉,是经营存量的。“你将存量给我,我把财富还你。”偌大的中国到处都是存量,大家想一下,100个人搞企业,有几个人搞成的呢?很少,屈指可数。搞失败的企业、公司、个人、资产闲置。再比如,我们的永乐路小区,大家没有人知道,一个灵感带来了1000万的纯利润。大家说,看样子王总经常爱给大家讲故事,半信半疑,我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实实在在的情景再现。我承认,我比较能讲,但是我更能干。这是河南人,第57个民族所具备的美德。
我们接收了城外的这么一个改造项目,叫做“永乐路经济适用房小区”,结果出现一个半大不小的问题,在我们接收的工厂里边,有一个5000多平米的建筑,崭新的厂房,我们按照新的规划是要拆除掉以后兴建商业用房屋。咱们负责的同志告诉我,王总你得来一趟,你是老板,是人工拆除,还是定向爆破?把这个楼扒掉。我虽谈不上事必躬亲,这个事恐怕得亲力亲为,好在离咱们办公的地方一箭之遥。
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我就坐着凯迪拉克过去了。走到路上碰见一个让我感觉到非常讨厌的置业顾问,顺着宽大车体的缝隙塞过来一个推销的广告,只有四个字映入我的眼帘,终生不忘——复式住宅。我面色不悦地把它放在了驾驶台的面板之上,我走进了小区,我走进了这个车间,我一看,车间之间的一层相当于我们的礼堂,二层依然是这么高,我觉得怎么样都不能把它扒了。扒掉得两个月,虽说不要花钱,民工拆除卖废钢铁还得交押金,定向炸药爆破大概得20多万,怎么都不行。
正因为看到了宽阔的厂房,突然一道灵光再现——复式住宅。这不是可以做复式吗?我说,马上叫工程师过来。20分钟以后工程师到达了现场,拿尺子土法作业,一量,层高五米八,规范是6米,差二十公分,这时候想到了宣传单上的复式住宅,一个利用原厂房改造的复式住宅就这么诞生了。
大家想想,二千五六百块钱把它加盖成6000多平方米的房子,一抢而空。你的成本只有二三百万,你的营业额1000多万,这么一想,1000万不就想回来了吗?
我不用看表,估计也将近一个小时了。丹尼尔的故事可以且听下回分解。
那么,现在我告诉大家,走出校园的两三年之后,怎么样想钱?怎么样找工作?男同胞怎么样想一个漂亮的媳妇,小姑娘怎么样找一个如意的郎君?都在想。那么要想的话,就得从现在起熏陶、培育想的这么一个技巧,养成想的习惯这很重要。
我不谦虚地告诉大家,我是8岁当班长,之后当排长、当团支部书记,我从来都是学生头儿。那大家问:“王总,你做过弊没有?”我可以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告诉大家,从来没有。但是我成功地帮助朋友作过弊,而且很高明地作过弊,让他拿到了电大的毕业证,他应该感谢我一辈子。当时是脱产带薪上电大,不容易。
考试的时候有个同学实在是不上道,抄都不会抄,还有朋友帮他抄,当时哥们儿义气,怎么样叫他拿到毕业证呢?考试之前,我说你们得请我一顿,我记得是羊肉泡,还喝了一瓶啤酒。我说:“你们看过李向阳吗?《平原游击队》。”他说:“看过,明天这都考试了,头大得不行,哪能跟你比,你给我说李向阳干啥?”我说:“那个日本鬼子叫什么松井的说过一句话,‘小小的李向阳就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台词。”我说:“李向阳有一个高明的谋略叫声东击西,明天考试场上,老王给你操练一把声东击西。”
所以老师考题一发,我是明知故问,我把一张考题遮了一半,放在一边,我说我咋跟别人不一样,少了一张,两个监考老师都过来,不对呀,不可能啊。我说,你看我这就少了一张,这叫声东,这是开始,开始还没看题,没写,还来不及抄。到了中间,我说老师我这个题又不对了,怎么搞的,我看不清楚。这样的话,此地无银三百两,老师都认为是不是这个家伙,这当班长当啥的,弄不好可能有啥想法。
其实,我什么想法都没有,把你引到身边就行了。这样,他看过来,看过去,我又专门说这个笔不行了,没墨水了,给他五六分钟的时间,别人抄好,把他一个名字写上去。当然,我今天绝对不是鼓励大家去作弊。我只是说,我们要有点儿智慧,大家绝对不要效仿,要正面的理解这个问题。
这个基本的智慧如果不具备,怎么想都不行,还是一个井底下的蛤蟆。我们有一个高中的同学,我这不是段子,他“傻帽”到什么程度,来晚了、迟到了。老师说:“怎么搞的,又迟到了?”“我发高烧,起码都20多度!”你都不知道人体正常体温是多少,是否有点儿可悲!有人问,他爸多大?他说,我爸至少比我大一轮。你爸是非洲人,12岁就生你,不可能嘛。所以,我觉得要接受基本的常识,要有智慧。
今天还有我们丹尼尔的同仁,我给你们提一个要求,我想大家也会同意,因为我想让你们增加点儿记忆,那么你们就得守口如瓶,不能让你们大部分人称作嫂子的知道了,这样就对不住我了。
20多年前的今天,我旅行结婚到北京,只拿了200块钱,34.5元的工资,但我老爸是葛朗台的远亲——一分钱当十瓣花,他说我年轻的时候把那钱的号码都能背下来。你想,我老爸能给我200块钱旅行结婚,等于把我爸的肋条抽了几根。我当时到什么程度,新婚蜜月都没有在一起,我不知道蜜是什么滋味,为了省钱,分居住了5块钱架子床一天的一个招待所,这是当年的真实写照。但是,你嫂子最后心情愉快地扛了68块钱一把的高压气枪从北京回到西安。那为什么做到这一步呢?实际上,那时候智慧的细胞已经有了。
