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书信编年考证》增订版后记
因着三联书店编辑的提醒，我才意识到《朱子书信编年考证》实际上是我所写的第一部著作，虽然它并不是我最先出版的著作。
这本书的写作，是从1979年开始，至1981年初步完成。1981年夏，在研究生论文答辩会上，我抱去了一大叠稿子，题名为《朱子书信年考》。我把一尺多厚的稿子放在答辩委员会主席任继愈先生和其他委员先生的前面，作为我的论文《朱熹理气观的形成与演变》的旁证。其用意当然是想让各位答辩委员了解，在这个问题上，我并不是依凭着逻辑上的“大胆假设”，而是下过一些“小心求证”的文献功夫。
当时完成的工作是《朱子文集》中卷三十至卷六十四论学书信的年代考证，但没有作卷二十四至二十九论时事出处书信的部分，因为这部分与哲学思想基本无关。当时也没有作续集和别集的书信部分的考证，虽然这部分书信分量不多。所以此书在当时只是初步完成了。1981年秋天研究生毕业留校，第二年在教书之余把论时事出处和续集、别集部分的书信考证也完成了。
我原来的写作，是按照文集书信的顺序来写的，故称《年考》。后来与邓艾民、楼宇烈先生讨论，他们建议做成系年的体例，我觉得也有道理。不过，这时我已经报考了张岱年先生的博士生，要考虑博士论文的写作和研究；而且邓艾民先生有一段时间因要指导日本高级进修生，把《年考》的书稿借去参考。于是，这部书稿按系年体例的修改，就暂时放下来了。1985年博士论文完成并答辩后，我一面教书，一面修改朱子书信的考证和博士论文。到1986年初，先改定完成了《朱子书信编年考证》，交给上海人民出版社；夏天，又修改完成了《朱熹哲学研究》，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早在1983年，杜维明先生来北大参加纪念汤用彤先生的会，我在勺园曾跟他谈过我的研究，杜先生当时说，如果有困难可以帮我联系到海外出版朱子书信考证的书。然而，当时改革开放开始不久，适逢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政治空气有些紧张，我又毫无经验，终于未敢答应海外出版的事。但杜先生对学术后进的热心帮忙，我是铭感在心的。后来杜先生1985年春天来北大任教，我跟杜先生彼此交谈的机会更多了。1986年秋，由于杜维明先生的帮助，受鲁斯基金会的支持，我赴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作访问学者。
我到哈佛后，杜先生要到台北开汉学会议，我就托他带了一封信给陈荣捷先生（后来我跟着杜先生的习惯称他为陈老先生）。陈老先生在台北会中给我回了信。1987年4月，陈老先生给杜先生一信，说他要来波士顿参加亚洲学会，约杜先生和我共饭。在康桥的常熟餐馆一起吃饭的时候，我把我的朱熹哲学的博士论文送陈老先生；吃完饭临别的时候我又把《朱子书信编年考证》的《编例》呈陈老先生，请他为此书赐序。不久，陈老先生来信，对博士论文颇多肯定，并寄来了《朱子书信编年考证》的序文。读者很容易看到，陈老先生的序文对我的研究颇多奖掖之辞。其实，我那时只是一个35岁的副教授，陈老先生则是当世世界范围内中国哲学的权威学者和老前辈，他的这种提携年轻学人的大师风范，使我倍受感动，终生难忘。
1988年，陈老先生看到此书仍未出版，曾写信给台湾学生书局，希望促成此书在台的出版。1989年春天学生书局委托到北京参加会议的台湾学者与我接洽，原则上达成了在台出版的意向，但在这年夏天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此书简体字版之后，学生书局还是放弃了原来的计划。
