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外交》双月刊2007年9月-10月一期刊登前北卡罗来纳州美国参议员、2008年民主党总统提名候选人约翰•爱德华兹撰写的一篇文章，题为《与世界重新接触——恢复道义领导地位》，摘要如下：
在新世纪的黎明时分和新的总统任期即将开始之际，美国今天需要夺回在上个世纪的很长时期里曾经界定了我们的外交政策的道德制高点。
我们必须超越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战略失败之一伊拉克战争所造成的毁灭。美国的外交政策不是要断言自己永无过失，并要求人家服从，从而使世界疏远，就像现任行政当局所作的那样，而是必须由一项重新接触的战略所推动。我们必须与自己的充满勇气、自由与慷慨大方的历史重新接触。在从达尔富尔的杀戮到全球贫困和气候变化等问题上，我们必须与自己的道德领导传统重新接触。在重要的安全问题，包括恐怖主义、中东与核扩散等问题上，我们必须与盟国重新接触。在满怀信心与决心的情况下，我们必须与伊朗和朝鲜等对我们构成安全方面威胁的国家重新接触。我们还必须与美国人民重新接触，以恢复我们的国家作为全世界的道德灯塔的信誉，利用我们十分重要的希望和乐观情绪，并呼吁我们的公民要有决心和勇气，以使之成为可能。我们必须显示出我们的理想的威力，而不是在对此持有异议的国家的问题上煽动恐惧。
上个世纪，人类的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从经济繁荣的增加到人权的传播和一个真正全球性的社会的出现。但这个世纪也带来了两场毁灭性的世界大战、千百万人的死亡，以及持续了两代人时间、有毁灭人类之虞的一场冷战。新的世纪也不仅会带来希望，而且还有灾难。我们可以期望在通信和医学领域中取得惊人的进展，不断扩展的世界经济将使千百万人摆脱贫困，同时使国内外的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
但我们还必须准备应付一个充满新的风险的世界：拒绝接受我们的生活方式的非国家组织影响的不断扩大、全球气候变化的后果，以及危险的技术落入不该落入的人们之手的可能性。我们能够领导世界战胜这些挑战，就像美国领导世界战胜了上个世纪的挑战一样。但是，一些国家的合作是我们所需要的，但它们的意愿却是我们无法强迫的。我们必须重新获得它们的信任与尊重。
恢复美国的信誉
本世纪对我们的领导能力的第一次考验于2001年9月11日沉重地到来。当美国遭到袭击，全世界都站在我们一边。我们本来可以奉行与世界恢复接触的一项宽泛的政策，但通过一系列政策，我们却挥霍了这种范围广泛的支持，把我们的友邦和盟国赶跑。皮尤中心最近的一项调查的结果显示，从2000年到2006年，美国在世界各地获得的赞成率急剧下跌。在对美国具有战略重要性的穆斯林国家，这种下降尤其令人担忧。例如在印尼，赞成率从75%下降到30%，在土耳其从52%降低到12%。人们对美国促进民主的努力的看法也遭受损失。在皮尤研究中心进行调查的47个国家当中的33个，多数人或者许多人都对美国的民主思想表示厌恶。
我们需要走一条新路。这条道路将引导我们重新与世界接触，恢复美国在国际社会上的道德权威。杜鲁门总统曾经说：“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单独地带来和平。各国能够共同建设强大的防御力量，以抵御侵略，使全世界的自由人民同心协力，为所有人创造一个较好的未来。”50年来，从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到里根和克林顿，历届总统都建立了强大的联盟，使世界对我们的尊重加深。我们不是把自己的军事实力看作目的本身，而是看作保护给全球各地的几十亿人带来希望的一个法律和制度体系的一项手段，从而赢得了这种尊重。我们抵制了作为一个帝国来进行统治的诱惑，从而使腐败和邪恶的苏联帝国加速衰落。教训在于，我们不能仅仅成为一介武夫，而是必须同时成为思想家和领导人。
因此，在我们考虑新世纪的国家安全政策的时候，我们必须就一些影响深远的问题扪心自问：我们是否真的使敌人无法获得他们所寻求的东西？我们是否正在竭尽全力打赢这场不仅涉及武器、而且涉及思想的战争？我们是否正在通过播下希望的种子与敌人散布的恐惧作斗争？
问题远非仅仅牵扯到说服人们来喜欢我们。曾几何时，美国总统并非仅仅对美国人发表讲话，而是对全世界发表讲话。人们会千里迢迢地汇集到一起倾听一个人的讲话，并且真诚地称之为“自由世界的领袖”。纳粹占领下的欧洲的男男女女经常凑在短波收音机旁倾听罗斯福总统的讲话。当约翰•肯尼迪总统站在人群中说“我是柏林人”的时候，柏林的千百万人欢呼雀跃。那一天，里根总统宣布：“戈尔巴乔夫先生，拆掉这道墙！”被囚禁在铁幕后面的千百万人举行了默默的庆祝活动。尽管这些普通男女并不总是同意我们的政策，但是他们眼巴巴地望着我们的总统，看到的是自己所能信任的一个人——和一个国家。而今天，在现任行政当局执政期间，情况已不再是如此。新世纪的黎明时分，我们必须打赢这场思想的战争。我们必须向从埃及到印度尼西亚的各国的普通人民伸出友谊之手，重新使他们相信，美国是一支值得钦佩的力量。
超越“反恐战争”
毫无疑问，我们必须用自己的军事力量全力对抗“基地”组织等恐怖组织。作为总司令，我将毫不犹豫地把我们的安全机构充分地用于保护我们的切身利益，采取措施铲除恐怖组织，并迅速和有力地打击企图伤害我们的人。
但我相信，我们必须对恐怖主义及其根源都保持攻势。“反恐战争”的做法适得其反，其压力令我军难以支撑，同时却使恐怖主义威胁得以嚣张。“反恐战争”是一个口号，目的是为政治服务，而不是给美国带来安全的一项战略。它如同贴在汽车保险杠上的小标语，而不是一项计划。最糟糕的是，“反恐战争”已经失败。它没有使美国更安全，而是孳生出更多的恐怖活动——正如我们在伊拉克所看到的悲惨情景——并使我们的盟友减少。
