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
不少经济史学家和经济学家都说，中国至宋代商品生产已有长足发展。较重要的证据主要是指：
（1）以商品流通为重要职能的镇、市已经形成。这样的“镇”与封建官僚政权或军事职能为依托的县城以上的中国城市有显著差别的。典型的中国“官城”，是与庞大的行政官僚、军事职能相联系的消费型城市，当时极为重要的官营手工业也与此密切相关。当然，这样的消费型城市，也必然在一定程度上会发展出商品生产：普通官员、吏、举子等阶层的消费，和世俗的小商品生产相联系。不过，这并不是中国社会所独有的，即使是欧洲的中世纪社会，仍然有类似的商品形式的消费，旅店、店铺，多多少少总是有的。但是，就中国古代社会讲，商品生产并不是占统治地位的产品形式，本来就不言而喻。大宗产品的需要，漕运对于古代中国社会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官员系统、军事系统日常消费的主要来源。与漕运相联系的社会产品基本上不是商品形式的产品，这主要是“赋”的转形。清乾隆年间，漕运仍是极重要的经济大事，这也表明了当时的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当然，即使相对缓慢发展的中国封建社会，比如租佃农民向地主缴纳的地租，也从早期的实物地租逐步演变成了后来的货币地租，但这正表明商品经济的发展总体上都要经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
（2）非官营的即民间型的商品生产的渐成气候，个体手工业生产是基本特征，产品的流通以镇、市为依托。这确是相当重要的。这样典型的小商品生产与汇纳于镇、市的商品流通互为条件。
（3）个别或局部范围如江南某些地方，已有包卖商人的踪迹。例如在松江暑袜业中，据明人范濂《云间据目抄》记载，“(松江)郡治西郊，广开暑袜店百余家。合郡男妇，皆以做袜为生，从店中给筹给值”。暑袜店的商业资本已经支配了小生产者的生产。18世纪之后苏州、南京的丝织业中，已经有通过发料收货控制小生产者的情况。这些当然是更前进了重要的一步。
（4）更晚些但同样可以作为十分重要的标本的，美国罗威廉对1796—1889年汉口作为自发形成的事实上的商业城市的详细研究。这是在中国自身条件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大规模的商品流通经营，与受国外巨大影响的上海等城市差别显著。这样的整体规模已相当庞大的商品生产，对于商品经营者即商人阶层，已经需要也已积聚起数量可观的资本甚至是巨额资本，其性质属于流通资本。当然，从罗威廉对汉口商品经济的具体研究可知，并非所有的商人都需要资本或大额资本，相当部分商人实际是经纪人，是中介商人。
上述各类商品生产，确实，自始就是为社会的，即预定就是要以商品形式出售的产品，而且买卖关系是典型的双方自主决定的交易。可以与之对照，我国封建社会延续时间很长的盐、茶官营或专营，是受官府控制的，封建的高额税收，也是其中的关键一环，而不是商人资本或商人阶层为主导；但可以说，这些是畸形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
十分重要的是，官营的、官府控制的盐、茶等大宗商品专卖，当然不可能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自发的、自然形成的，以镇、市的集中交易为依托的小商品生产，也不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一定的地域范围内形成的商人阶层，很大程度上由商人资本控制的商品生产与商品流通，也并未真正跨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门槛，即还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另一方面，对于我国说来，这样的具体的商品生产，正表明逐步地向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接近。
看看现当代某些西方经济学家和我国一些学人对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描述，甚至是作为典型的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的描述，人们所关注的，认为体现其本质特征的，说来说去就是自主的、不受官方控制的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易。
但是，这恰恰是有根本性缺陷的。确实，摆脱了官方控制、行会控制的商品生产，已经是典型意义的商品生产，却还不是典型意义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流通固然十分重要，但却不能局限于流通、局限于商品的交换。工场手工业形式的商品生产，才是初步站稳了脚跟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1）满足市场需要的商品生产仍然是其重要特征之一；（2）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已经确立，成了一般形式；（3）生产资料已经必然地成了资本，是资本的实际存在。