1989年7月在夏威夷举行第六届东西方哲学家会议。陈老先生是这次大会的组织人，在中国学者的邀请问题上，他置一些知名哲学家于不邀，而特别提名邀我参加这次会议。我赴美临行时，《朱子书信编年考证》刚刚出版，我坐飞机先到上海，在上海拿到新书，然后飞夏威夷。在夏威夷第一天，就把新书赶快送给陈老先生。接下来开会，一直都没看见陈老先生。第三天早上吃早餐时杜先生对我说，有件事，一会儿你会感到惭愧。说着，陈老先生由安乐哲教授陪着来了，陈老先生高兴地对我说：“你果然不负我的期望！”然后交给我一份东西。原来陈老先生趁这两天开会的时间，为《朱子书信编年考证》作了一份索引，有近二十页，他请安乐哲教授帮忙复印了几份，也给我一份。这位当时年已近九旬的老先生，他的所作所为再一次感动了大家，昭示给我们什么是学术大师的风范。
关于此书的评价，陈老先生在1989年为《朱熹哲学研究》所写的书评中再次提及：“陈来有《朱子书信编年考证》，将朱子二千许书札，断定其年期，数量之多，考据之实，远出乎王懋竑、钱穆之上。”这是过奖之辞。1990年，为了支持我升等为正教授，邓广铭先生写了“我对《朱子书信编年考证》的评价”，他写道：“在南宋中叶，朱熹在学术思想界享有极其崇高的地位，当时的学士大夫与他具有学术思想上的联系的，实繁有徒。因此，朱子书信的涉及面便极为广泛。唯有象陈来同志之具有深厚的功力，才能进行博洽的稽考，才能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地对这大批书信的作年及其受者作出精审确凿的考证，从而不仅使朱子思想见解的先后发展变化的脉络有线索可以寻溯，而凡其时与朱子有学术关联的广大学者的思想言论，依此书所系年次而加以追寻，也大都可以藉窥其端倪。故作者若以此书为基础，再扩而充之，则更将成为南宋中期的一部《学案》，或者成为该时期的一部《百家争鸣实录》，对于南宋期内学术史、思想史的资料的钩勒和实况的探索，是全部都有所贡献的。总之，这本《朱子书信编年考证》，是一本极见功力的著述，也是一本具有广泛作用的著述。” 邓先生是宋史研究的泰斗，他的这种大师提携后学的风范，值得我永远怀念。
英文、日文的学术著作往往都有索引，对读者很为方便。而中文学术著作一般都没有索引。尤其是，由于出版资源的紧张，80年代我国的出版社连学术著作的注释都希望去掉，以节省篇幅，当然就更不会考虑附印索引了。以本书的性质而言，确实很需要索引，以方便查检。在陈老先生的启发之下，我一直希望，在本书再版的时候，附入陈老先生所作的索引，并作为对他的感谢和纪念，但一直没有得到机会。这次新印本附有索引，是对旧本的一大改进。只是，这次新本所附的索引并不是陈老先生作的那一份。原因是，2003年3月，当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作博士生的王风同志寄给我他用电脑作的此书的索引和排序，他的索引排序更为精细，因此这次新版就采用了他的索引，而没有用陈老先生的索引。但我个人对陈老先生的感念，是永志不忘的，所以我把这次印制的新本，敬献给已故的陈荣捷先生，以表达我的心念。
本书初版时印数不多，北京的书店进书亦少，新华书店当年就已售凿。后来，90年代中期，万圣书园搬在北大东门外小胡同里，曾广为搜罗市场已断档的学术书籍，我的研究生在那里曾买到过几册。我听说之后即往寻看，把当时剩下的几本都买回来了。现在三联书店同意新印此书，以满足研究的需要，作为作者，我无疑是很高兴的。
新本内容的改动不大。原本只载录了《延平答问》中有朱子问目的几封，此次则将《延平答问》中凡涉及朱子来书的信札都加载录。此外，新本没有作其他增加。
在这次三联书店出版此书新版的时候，我要真诚感谢此书初版时曾为之尽力的友人甘阳、唐继无，感谢促成这次三联新版的友人孙晓林、舒炜，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曾诚，也感谢王风等关心这本书的朋友。我希望这部附有索引排序的新本，更加方便读者的使用，在促进宋代思想文化的研究方面发挥一点微薄的作用。
陈 来
2006年4月20 日
《朱子书信编年考证》增订本，三联书店，2007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