毫无疑问，由于现任行政当局的政策，我们今天的安全遭到损害。布什行政当局使美国落入恐怖分子的圈套。它把这场斗争反对极端主义的斗争说成是战争，从而强化了“圣战”分子的说法，即我们想要征服穆斯林世界，有一种西方与伊斯兰教之间的“文明冲突”。从关塔那摩到阿布格莱布，“反恐战争”已经不幸地成为招聘海报，正中“基地”组织下怀。我们没有同世界各国人民恢复接触，而是驱使太多的人落入恐怖分子怀抱。事实上，把当前打击激进伊斯兰教徒的斗争说成是一场战争，这是对我们所面临的挑战的轻描淡写，暗示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战斗仅仅在战场上就可以打赢。
由于这些原因，许多将领和国家安全专家纷纷批评总统的“反恐战争”的策略。退役海军陆战队上将安东尼•津尼曾表示,“反恐战争”是一项适得其反的理论。因此，我们最亲密的盟国之一的政府也这样说。英国新首相戈登•布朗已经疏远了这一看法。海军上将威廉•法伦——美国总统布什的新的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已指示其参谋们不要再说我们正处在一场“漫长战争”之中。这些领导人知道，我们需要的是实质内容，而不是口号。共和党头面人物对这种看法作出了响应。总统的前任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今年3月说，该理论是他感到遗憾的事情之一。“这不是一场反恐战争，”他断然告诉一个采访记者。与此同时，前纽约市市长朱利安尼令人好奇地似乎忘记了自己3月份说过，我们应该放弃“反恐战争”的策略，因为用他的话说，“在太多的人眼中，美国都被看作是一个好战的国家，或者过多地发挥其威力，颐指气使。”然而利用人们的恐惧心理玩政治手腕依然诱人。一些人选择辱骂敢于质疑“反恐战争”概念的人们，称之为懦夫。但这些攻击使这一口号的本质暴露无遗：它一种政治大锤，用来扼杀辩论，证明否则将完全不可接受的政策是合理的。
我们的敌人正在利用美国每况愈下的人缘。前中情局官员布鲁斯•里德尔最近在本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说，“基地”组织已经把其影响范围不仅扩大到阿富汗、伊拉克和巴基斯坦，而且还有欧洲。国家反恐中心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说，“基地”组织的活动能力已经恢复到911事件前夕迄今所未曾见到的水平。面对布什行政当局的无效政策，伊朗一直有恃无恐，并宣布打算扩大其核计划。与此同时，其它大国也从中捞到好处。中国正在利用美国目前的毫无人缘来发挥自己的“软实力”。俄国则正在欺负邻国，同时公然蔑视美国和欧洲。
我们的执法、安全和情报专业人员应当获得祝贺和嘉奖，因为他们制止了一些阴谋活动，譬如最近袭击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的共谋。但是，我们绝不能任凭自己被这些战术性胜利的热情蒙蔽，而看不到周围更大范围的威胁。今年4月，美国国务院发表一份报告指出，2005年至2006年在全球范围，恐怖活动已经上升了29％，其中大多数的袭击发生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我们需要调整我们的国家安全政策重点，使之转移到保护美国人免受21世纪中的威胁，而不是追求信誉扫地的意识形态计划。我们所需要的不是更多的口号，而是一项应对恐怖主义和防患于未然的全面战略。这一战略应该超越人们所熟悉的“硬实力”和“软实力”之间的鸿沟。我们而是需要把“智能实力”放在国家安全政策的核心。
新世纪、新挑战
要面对新世纪的挑战，就需要实力、创造力和道德领导能力。未来这一世纪中，非国家组织，从恐怖主义组织到基于民族的地方和地区运动都有，将会做出新的努力，以重新界定国家边界、多边组织的管辖范围，以及国际法的权威。我们也将面临虚弱和失败的国家所造成的不稳定局面。我们将面对阻碍我们促进民主的努力的持续不断的挑战。单靠选举是不够的;新的民主国家需要培养宪政体制、强有力的机构和多元化，并尊重新闻自由和法治。最后，二十一世纪的种种事态发展，从气候变化到流行病都有，很可能会施加更大的压力。由11位退役军官组成的一个小组，包括前陆军参谋长戈登•沙利文上将、前中央司令部司令津尼上将等，描述了气候变化引发连锁反应、从而导致全球动荡的可能性。它可能会引发在不断减少的自然资源问题上的冲突，通过造成气候难民而削弱国家，并加快疾病和饥荒的传播。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大力应对这种威胁。
我们应该结束伊拉克战争，从而开始恢复同世界的接触。伊拉克的问题是严重和危险的，但美军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已经有一年多时间，我一直主张立即把4万至5万美军作战部队撤出伊拉克，然后是有秩序和彻底地撤出所有作战部队。一旦离开伊拉克，美国必须在该地区保留足够的力量，以防止种族灭绝、内战外溢到该地区，或者一个“基地”组织庇护所的建立。我们很可能将需要在科威特保留快速反应部队，并在波斯湾地区保留海军重兵。我们也将需要在巴格达的安全区内保留一定的保安能力，以保护美国大使馆和人员。最后，我们将需要发动一场外交攻势，以使世界其余国家——包括中东国家和我们的欧洲盟国——都参加工作，以确保伊拉克的未来。所有这些措施将最终使我们结束这个可怕的篇章，迎接新世纪更为广泛的挑战。
我们必须面对这些挑战，不仅通过我们的军队，而且还通过外交。若论美国急需承担起道义领导角色的地方，则非苏丹莫属。驻扎在达尔富尔的非洲联盟维和部队在困难的处境下采取了勇敢的行动。但这7000名士兵一直未能保护平民或执行2004年达成的停火协议。安全状况也急剧恶化。我认为，布什总统应该召开一次北约组织领导层紧急会议，以便在后勤、作战和经费方面的支援下，协助联合国部署3000名士兵。北约必须在该地区建立禁飞区，以切断残暴的贾贾威德民兵的补给，制止苏丹政府对达尔富尔平民的轰炸。北约成员国还应当对苏丹政府实施新一轮多边制裁，冻结参与种族灭绝的个人在国外的资产。美国必须作出果断的新承诺，以利用美军出色的资源——我们的空运能力、后勤支援和情报系统等——协助联合国和非洲联盟在达尔富尔的维和努力。我们必须继续对中国等在该地区有影响的其它国家施加压力，迫使其履行责任，帮助结束这场冲突。