其实，后两点即使从单纯性商品生产的角度考察，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劳动者成了资本所雇佣的劳动力的时候，他就不再是以前那样的小生产者了。过去这些小生产者的大部分，很大程度上是自产自销的自然经济体中的劳动者。他自己和家庭成员需要的消费品的很大部分是自己生产出来的。种植粮食的中国小农其产品的大部分是为了自己家庭的消费，尽管他所生产的产品的一部分是作为商品卖给别人的。工场手工业形式的商品生产则完全不同了，单个的劳动者所参与的生产，生产什么产品和他根本没有关系。因此，劳动者与雇佣他的企业的资本的关系的建立，意味着社会商品总量的增加，当然也意味着交易的商品总额的增大。
当生产条件不再属于劳动者所有，而是雇用劳动力的人的资本时，资本也真正作为资本而执行职能了。原来这样的生产条件，如果属于小生产者所有，通常就并非是他从市场购得的。行会制约的手工业，也基本如此。与之不同，当生产条件作为资本而存在时，相应的生产条件从市场购入才成了必然。即使这部分生产资料是由企业自己生产的，那也是作为商品选择的结果。显然，以商品形式生产和交换的产品总额，将因此而相应增加。
有一个问题值得作些思考：当代西方经济学相当重视法、契约形式这些原本非狭义的经济学方面的问题，真正的深层原因何在呢？
作为上市公司和非上市的有限责任公司，其交易真实性、财务真实性自然十分重要，因为这涉及到与本公司有关的当事人的利益。但其实这是从企业生产的外部关系着眼。客观地反映生产与交易的真实状况，实际是企业正常运行本身要求。这本来就是清楚明白的事，资本占主导的商品生产企业，总得知道自己是赚了还是亏了多少，那是一点也含胡不得的事。个体小生产者毛估估赚或亏了多少才无碍大事；与之类似，当资本征服生产领域之初，生产条件还属于比较简陋的手工工场时，财务核算也不会十分严格。与之不同，后起的公司形式的企业，严格的财务核算对自身而言就极为重要。原材料、辅助材料的消耗与会计核算对工场手工业方式运作的资本也是十分重要的，但机器的普遍采用使会计的严格核算具有了更加重要的意义。这是说，虽然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已经是典型的资本主义方式的生产，与商人资本控制的商品生产相比已实现了质的飞跃，但是，从生产过程本身分析，机器的普遍采用和相应的比较严格的财务核算，自然是更深入了一大步。这一点，西方国家在相当早的时期就已比较规范地运作了。例如从德国经济学家冯•杜能1826年出版的《孤立国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中讲到固定资产房屋的折旧问题、恩格斯回答马克思关于机器折旧计算的信中，就可以感受得到，所涉及的国家则是较早时期的英国和德国。其实也容易理解，英国的产业革命是发生在十八世纪，到了十九世纪，欧洲国家的机器大生产自然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看一看西方的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中，对历史的发展抱清醒、客观认识的学者的论述，也是富有教益的。
“当代资本主义存在的最起码的先决条件，就是把合理资本会计制度作为一切供应日常需要的大工业企业的标准。这种会计制度又需要有：第一，占有土地、设备、机器和工具等一切物质生产手段作为独立经营的私人工业企业可任意处置的财产。……第二，它需要有市场自由，也就是说，在市场上对贸易没有任何不合理的限制。……第三，资本主义的会计制度以合理的技术，也就是最终包括使用机械化在内在最大可能的程度上运用计算技术，为先决条件。……第四个特征是可预测的法则。……第五个特征是自由劳动。必须有不但在法律上容许，而且在经济上被迫到市场上不受限制地出卖自己劳动的人们的存在。这虽然和资本主义的实质相矛盾，但是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无产阶级，没有以出卖自己的劳务为生的一个阶级，资本主义就不可能发展；纵使仅仅劳动是不自由的，也还是同样不可能。合理的资本主义的测算，只有在自由劳动的基础上方有可能。只有在这种场合，由于存在形式上自愿而事实上迫于饥饿的鞭策而去出卖劳动的工人，方有可能在事前通过协议明确规定产品的成本。第六个也是最后一个条件，就是经济生活的商业化。我们的意思是说普遍使用商业手段来表明企业和财产所有权。”（马克斯•韦伯《经济通史第四篇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请看，这些看法中的很大部分，尤其是第一条和第五条，与马克思《资本论》的有关论述何其相似。
“从亚当•斯密以来，我们一直习惯于把分工与市场发展联系起来，所以当人们认识到这不是它的起源时，便大吃一惊。技艺最初的发展与市场无关。它确乎意味着专门化，但它是一种由上层指导的专门化（像一种新工序被引进到现代的一家工厂时发生的情况那样）。专门化实际上是一个规模经济学的问题；它的确有赖于需求的集中；但市场只是可以使需求集中的方法之一。还有另一种方法，它在典型的官僚政治中早就非常有力地显示出来了；甚至在封建领主家庭也已不可忽视地出现了。”
“偶尔的交易——孤立的交换活动，包括任何一方都不为进一步交换承担义务——自古以来便时有发生，但对进行交易的人们的生活影响甚微。”
“商人的资本大部分是营运资金即流通资金——用于周转的资金……个别商人诚然可以使用某些固定资金，诸如营业所、货栈、店铺或船只，但这些不过是一些容纳其所经营的一批商品存货的容器罢了。”