看人民大会堂,白金龙纪念笔2块钱,我说买一个。她说不要买,有那么多笔,要它干啥。第一次被否决,本来我就不想要!她则要几个手绢,给朋友。我说,随便,你看,你喜欢那个拿那个。我帮他挑颜色,买个手帕几毛钱,买个什么小碟片、小东西,都是几毛钱,超过一块钱的东西不多。她买了七八种,我记得我又想买一个什么东西她还不同意,那轮也轮到我了。我想买啥?我买了个高压气枪68元,她也觉得该我买了,不买她也对不住我。于是,她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很高兴地替我付了钱,替我抗着枪回来了。
我下乡后,就想参军。但姑妈乔居美国,当时叫海外关系,政审的时候就是一道关。我当时是128位学生的头儿。当年的招工指标,场长告诉大家,男生是20个,女生8个,农场还有点儿阴盛阳衰,女同胞居多数。8名女生的指标刚一出口,底下一片抽泣之声,大家哭了,因为你表现再好只能走8个人,我也很难受。但是我觉得男生就是走一个也应该轮到我。但第二天,我就没有这个自负了,等我走了五里路到镇上去买粮食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们平常没有人烟的三原公社,一字排开,停放着找关系的九辆小轿车,最高级的是伏尔加,最低的是212吉普。
我当时的能耐最多只是在农村借个架子车,回去借个三轮车,我怎么能和人家竞争呢?我走到哪里去?出来又能干什么?我觉得一切都要重新想一想。
高中的时候我们验过飞行员,1000多个学生,验到最后20个还有我,最后才知道,小时候我得过中耳炎。右耳膜加大压力后振动力不匀,不适合高空作业。其他情况很好,我就想,我要能当个兵,将来还能上军官大学,还可能会回来。那时候招兵更要走后门。但如何能让6个招兵部队不约而同跑到三原农场来找王国庆呢?是我想出一个高明的办法。
我写了一个热血沸腾的入伍申请书,当年无非是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被压迫的人民,包括台湾,奉献自己的青春乃至生命,那样豪言壮语之类,贴到了公社的大门上。第二天早晨,便全县广播知识青年王国庆的入伍申请书,来了6个招兵部队,我首选空军,当不了飞行员,我当机械师也行,遗憾的是空军没有,其次是海军,也没有,没想到,陆军不想去的时候,来了个炮兵,我最后成了152榴弹加能炮的瞄准手。就这样,我招标接收当兵的部队,如愿以偿地当了新兵,来到了部队。
我倒觉得,看待生活当中一些细节、一些往事,实际上都会息息相关。再想一下,我们很多从八岁开始,手背后、坐端正的“三好学生”大都没有出息,看起来调皮捣蛋的大器晚成的倒不少。但我感觉到今天是一个知识经济的时代,如果冒然地、唐突地说王国庆告诉大家钱是想出来的,大家会觉得很纳闷,钱对于企业是赚来的,个人是挣来的,歹徒是抢来的,至于诈骗犯才是想来的,你怎么跟我们说是想出来的?
其实,你想想,想是一种智力劳动,是个高智商的劳动,它仍然是劳动。不是说嘛,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所以你找到了财富的父亲,当然离财富就不远了。所以我说钱是想出来的,个人的前程也是想出来的,但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大家还得脚踏实地。对我们今天来说,我们仍然是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不瞒在座的各位,我当年曾经想过,就是上了电大,我也要学两门外语,首选英语,第二门外语是日语,今天一语都不语,实在没办法。我当时觉得忙,其实今天是最好最好的机会,这个机会是千金、万金买不来的,只有你过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之后,你才会珍惜它,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
当然,今天大家是大一的学生,有些话题比较沉重,我就不讲了,我最后奉献给大家一句话,作为结束语。我很赞赏刚才小李谈的观点,要学点儿国学的基础。
我记得《易经》里边讲过一句话,叫作“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意思大家不言而喻,你首先要有自强、自信之心,你要像天体一样,不论客观的条件如何变化,强劲地按照自己的轨道生生不息地运转着;同时,你还要像苍茫的大地一样,敞开胸怀容载万物。包括参天的大树,矮小灌木丛,乃至毒草,无所不容,要有一个坦荡的胸怀。
我曾经写了一本书,当然今天带来一部分,遗憾的是太有限了,倒不是我这老板吝惜什么书的成本,这个书新印加版还没有出来,将来学生会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将来联系,一律五折。绝不是推销,我觉得看看这个书,我今天送给大家,这个书里面写了一个《国庆商法》,这个《商法》分十三篇。人做事要有一种格局,要有一种气势,要有一种胸怀,要有一种抱负,要立志、要得道、要锲而不舍、要脚踏实地,要百折不挠,要具备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排除千难万险,竭尽千方百计的这种决心和毅力。你具备了这些,什么困难都难不到你,想赚钱更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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