我们还必须重申我们在保持接触与采取外交手段方面的承诺，以防患于未然，而不是在危机爆发后慌乱地予以应对。随着接触而来的还有丰富的知识和取得进步乃至信任的潜力。肯尼迪总统和里根总统在冷战高峰时期与苏联领导人谈话，从而都扭转了对我们的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我们在与伊朗和朝鲜领导人打交道方面也必须做到这一点。
伊朗对美国构成复杂的挑战。总统内贾德是一个危险的激进分子和真主党及哈马斯的大力支持者。他一再表示，应当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掉”，并于去年12月为否认二战期间屠杀犹太人的人们主办了一次会议。不能让伊朗拥有核武器。
不幸的是，在本届政府执政期间，伊朗的情况已经恶化。由于存在如此严重的威胁，任何美国总统都不应该放弃已经提出的任何选择方案——外交、制裁措施、接触，甚至武力。然而，我们说一件事情不可接受的时候，必须是真心的。而这要求制定一项有效的战略，而不仅仅是说说而已。我们不应以军事行动相威胁，而是应当采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有效结合。举例来说，现在我们必须竭尽所能，离间伊朗领导人与该国国内的温和派势力。我们需要采取外交措施，迫使伊朗最终明白，国际社会不允许它拥有核武器，从而遏制伊朗的核野心。美国的每个主要盟国都认为，一旦伊朗拥有核武器，就会对全球安全构成威胁。我们应该继续与其它大国合作，提供经济激励措施，以使伊朗行为检点。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利用更严厉的经济制裁，以阻止伊朗政府在拒绝合作时胆大妄为。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将不得不与伊朗直接打交道。这种外交并不是一种馈赠，也不是一种让步。本届政府最近成功地就单一问题同伊朗举行了会谈，以讨论伊拉克问题。政府就这一问题与伊朗单独交涉，却回避像核扩散这样重要的一个问题，这是不合理的。
在朝鲜，最近达成的关于关闭宁边核反应堆、以换取被冻结的资产的放行，是令人鼓舞的——尽管早就应当这样做。这是一个迹象，表明胡萝卜加大棒的做法是行得通的。平壤的言辞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要求其承诺今后采取行动。我们必须通过六方会谈的框架与朝鲜政府直接接触，提出经济和政治上的激励措施，以换取经过核实的、彻底地消除北韩的核武器能力。
的确，需要有一个新的领导集体，才能采取比较广泛、有条不紊的方式来面对新世纪最危险的威胁：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在迈向一个无核武器世界的过程中，美国必须领导加强国际防扩散体制的工作，而不是把这项工作撇在一边。我们赖以阻止和孤立行为恶劣者、同时为衡量进度提供强大的杠杆和工具的规则与制度，越来越充满漏洞和差距。我们应该制订一项新的全球核协约，以加强防止核扩散条约，从而支持和平利用核能项目，加强核材料现有库存的安全，并确保更加经常地进行核查，以查明材料没有被挪用，核设施也没有被滥用。我们还必须制止最危险的国家买卖最危险的技术，增加用于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减轻威胁合作计划的开支。最后，我们还应该加强我们国家的能力，以查明和应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通过改进美国政府收集和分析情报的方式，并向情报界提供他们需要的资源。
2004年袭击东南亚的海啸、阿富汗政府陷入的困境，以及在伊拉克建立能够运行的基础设施的需要，这些都有一些共同点：它们构成美国必须准备应付的一系列新的挑战。在今后几年内，我们很可能会看到稳定虚弱和失败国家，以及为世界各地的灾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越来越大的必要性。
这些任务是艰巨、危险和代价高昂的。要完成它们，必须具备范围广泛的资源和知识来源，从水净化专家到医疗技术人员、法官、惩戒人员、银行家和股市分析师都有。在大多数情况下，都需要数以千计的这种专家的帮助。然而，多年来，美国政府一直都未准备妥当，以执行这类任务。结果是，当这种情况出现时，政府一再求助于具有必需的后勤能力和充分广泛的技能的现有的唯一机构：军队。但军方缺乏成功完成这些使命所需的很多资源。要解决这些问题，我将在任期的第一年内建立一个马歇尔军团，以我们最伟大的国务卿乔治•马歇尔的名字命名。按照预备役部队模式设计的马歇尔军团将有至少1万名文职专家，可以部署在海外，在重建和稳定局势工作以及执行人道主义使命方面服役。他们将处于美国与世界恢复接触的最前线。
与世界上的主要大国恢复接触
在新的世纪，一些新兴的或已经举足轻重的大国将对美国构成新的挑战。我们必须说服正在崛起的大国，使之相信，它们能够不仅得益于和平的国际体系，而且对其做出贡献，从而使之融入到这个体系之中。这意味着要调整八国集团等最重要的国际领导组织，以便把这些新的大国包括在内。我们还必须努力维持与长期以来的盟国，包括英国、日本和正在转变中的欧盟之间的牢固的伙伴关系，并致力于恢复与我们在拉美的邻国之间长期被忽略的关系。最后，我们必须站在我们的盟友和伙伴以色列一边，确保其安全，同时竭尽全力给该地区带来和平与稳定。
中国、俄罗斯和印度等国将考验美国的领导能力。中国正在开发一个包括极权主义和自由市场两种成分的独特的政治制度与经济。这个国家在经济上对美国是重要的。它大量投资于我们的国库券，还是一个重要的贸易伙伴。但中国也是一个不断成长的经济竞争对手，尤其是在与拥有丰富能源资源的国家打交道方面。这可能会带来安全问题上的相互矛盾的观点。中国对伊朗和苏丹的做法是首要的实例。总之，美中关系很微妙。而本届行政当局对它的处理是不力的。在今后几年里，中国的影响和重要性将继续增强。在贸易、气候变化和人权等问题上，我们的主要目标必须是使中国承诺遵守指导各国行为的各项规则。