“十八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带来了新的情况，用于生产而不是用于商业的固定资本货物的种类，开始显著地增长了。这种增长并不是仅仅在一个阶段发生之后就过去了，而是不断地增长。就是说，并不仅仅是资本积累的增长，而是体现投资的固定资本货物的种类和花色的增长。”（约翰•希克斯《经济史理论》）
“直到十八世纪中叶，生产仍受手工工场制度的支配。接近1760年时，大工业时代才开始。”
“手工工场已经含有劳动与资本的分离。在1557年法令的序言中，我们已看到这种分离是怎样实现的：起初在自己家里用自己的工具进行自由劳动的工人，不久就变成为一种因使用那已不再为自己所有的劳动工具而付出使用费的租户。以后，制造商更进而在他家里安装设备，创办由他直接监督的作坊：工人只向他提供劳动力借以领取工资。”（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
这些对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历史发展的论述，是相当重要的。对当今众多抛开历史与现实，天马行空似地以模型和所谓标准模式作依傍的人们，所展示的是另一种景象。
明朝和清朝，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的萌芽究竟怎样呢？除了前面讲到的，邓拓的《从万历到乾隆》是切实的、具体的研究成果，我以为，至今仍是这方面的最好著作之一。这是讲的北京西山门头沟民间矿业的资本主义形式的商品生产，从保留至今的原始契约可知，经营一座民窑需要资本上千两、几百两银子，雇佣相当多工人。可以肯定，同时期江南某些地区的资本主义形式的商品生产的规模，是显著超过北方地区的。当然，当时的中国，整体上无疑仍是封建地主经济。这本来就不言而喻，——资本主义还只是萌芽。
历史的发展，必定是充满种种曲折的。说古老的中国社会自身生长和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程非常缓慢和艰难、有其相当鲜明的自身特征，这是确实的；但把事情说成中国社会不可能自身发展出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这就至少要证明，邓拓非常具体地列举的，万历至乾隆年间北京门头沟民窑资本经营生产纯属子虚乌有，——谁有勇气这样说呢？是的，有勇气这样说的人不会少的。有这样勇气的人也不会认真细致地研究中国历史，过去是用理论套历史，现在则是用西方的模式套历史。
其实，即使在西欧，所谓典型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也是在少数几个国家首先成为事实，其他国家是程度不同地学样的；但谁又能说，假如没有英国等少数国家，其他国家就不会走向资本主义呢？实际上，那些对当今西方资本主义几乎到了顶礼膜拜地步的人，不但剥夺了东方国家自行走向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也剥夺了欧洲众多国家自行走向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也连带剥夺了世界其他地区的重要国家自行走向资本主义的可能性。
历史已经以另一种方式给出了答案：资本主义形式的商品生产，至少是较为重要国家都必定要经历的发展阶段。这就隐含着：如果没有外部的重大干扰因素，它们自身也或迟或早会走向资本主义，但是，他们自身的道路，又必定是独特的。
说到中国近现代在西方列强的侵略、逼迫下实际所走的路，可以说已经成为共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概括，是表明了社会的整体面貌。社会经济形态的特征究竟怎样呢？那时广大的中国农村经济，仍旧是封建或半封建的，但是在强有力的外国资本、官僚资本、民族资本面前，前者必然是软弱的。而外国资本、官僚资本、民族资本其共性的资本无疑是重要的。所以，辛亥革命前后至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中国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本质上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尽管是相当畸形的资本主义生产，也是不发达的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这也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所以发生并取得成功的最重要的经济基础。
参考文献：
郭正忠《两宋城乡商品货币经济考略》
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
赵毅罗冬阳《李洵》传记
邓拓《从万历到乾隆》
唐文基《16至18世纪中国商业革命和资本主义萌芽》
李根蟠《中国封建经济史若干理论观点的逻辑关系及得失浅议》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马克斯•韦伯《经济通史第四篇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约翰•希克斯《经济史理论》
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
2007-7-26