俄罗斯则构成一种截然不同的挑战。俄罗斯的局势正在恶化。民主每况愈下。普京总统还发动了针对美国的一场令人担忧的口水战，并扬言要退出武器控制协议。定于明年实现的总统权力交接将是对俄罗斯对民主和法治承诺的严峻考验。尽管存在这些担忧，但俄罗斯还是为美国提供了相当多的机会，不仅是作为一个经济伙伴国，而且作为对伊朗等明确抱有敌意的其它国家的稳定性影响。去年，在我与前共和党国会议员杰克·坎普共同领导的一个外交委员会专题小组中，我们得出结论，即美国应当开创在伊朗、能源和防止核扩散等特定问题上与俄罗斯进行有选择合作的一个新时代，同时保持我们在另外一些问题，譬如我们对俄罗斯日益增长的专制主义和俄中两国可能的合作的担忧问题上持有异议和推进改革的能力。我们最重要的目标是通过继续的接触，以及在必要情况下施加外交与经济压力，使俄罗斯融入到西方政治主流之中。
我亲眼见到，印度是世界上最丰富的宝藏之一。由于其了不起的历史、众多的人口和丰富的文化，印度具有真正占有压倒优势的潜力。美国有幸可以把印度当作伙伴。我们必须培养我们的友谊，以推进我们共同的价值观。印度是认识到我们这个全球化的世界的积极与消极两方面的国家。它实现了引人瞩目的经济增长，由于所使用的技术与信息而受益。但该国也疲于应付跨越国境肆虐的威胁——艾滋病的蔓延、极端贫困和恐怖分子，譬如2005年年底在新德里发动袭击的恐怖分子。美国和印度是天然的盟友。美印战略伙伴关系将影响21世纪。因此，我们必须利用国家与国际两方面的工具来加强我们之间的关系：改造联合国，以使印度在安理会中占有一席之地，并与印度合作，促使其完成一项可信和透明的计划，以实现其民用和军用核计划的永久分离。这样一来，美国就比较容易与印度合作，以满足其能源需要——这将是使美印友谊得到加深的又一步骤。
建设强大的国防
过去几年，军民关系陷入了一代人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对军队的管理不当十分严重，以致我们的许多战功卓著的退役军官都发表了意见。我将与我们的军队恢复接触，通过采取遭到本届政府破坏的一项基本的国家安全管理理论：在战术与作战方面，军事专业人员将承担主要的职责，而文职领导人则将享有政治决策和总战略方面的权力。
我军的力量结构应当与其使命相匹配。我们必须十分清楚军队的宗旨。美军拥有三项重要的使命：阻止或打击想要伤害我们的人们，从而确保虚弱和失败的国家的问题不会对美国造成危险，并保持我们相对于主要竞争对手国家的战略优势，部分目的是为了使之选择与我们合作，而不是在军事上挑战我们的利益。
本届政府对军队的管理不当远远超出了这些使命的范围，从而使我们的官兵、其家人和我们的国家陷入了十分危险的处境。
作为总统，我将恢复我们力量的平衡，以确保我军的规模和实力与其使命相匹配。我们必须拥有足够多的部队，以便在伊拉克的失败之后重建，加强威慑力量，减轻我们在执行海外任务方面对国民警卫队和预备役部队的过度依赖，为正在阿富汗作战的勇敢的官兵们提供额外的支援，并在必要情况下向其它出现麻烦的地点部署兵力。此外，我将增加我们在为了部队的安全而维护我们的装备方面的投资。
恢复美国的道德领导地位
在恢复与世界的接触问题上，最重要的任务莫过于恢复我们在道德方面的领导地位。我们必须开始创建这样一个世界：在其中，滋生激进恐怖主义的绝望被一种希望所压倒。这种希望伴随着普及的教育、民主和经济上的机遇而到来。通过发挥这种领导作用，我们可以把一代人中的潜在的敌人改造成朋友。
作为开端，我们可以领导一场斗争，以根除全球贫困，并普及初等教育。乍一看来，这些领域似乎与我们的自身利益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它们事实上与我们目前和未来的国家安全息息相关。无怪乎，在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索马里，当然还有伊拉克和阿富汗等不稳定的国家，我们今天都看到激进主义的崛起。这表明了努力预防恐怖主义、而不是仅仅对其做出反应的外交与国家安全政策的重要性。
我们的国家现在位居其力量的巅峰，但它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我们今天需要制订21世纪的一项国家安全政策，不仅应对种种威胁，而且把我们所有的资源用于实现预防这种威胁这一重要目标。我们可以变得强大安全和善良，我们可以建设更加有希望的未来。我们应当制订国家安全政策，以实现这些目标。我们必须尽自己所能，以恢复美国作为全世界灯塔的历史性角色，重新成为其它国家仿效的光辉榜样。
与世界重新接触——恢复道义领导地位
【本刊讯】美国《外交》双月刊2007年9月-10月一期刊登前北卡罗来纳州美国参议员、2008年民主党总统提名候选人约翰•爱德华兹撰写的一篇文章，题为《与世界重新接触——恢复道义领导地位》，摘要如下：
在新世纪的黎明时分和新的总统任期即将开始之际，美国今天需要夺回在上个世纪的很长时期里曾经界定了我们的外交政策的道德制高点。
我们必须超越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战略失败之一伊拉克战争所造成的毁灭。美国的外交政策不是要断言自己永无过失，并要求人家服从，从而使世界疏远，就像现任行政当局所作的那样，而是必须由一项重新接触的战略所推动。我们必须与自己的充满勇气、自由与慷慨大方的历史重新接触。在从达尔富尔的杀戮到全球贫困和气候变化等问题上，我们必须与自己的道德领导传统重新接触。在重要的安全问题，包括恐怖主义、中东与核扩散等问题上，我们必须与盟国重新接触。在满怀信心与决心的情况下，我们必须与伊朗和朝鲜等对我们构成安全方面威胁的国家重新接触。我们还必须与美国人民重新接触，以恢复我们的国家作为全世界的道德灯塔的信誉，利用我们十分重要的希望和乐观情绪，并呼吁我们的公民要有决心和勇气，以使之成为可能。我们必须显示出我们的理想的威力，而不是在对此持有异议的国家的问题上煽动恐惧。
上个世纪，人类的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从经济繁荣的增加到人权的传播和一个真正全球性的社会的出现。但这个世纪也带来了两场毁灭性的世界大战、千百万人的死亡，以及持续了两代人时间、有毁灭人类之虞的一场冷战。新的世纪也不仅会带来希望，而且还有灾难。我们可以期望在通信和医学领域中取得惊人的进展，不断扩展的世界经济将使千百万人摆脱贫困，同时使国内外的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
但我们还必须准备应付一个充满新的风险的世界：拒绝接受我们的生活方式的非国家组织影响的不断扩大、全球气候变化的后果，以及危险的技术落入不该落入的人们之手的可能性。我们能够领导世界战胜这些挑战，就像美国领导世界战胜了上个世纪的挑战一样。但是，一些国家的合作是我们所需要的，但它们的意愿却是我们无法强迫的。我们必须重新获得它们的信任与尊重。
恢复美国的信誉
本世纪对我们的领导能力的第一次考验于2001年9月11日沉重地到来。当美国遭到袭击，全世界都站在我们一边。我们本来可以奉行与世界恢复接触的一项宽泛的政策，但通过一系列政策，我们却挥霍了这种范围广泛的支持，把我们的友邦和盟国赶跑。皮尤中心最近的一项调查的结果显示，从2000年到2006年，美国在世界各地获得的赞成率急剧下跌。在对美国具有战略重要性的穆斯林国家，这种下降尤其令人担忧。例如在印尼，赞成率从75%下降到30%，在土耳其从52%降低到12%。人们对美国促进民主的努力的看法也遭受损失。在皮尤研究中心进行调查的47个国家当中的33个，多数人或者许多人都对美国的民主思想表示厌恶。
我们需要走一条新路。这条道路将引导我们重新与世界接触，恢复美国在国际社会上的道德权威。杜鲁门总统曾经说：“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单独地带来和平。各国能够共同建设强大的防御力量，以抵御侵略，使全世界的自由人民同心协力，为所有人创造一个较好的未来。”50年来，从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到里根和克林顿，历届总统都建立了强大的联盟，使世界对我们的尊重加深。我们不是把自己的军事实力看作目的本身，而是看作保护给全球各地的几十亿人带来希望的一个法律和制度体系的一项手段，从而赢得了这种尊重。我们抵制了作为一个帝国来进行统治的诱惑，从而使腐败和邪恶的苏联帝国加速衰落。教训在于，我们不能仅仅成为一介武夫，而是必须同时成为思想家和领导人。
因此，在我们考虑新世纪的国家安全政策的时候，我们必须就一些影响深远的问题扪心自问：我们是否真的使敌人无法获得他们所寻求的东西？我们是否正在竭尽全力打赢这场不仅涉及武器、而且涉及思想的战争？我们是否正在通过播下希望的种子与敌人散布的恐惧作斗争？
问题远非仅仅牵扯到说服人们来喜欢我们。曾几何时，美国总统并非仅仅对美国人发表讲话，而是对全世界发表讲话。人们会千里迢迢地汇集到一起倾听一个人的讲话，并且真诚地称之为“自由世界的领袖”。纳粹占领下的欧洲的男男女女经常凑在短波收音机旁倾听罗斯福总统的讲话。当约翰•肯尼迪总统站在人群中说“我是柏林人”的时候，柏林的千百万人欢呼雀跃。那一天，里根总统宣布：“戈尔巴乔夫先生，拆掉这道墙！”被囚禁在铁幕后面的千百万人举行了默默的庆祝活动。尽管这些普通男女并不总是同意我们的政策，但是他们眼巴巴地望着我们的总统，看到的是自己所能信任的一个人——和一个国家。而今天，在现任行政当局执政期间，情况已不再是如此。新世纪的黎明时分，我们必须打赢这场思想的战争。我们必须向从埃及到印度尼西亚的各国的普通人民伸出友谊之手，重新使他们相信，美国是一支值得钦佩的力量。
超越“反恐战争”
毫无疑问，我们必须用自己的军事力量全力对抗“基地”组织等恐怖组织。作为总司令，我将毫不犹豫地把我们的安全机构充分地用于保护我们的切身利益，采取措施铲除恐怖组织，并迅速和有力地打击企图伤害我们的人。
但我相信，我们必须对恐怖主义及其根源都保持攻势。“反恐战争”的做法适得其反，其压力令我军难以支撑，同时却使恐怖主义威胁得以嚣张。“反恐战争”是一个口号，目的是为政治服务，而不是给美国带来安全的一项战略。它如同贴在汽车保险杠上的小标语，而不是一项计划。最糟糕的是，“反恐战争”已经失败。它没有使美国更安全，而是孳生出更多的恐怖活动——正如我们在伊拉克所看到的悲惨情景——并使我们的盟友减少。
毫无疑问，由于现任行政当局的政策，我们今天的安全遭到损害。布什行政当局使美国落入恐怖分子的圈套。它把这场斗争反对极端主义的斗争说成是战争，从而强化了“圣战”分子的说法，即我们想要征服穆斯林世界，有一种西方与伊斯兰教之间的“文明冲突”。从关塔那摩到阿布格莱布，“反恐战争”已经不幸地成为招聘海报，正中“基地”组织下怀。我们没有同世界各国人民恢复接触，而是驱使太多的人落入恐怖分子怀抱。事实上，把当前打击激进伊斯兰教徒的斗争说成是一场战争，这是对我们所面临的挑战的轻描淡写，暗示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战斗仅仅在战场上就可以打赢。
由于这些原因，许多将领和国家安全专家纷纷批评总统的“反恐战争”的策略。退役海军陆战队上将安东尼•津尼曾表示,“反恐战争”是一项适得其反的理论。因此，我们最亲密的盟国之一的政府也这样说。英国新首相戈登•布朗已经疏远了这一看法。海军上将威廉•法伦——美国总统布什的新的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已指示其参谋们不要再说我们正处在一场“漫长战争”之中。这些领导人知道，我们需要的是实质内容，而不是口号。共和党头面人物对这种看法作出了响应。总统的前任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今年3月说，该理论是他感到遗憾的事情之一。“这不是一场反恐战争，”他断然告诉一个采访记者。与此同时，前纽约市市长朱利安尼令人好奇地似乎忘记了自己3月份说过，我们应该放弃“反恐战争”的策略，因为用他的话说，“在太多的人眼中，美国都被看作是一个好战的国家，或者过多地发挥其威力，颐指气使。”然而利用人们的恐惧心理玩政治手腕依然诱人。一些人选择辱骂敢于质疑“反恐战争”概念的人们，称之为懦夫。但这些攻击使这一口号的本质暴露无遗：它一种政治大锤，用来扼杀辩论，证明否则将完全不可接受的政策是合理的。
我们的敌人正在利用美国每况愈下的人缘。前中情局官员布鲁斯•里德尔最近在本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说，“基地”组织已经把其影响范围不仅扩大到阿富汗、伊拉克和巴基斯坦，而且还有欧洲。国家反恐中心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说，“基地”组织的活动能力已经恢复到911事件前夕迄今所未曾见到的水平。面对布什行政当局的无效政策，伊朗一直有恃无恐，并宣布打算扩大其核计划。与此同时，其它大国也从中捞到好处。中国正在利用美国目前的毫无人缘来发挥自己的“软实力”。俄国则正在欺负邻国，同时公然蔑视美国和欧洲。