不少经济史学家和经济学家都说，中国至宋代商品生产已有长足发展。较重要的证据主要是指：
（1）以商品流通为重要职能的镇、市已经形成。这样的“镇”与封建官僚政权或军事职能为依托的县城以上的中国城市有显著差别的。典型的中国“官城”，是与庞大的行政官僚、军事职能相联系的消费型城市，当时极为重要的官营手工业也与此密切相关。当然，这样的消费型城市，也必然在一定程度上会发展出商品生产：普通官员、吏、举子等阶层的消费，和世俗的小商品生产相联系。不过，这并不是中国社会所独有的，即使是欧洲的中世纪社会，仍然有类似的商品形式的消费，旅店、店铺，多多少少总是有的。但是，就中国古代社会讲，商品生产并不是占统治地位的产品形式，本来就不言而喻。大宗产品的需要，漕运对于古代中国社会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官员系统、军事系统日常消费的主要来源。与漕运相联系的社会产品基本上不是商品形式的产品，这主要是“赋”的转形。清乾隆年间，漕运仍是极重要的经济大事，这也表明了当时的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当然，即使相对缓慢发展的中国封建社会，比如租佃农民向地主缴纳的地租，也从早期的实物地租逐步演变成了后来的货币地租，但这正表明商品经济的发展总体上都要经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
（2）非官营的即民间型的商品生产的渐成气候，个体手工业生产是基本特征，产品的流通以镇、市为依托。这确是相当重要的。这样典型的小商品生产与汇纳于镇、市的商品流通互为条件。
（3）个别或局部范围如江南某些地方，已有包卖商人的踪迹。例如在松江暑袜业中，据明人范濂《云间据目抄》记载，“(松江)郡治西郊，广开暑袜店百余家。合郡男妇，皆以做袜为生，从店中给筹给值”。暑袜店的商业资本已经支配了小生产者的生产。18世纪之后苏州、南京的丝织业中，已经有通过发料收货控制小生产者的情况。这些当然是更前进了重要的一步。
（4）更晚些但同样可以作为十分重要的标本的，美国罗威廉对1796—1889年汉口作为自发形成的事实上的商业城市的详细研究。这是在中国自身条件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大规模的商品流通经营，与受国外巨大影响的上海等城市差别显著。这样的整体规模已相当庞大的商品生产，对于商品经营者即商人阶层，已经需要也已积聚起数量可观的资本甚至是巨额资本，其性质属于流通资本。当然，从罗威廉对汉口商品经济的具体研究可知，并非所有的商人都需要资本或大额资本，相当部分商人实际是经纪人，是中介商人。
上述各类商品生产，确实，自始就是为社会的，即预定就是要以商品形式出售的产品，而且买卖关系是典型的双方自主决定的交易。可以与之对照，我国封建社会延续时间很长的盐、茶官营或专营，是受官府控制的，封建的高额税收，也是其中的关键一环，而不是商人资本或商人阶层为主导；但可以说，这些是畸形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
十分重要的是，官营的、官府控制的盐、茶等大宗商品专卖，当然不可能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自发的、自然形成的，以镇、市的集中交易为依托的小商品生产，也不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一定的地域范围内形成的商人阶层，很大程度上由商人资本控制的商品生产与商品流通，也并未真正跨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门槛，即还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另一方面，对于我国说来，这样的具体的商品生产，正表明逐步地向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接近。
看看现当代某些西方经济学家和我国一些学人对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描述，甚至是作为典型的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的描述，人们所关注的，认为体现其本质特征的，说来说去就是自主的、不受官方控制的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易。
但是，这恰恰是有根本性缺陷的。确实，摆脱了官方控制、行会控制的商品生产，已经是典型意义的商品生产，却还不是典型意义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流通固然十分重要，但却不能局限于流通、局限于商品的交换。工场手工业形式的商品生产，才是初步站稳了脚跟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1）满足市场需要的商品生产仍然是其重要特征之一；（2）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已经确立，成了一般形式；（3）生产资料已经必然地成了资本，是资本的实际存在。