我们的执法、安全和情报专业人员应当获得祝贺和嘉奖，因为他们制止了一些阴谋活动，譬如最近袭击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的共谋。但是，我们绝不能任凭自己被这些战术性胜利的热情蒙蔽，而看不到周围更大范围的威胁。今年4月，美国国务院发表一份报告指出，2005年至2006年在全球范围，恐怖活动已经上升了29％，其中大多数的袭击发生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我们需要调整我们的国家安全政策重点，使之转移到保护美国人免受21世纪中的威胁，而不是追求信誉扫地的意识形态计划。我们所需要的不是更多的口号，而是一项应对恐怖主义和防患于未然的全面战略。这一战略应该超越人们所熟悉的“硬实力”和“软实力”之间的鸿沟。我们而是需要把“智能实力”放在国家安全政策的核心。
新世纪、新挑战
要面对新世纪的挑战，就需要实力、创造力和道德领导能力。未来这一世纪中，非国家组织，从恐怖主义组织到基于民族的地方和地区运动都有，将会做出新的努力，以重新界定国家边界、多边组织的管辖范围，以及国际法的权威。我们也将面临虚弱和失败的国家所造成的不稳定局面。我们将面对阻碍我们促进民主的努力的持续不断的挑战。单靠选举是不够的;新的民主国家需要培养宪政体制、强有力的机构和多元化，并尊重新闻自由和法治。最后，二十一世纪的种种事态发展，从气候变化到流行病都有，很可能会施加更大的压力。由11位退役军官组成的一个小组，包括前陆军参谋长戈登•沙利文上将、前中央司令部司令津尼上将等，描述了气候变化引发连锁反应、从而导致全球动荡的可能性。它可能会引发在不断减少的自然资源问题上的冲突，通过造成气候难民而削弱国家，并加快疾病和饥荒的传播。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大力应对这种威胁。
我们应该结束伊拉克战争，从而开始恢复同世界的接触。伊拉克的问题是严重和危险的，但美军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已经有一年多时间，我一直主张立即把4万至5万美军作战部队撤出伊拉克，然后是有秩序和彻底地撤出所有作战部队。一旦离开伊拉克，美国必须在该地区保留足够的力量，以防止种族灭绝、内战外溢到该地区，或者一个“基地”组织庇护所的建立。我们很可能将需要在科威特保留快速反应部队，并在波斯湾地区保留海军重兵。我们也将需要在巴格达的安全区内保留一定的保安能力，以保护美国大使馆和人员。最后，我们将需要发动一场外交攻势，以使世界其余国家——包括中东国家和我们的欧洲盟国——都参加工作，以确保伊拉克的未来。所有这些措施将最终使我们结束这个可怕的篇章，迎接新世纪更为广泛的挑战。
我们必须面对这些挑战，不仅通过我们的军队，而且还通过外交。若论美国急需承担起道义领导角色的地方，则非苏丹莫属。驻扎在达尔富尔的非洲联盟维和部队在困难的处境下采取了勇敢的行动。但这7000名士兵一直未能保护平民或执行2004年达成的停火协议。安全状况也急剧恶化。我认为，布什总统应该召开一次北约组织领导层紧急会议，以便在后勤、作战和经费方面的支援下，协助联合国部署3000名士兵。北约必须在该地区建立禁飞区，以切断残暴的贾贾威德民兵的补给，制止苏丹政府对达尔富尔平民的轰炸。北约成员国还应当对苏丹政府实施新一轮多边制裁，冻结参与种族灭绝的个人在国外的资产。美国必须作出果断的新承诺，以利用美军出色的资源——我们的空运能力、后勤支援和情报系统等——协助联合国和非洲联盟在达尔富尔的维和努力。我们必须继续对中国等在该地区有影响的其它国家施加压力，迫使其履行责任，帮助结束这场冲突。
我们还必须重申我们在保持接触与采取外交手段方面的承诺，以防患于未然，而不是在危机爆发后慌乱地予以应对。随着接触而来的还有丰富的知识和取得进步乃至信任的潜力。肯尼迪总统和里根总统在冷战高峰时期与苏联领导人谈话，从而都扭转了对我们的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我们在与伊朗和朝鲜领导人打交道方面也必须做到这一点。
伊朗对美国构成复杂的挑战。总统内贾德是一个危险的激进分子和真主党及哈马斯的大力支持者。他一再表示，应当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掉”，并于去年12月为否认二战期间屠杀犹太人的人们主办了一次会议。不能让伊朗拥有核武器。
不幸的是，在本届政府执政期间，伊朗的情况已经恶化。由于存在如此严重的威胁，任何美国总统都不应该放弃已经提出的任何选择方案——外交、制裁措施、接触，甚至武力。然而，我们说一件事情不可接受的时候，必须是真心的。而这要求制定一项有效的战略，而不仅仅是说说而已。我们不应以军事行动相威胁，而是应当采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有效结合。举例来说，现在我们必须竭尽所能，离间伊朗领导人与该国国内的温和派势力。我们需要采取外交措施，迫使伊朗最终明白，国际社会不允许它拥有核武器，从而遏制伊朗的核野心。美国的每个主要盟国都认为，一旦伊朗拥有核武器，就会对全球安全构成威胁。我们应该继续与其它大国合作，提供经济激励措施，以使伊朗行为检点。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利用更严厉的经济制裁，以阻止伊朗政府在拒绝合作时胆大妄为。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将不得不与伊朗直接打交道。这种外交并不是一种馈赠，也不是一种让步。本届政府最近成功地就单一问题同伊朗举行了会谈，以讨论伊拉克问题。政府就这一问题与伊朗单独交涉，却回避像核扩散这样重要的一个问题，这是不合理的。
在朝鲜，最近达成的关于关闭宁边核反应堆、以换取被冻结的资产的放行，是令人鼓舞的——尽管早就应当这样做。这是一个迹象，表明胡萝卜加大棒的做法是行得通的。平壤的言辞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要求其承诺今后采取行动。我们必须通过六方会谈的框架与朝鲜政府直接接触，提出经济和政治上的激励措施，以换取经过核实的、彻底地消除北韩的核武器能力。
的确，需要有一个新的领导集体，才能采取比较广泛、有条不紊的方式来面对新世纪最危险的威胁：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在迈向一个无核武器世界的过程中，美国必须领导加强国际防扩散体制的工作，而不是把这项工作撇在一边。我们赖以阻止和孤立行为恶劣者、同时为衡量进度提供强大的杠杆和工具的规则与制度，越来越充满漏洞和差距。我们应该制订一项新的全球核协约，以加强防止核扩散条约，从而支持和平利用核能项目，加强核材料现有库存的安全，并确保更加经常地进行核查，以查明材料没有被挪用，核设施也没有被滥用。我们还必须制止最危险的国家买卖最危险的技术，增加用于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减轻威胁合作计划的开支。最后，我们还应该加强我们国家的能力，以查明和应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通过改进美国政府收集和分析情报的方式，并向情报界提供他们需要的资源。
2004年袭击东南亚的海啸、阿富汗政府陷入的困境，以及在伊拉克建立能够运行的基础设施的需要，这些都有一些共同点：它们构成美国必须准备应付的一系列新的挑战。在今后几年内，我们很可能会看到稳定虚弱和失败国家，以及为世界各地的灾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越来越大的必要性。
这些任务是艰巨、危险和代价高昂的。要完成它们，必须具备范围广泛的资源和知识来源，从水净化专家到医疗技术人员、法官、惩戒人员、银行家和股市分析师都有。在大多数情况下，都需要数以千计的这种专家的帮助。然而，多年来，美国政府一直都未准备妥当，以执行这类任务。结果是，当这种情况出现时，政府一再求助于具有必需的后勤能力和充分广泛的技能的现有的唯一机构：军队。但军方缺乏成功完成这些使命所需的很多资源。要解决这些问题，我将在任期的第一年内建立一个马歇尔军团，以我们最伟大的国务卿乔治•马歇尔的名字命名。按照预备役部队模式设计的马歇尔军团将有至少1万名文职专家，可以部署在海外，在重建和稳定局势工作以及执行人道主义使命方面服役。他们将处于美国与世界恢复接触的最前线。
与世界上的主要大国恢复接触
在新的世纪，一些新兴的或已经举足轻重的大国将对美国构成新的挑战。我们必须说服正在崛起的大国，使之相信，它们能够不仅得益于和平的国际体系，而且对其做出贡献，从而使之融入到这个体系之中。这意味着要调整八国集团等最重要的国际领导组织，以便把这些新的大国包括在内。我们还必须努力维持与长期以来的盟国，包括英国、日本和正在转变中的欧盟之间的牢固的伙伴关系，并致力于恢复与我们在拉美的邻国之间长期被忽略的关系。最后，我们必须站在我们的盟友和伙伴以色列一边，确保其安全，同时竭尽全力给该地区带来和平与稳定。
中国、俄罗斯和印度等国将考验美国的领导能力。中国正在开发一个包括极权主义和自由市场两种成分的独特的政治制度与经济。这个国家在经济上对美国是重要的。它大量投资于我们的国库券，还是一个重要的贸易伙伴。但中国也是一个不断成长的经济竞争对手，尤其是在与拥有丰富能源资源的国家打交道方面。这可能会带来安全问题上的相互矛盾的观点。中国对伊朗和苏丹的做法是首要的实例。总之，美中关系很微妙。而本届行政当局对它的处理是不力的。在今后几年里，中国的影响和重要性将继续增强。在贸易、气候变化和人权等问题上，我们的主要目标必须是使中国承诺遵守指导各国行为的各项规则。
俄罗斯则构成一种截然不同的挑战。俄罗斯的局势正在恶化。民主每况愈下。普京总统还发动了针对美国的一场令人担忧的口水战，并扬言要退出武器控制协议。定于明年实现的总统权力交接将是对俄罗斯对民主和法治承诺的严峻考验。尽管存在这些担忧，但俄罗斯还是为美国提供了相当多的机会，不仅是作为一个经济伙伴国，而且作为对伊朗等明确抱有敌意的其它国家的稳定性影响。去年，在我与前共和党国会议员杰克·坎普共同领导的一个外交委员会专题小组中，我们得出结论，即美国应当开创在伊朗、能源和防止核扩散等特定问题上与俄罗斯进行有选择合作的一个新时代，同时保持我们在另外一些问题，譬如我们对俄罗斯日益增长的专制主义和俄中两国可能的合作的担忧问题上持有异议和推进改革的能力。我们最重要的目标是通过继续的接触，以及在必要情况下施加外交与经济压力，使俄罗斯融入到西方政治主流之中。
我亲眼见到，印度是世界上最丰富的宝藏之一。由于其了不起的历史、众多的人口和丰富的文化，印度具有真正占有压倒优势的潜力。美国有幸可以把印度当作伙伴。我们必须培养我们的友谊，以推进我们共同的价值观。印度是认识到我们这个全球化的世界的积极与消极两方面的国家。它实现了引人瞩目的经济增长，由于所使用的技术与信息而受益。但该国也疲于应付跨越国境肆虐的威胁——艾滋病的蔓延、极端贫困和恐怖分子，譬如2005年年底在新德里发动袭击的恐怖分子。美国和印度是天然的盟友。美印战略伙伴关系将影响21世纪。因此，我们必须利用国家与国际两方面的工具来加强我们之间的关系：改造联合国，以使印度在安理会中占有一席之地，并与印度合作，促使其完成一项可信和透明的计划，以实现其民用和军用核计划的永久分离。这样一来，美国就比较容易与印度合作，以满足其能源需要——这将是使美印友谊得到加深的又一步骤。
建设强大的国防
过去几年，军民关系陷入了一代人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对军队的管理不当十分严重，以致我们的许多战功卓著的退役军官都发表了意见。我将与我们的军队恢复接触，通过采取遭到本届政府破坏的一项基本的国家安全管理理论：在战术与作战方面，军事专业人员将承担主要的职责，而文职领导人则将享有政治决策和总战略方面的权力。