其实，后两点即使从单纯性商品生产的角度考察，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劳动者成了资本所雇佣的劳动力的时候，他就不再是以前那样的小生产者了。过去这些小生产者的大部分，很大程度上是自产自销的自然经济体中的劳动者。他自己和家庭成员需要的消费品的很大部分是自己生产出来的。种植粮食的中国小农其产品的大部分是为了自己家庭的消费，尽管他所生产的产品的一部分是作为商品卖给别人的。工场手工业形式的商品生产则完全不同了，单个的劳动者所参与的生产，生产什么产品和他根本没有关系。因此，劳动者与雇佣他的企业的资本的关系的建立，意味着社会商品总量的增加，当然也意味着交易的商品总额的增大。
当生产条件不再属于劳动者所有，而是雇用劳动力的人的资本时，资本也真正作为资本而执行职能了。原来这样的生产条件，如果属于小生产者所有，通常就并非是他从市场购得的。行会制约的手工业，也基本如此。与之不同，当生产条件作为资本而存在时，相应的生产条件从市场购入才成了必然。即使这部分生产资料是由企业自己生产的，那也是作为商品选择的结果。显然，以商品形式生产和交换的产品总额，将因此而相应增加。
有一个问题值得作些思考：当代西方经济学相当重视法、契约形式这些原本非狭义的经济学方面的问题，真正的深层原因何在呢？
作为上市公司和非上市的有限责任公司，其交易真实性、财务真实性自然十分重要，因为这涉及到与本公司有关的当事人的利益。但其实这是从企业生产的外部关系着眼。客观地反映生产与交易的真实状况，实际是企业正常运行本身要求。这本来就是清楚明白的事，资本占主导的商品生产企业，总得知道自己是赚了还是亏了多少，那是一点也含胡不得的事。个体小生产者毛估估赚或亏了多少才无碍大事；与之类似，当资本征服生产领域之初，生产条件还属于比较简陋的手工工场时，财务核算也不会十分严格。与之不同，后起的公司形式的企业，严格的财务核算对自身而言就极为重要。原材料、辅助材料的消耗与会计核算对工场手工业方式运作的资本也是十分重要的，但机器的普遍采用使会计的严格核算具有了更加重要的意义。这是说，虽然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已经是典型的资本主义方式的生产，与商人资本控制的商品生产相比已实现了质的飞跃，但是，从生产过程本身分析，机器的普遍采用和相应的比较严格的财务核算，自然是更深入了一大步。这一点，西方国家在相当早的时期就已比较规范地运作了。例如从德国经济学家冯•杜能1826年出版的《孤立国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中讲到固定资产房屋的折旧问题、恩格斯回答马克思关于机器折旧计算的信中，就可以感受得到，所涉及的国家则是较早时期的英国和德国。其实也容易理解，英国的产业革命是发生在十八世纪，到了十九世纪，欧洲国家的机器大生产自然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看一看西方的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中，对历史的发展抱清醒、客观认识的学者的论述，也是富有教益的。
“当代资本主义存在的最起码的先决条件，就是把合理资本会计制度作为一切供应日常需要的大工业企业的标准。这种会计制度又需要有：第一，占有土地、设备、机器和工具等一切物质生产手段作为独立经营的私人工业企业可任意处置的财产。……第二，它需要有市场自由，也就是说，在市场上对贸易没有任何不合理的限制。……第三，资本主义的会计制度以合理的技术，也就是最终包括使用机械化在内在最大可能的程度上运用计算技术，为先决条件。……第四个特征是可预测的法则。……第五个特征是自由劳动。必须有不但在法律上容许，而且在经济上被迫到市场上不受限制地出卖自己劳动的人们的存在。这虽然和资本主义的实质相矛盾，但是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无产阶级，没有以出卖自己的劳务为生的一个阶级，资本主义就不可能发展；纵使仅仅劳动是不自由的，也还是同样不可能。合理的资本主义的测算，只有在自由劳动的基础上方有可能。只有在这种场合，由于存在形式上自愿而事实上迫于饥饿的鞭策而去出卖劳动的工人，方有可能在事前通过协议明确规定产品的成本。第六个也是最后一个条件，就是经济生活的商业化。我们的意思是说普遍使用商业手段来表明企业和财产所有权。”（马克斯•韦伯《经济通史第四篇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请看，这些看法中的很大部分，尤其是第一条和第五条，与马克思《资本论》的有关论述何其相似。
“从亚当•斯密以来，我们一直习惯于把分工与市场发展联系起来，所以当人们认识到这不是它的起源时，便大吃一惊。技艺最初的发展与市场无关。它确乎意味着专门化，但它是一种由上层指导的专门化（像一种新工序被引进到现代的一家工厂时发生的情况那样）。专门化实际上是一个规模经济学的问题；它的确有赖于需求的集中；但市场只是可以使需求集中的方法之一。还有另一种方法，它在典型的官僚政治中早就非常有力地显示出来了；甚至在封建领主家庭也已不可忽视地出现了。”
“偶尔的交易——孤立的交换活动，包括任何一方都不为进一步交换承担义务——自古以来便时有发生，但对进行交易的人们的生活影响甚微。”
“商人的资本大部分是营运资金即流通资金——用于周转的资金……个别商人诚然可以使用某些固定资金，诸如营业所、货栈、店铺或船只，但这些不过是一些容纳其所经营的一批商品存货的容器罢了。”
“十八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带来了新的情况，用于生产而不是用于商业的固定资本货物的种类，开始显著地增长了。这种增长并不是仅仅在一个阶段发生之后就过去了，而是不断地增长。就是说，并不仅仅是资本积累的增长，而是体现投资的固定资本货物的种类和花色的增长。”（约翰•希克斯《经济史理论》）
“直到十八世纪中叶，生产仍受手工工场制度的支配。接近1760年时，大工业时代才开始。”
“手工工场已经含有劳动与资本的分离。在1557年法令的序言中，我们已看到这种分离是怎样实现的：起初在自己家里用自己的工具进行自由劳动的工人，不久就变成为一种因使用那已不再为自己所有的劳动工具而付出使用费的租户。以后，制造商更进而在他家里安装设备，创办由他直接监督的作坊：工人只向他提供劳动力借以领取工资。”（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
这些对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历史发展的论述，是相当重要的。对当今众多抛开历史与现实，天马行空似地以模型和所谓标准模式作依傍的人们，所展示的是另一种景象。
明朝和清朝，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的萌芽究竟怎样呢？除了前面讲到的，邓拓的《从万历到乾隆》是切实的、具体的研究成果，我以为，至今仍是这方面的最好著作之一。这是讲的北京西山门头沟民间矿业的资本主义形式的商品生产，从保留至今的原始契约可知，经营一座民窑需要资本上千两、几百两银子，雇佣相当多工人。可以肯定，同时期江南某些地区的资本主义形式的商品生产的规模，是显著超过北方地区的。当然，当时的中国，整体上无疑仍是封建地主经济。这本来就不言而喻，——资本主义还只是萌芽。
历史的发展，必定是充满种种曲折的。说古老的中国社会自身生长和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程非常缓慢和艰难、有其相当鲜明的自身特征，这是确实的；但把事情说成中国社会不可能自身发展出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这就至少要证明，邓拓非常具体地列举的，万历至乾隆年间北京门头沟民窑资本经营生产纯属子虚乌有，——谁有勇气这样说呢？是的，有勇气这样说的人不会少的。有这样勇气的人也不会认真细致地研究中国历史，过去是用理论套历史，现在则是用西方的模式套历史。
其实，即使在西欧，所谓典型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也是在少数几个国家首先成为事实，其他国家是程度不同地学样的；但谁又能说，假如没有英国等少数国家，其他国家就不会走向资本主义呢？实际上，那些对当今西方资本主义几乎到了顶礼膜拜地步的人，不但剥夺了东方国家自行走向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也剥夺了欧洲众多国家自行走向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也连带剥夺了世界其他地区的重要国家自行走向资本主义的可能性。
历史已经以另一种方式给出了答案：资本主义形式的商品生产，至少是较为重要国家都必定要经历的发展阶段。这就隐含着：如果没有外部的重大干扰因素，它们自身也或迟或早会走向资本主义，但是，他们自身的道路，又必定是独特的。
说到中国近现代在西方列强的侵略、逼迫下实际所走的路，可以说已经成为共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概括，是表明了社会的整体面貌。社会经济形态的特征究竟怎样呢？那时广大的中国农村经济，仍旧是封建或半封建的，但是在强有力的外国资本、官僚资本、民族资本面前，前者必然是软弱的。而外国资本、官僚资本、民族资本其共性的资本无疑是重要的。所以，辛亥革命前后至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中国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本质上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尽管是相当畸形的资本主义生产，也是不发达的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这也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所以发生并取得成功的最重要的经济基础。
参考文献：
郭正忠《两宋城乡商品货币经济考略》
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
赵毅罗冬阳《李洵》传记
邓拓《从万历到乾隆》
唐文基《16至18世纪中国商业革命和资本主义萌芽》
李根蟠《中国封建经济史若干理论观点的逻辑关系及得失浅议》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马克斯•韦伯《经济通史第四篇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约翰•希克斯《经济史理论》
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
2007-7-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