我军的力量结构应当与其使命相匹配。我们必须十分清楚军队的宗旨。美军拥有三项重要的使命：阻止或打击想要伤害我们的人们，从而确保虚弱和失败的国家的问题不会对美国造成危险，并保持我们相对于主要竞争对手国家的战略优势，部分目的是为了使之选择与我们合作，而不是在军事上挑战我们的利益。
本届政府对军队的管理不当远远超出了这些使命的范围，从而使我们的官兵、其家人和我们的国家陷入了十分危险的处境。
作为总统，我将恢复我们力量的平衡，以确保我军的规模和实力与其使命相匹配。我们必须拥有足够多的部队，以便在伊拉克的失败之后重建，加强威慑力量，减轻我们在执行海外任务方面对国民警卫队和预备役部队的过度依赖，为正在阿富汗作战的勇敢的官兵们提供额外的支援，并在必要情况下向其它出现麻烦的地点部署兵力。此外，我将增加我们在为了部队的安全而维护我们的装备方面的投资。
恢复美国的道德领导地位
在恢复与世界的接触问题上，最重要的任务莫过于恢复我们在道德方面的领导地位。我们必须开始创建这样一个世界：在其中，滋生激进恐怖主义的绝望被一种希望所压倒。这种希望伴随着普及的教育、民主和经济上的机遇而到来。通过发挥这种领导作用，我们可以把一代人中的潜在的敌人改造成朋友。
作为开端，我们可以领导一场斗争，以根除全球贫困，并普及初等教育。乍一看来，这些领域似乎与我们的自身利益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它们事实上与我们目前和未来的国家安全息息相关。无怪乎，在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索马里，当然还有伊拉克和阿富汗等不稳定的国家，我们今天都看到激进主义的崛起。这表明了努力预防恐怖主义、而不是仅仅对其做出反应的外交与国家安全政策的重要性。
我们的国家现在位居其力量的巅峰，但它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我们今天需要制订21世纪的一项国家安全政策，不仅应对种种威胁，而且把我们所有的资源用于实现预防这种威胁这一重要目标。我们可以变得强大安全和善良，我们可以建设更加有希望的未来。我们应当制订国家安全政策，以实现这些目标。我们必须尽自己所能，以恢复美国作为全世界灯塔的历史性角色，重新成为其它国家仿效的光辉榜样。
在新世纪的黎明时分和新的总统任期即将开始之际，美国今天需要夺回在上个世纪的很长时期里曾经界定了我们的外交政策的道德制高点。
我们必须超越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战略失败之一伊拉克战争所造成的毁灭。美国的外交政策不是要断言自己永无过失，并要求人家服从，从而使世界疏远，就像现任行政当局所作的那样，而是必须由一项重新接触的战略所推动。我们必须与自己的充满勇气、自由与慷慨大方的历史重新接触。在从达尔富尔的杀戮到全球贫困和气候变化等问题上，我们必须与自己的道德领导传统重新接触。在重要的安全问题，包括恐怖主义、中东与核扩散等问题上，我们必须与盟国重新接触。在满怀信心与决心的情况下，我们必须与伊朗和朝鲜等对我们构成安全方面威胁的国家重新接触。我们还必须与美国人民重新接触，以恢复我们的国家作为全世界的道德灯塔的信誉，利用我们十分重要的希望和乐观情绪，并呼吁我们的公民要有决心和勇气，以使之成为可能。我们必须显示出我们的理想的威力，而不是在对此持有异议的国家的问题上煽动恐惧。
上个世纪，人类的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从经济繁荣的增加到人权的传播和一个真正全球性的社会的出现。但这个世纪也带来了两场毁灭性的世界大战、千百万人的死亡，以及持续了两代人时间、有毁灭人类之虞的一场冷战。新的世纪也不仅会带来希望，而且还有灾难。我们可以期望在通信和医学领域中取得惊人的进展，不断扩展的世界经济将使千百万人摆脱贫困，同时使国内外的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
但我们还必须准备应付一个充满新的风险的世界：拒绝接受我们的生活方式的非国家组织影响的不断扩大、全球气候变化的后果，以及危险的技术落入不该落入的人们之手的可能性。我们能够领导世界战胜这些挑战，就像美国领导世界战胜了上个世纪的挑战一样。但是，一些国家的合作是我们所需要的，但它们的意愿却是我们无法强迫的。我们必须重新获得它们的信任与尊重。
恢复美国的信誉
本世纪对我们的领导能力的第一次考验于2001年9月11日沉重地到来。当美国遭到袭击，全世界都站在我们一边。我们本来可以奉行与世界恢复接触的一项宽泛的政策，但通过一系列政策，我们却挥霍了这种范围广泛的支持，把我们的友邦和盟国赶跑。皮尤中心最近的一项调查的结果显示，从2000年到2006年，美国在世界各地获得的赞成率急剧下跌。在对美国具有战略重要性的穆斯林国家，这种下降尤其令人担忧。例如在印尼，赞成率从75%下降到30%，在土耳其从52%降低到12%。人们对美国促进民主的努力的看法也遭受损失。在皮尤研究中心进行调查的47个国家当中的33个，多数人或者许多人都对美国的民主思想表示厌恶。
我们需要走一条新路。这条道路将引导我们重新与世界接触，恢复美国在国际社会上的道德权威。杜鲁门总统曾经说：“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单独地带来和平。各国能够共同建设强大的防御力量，以抵御侵略，使全世界的自由人民同心协力，为所有人创造一个较好的未来。”50年来，从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到里根和克林顿，历届总统都建立了强大的联盟，使世界对我们的尊重加深。我们不是把自己的军事实力看作目的本身，而是看作保护给全球各地的几十亿人带来希望的一个法律和制度体系的一项手段，从而赢得了这种尊重。我们抵制了作为一个帝国来进行统治的诱惑，从而使腐败和邪恶的苏联帝国加速衰落。教训在于，我们不能仅仅成为一介武夫，而是必须同时成为思想家和领导人。
因此，在我们考虑新世纪的国家安全政策的时候，我们必须就一些影响深远的问题扪心自问：我们是否真的使敌人无法获得他们所寻求的东西？我们是否正在竭尽全力打赢这场不仅涉及武器、而且涉及思想的战争？我们是否正在通过播下希望的种子与敌人散布的恐惧作斗争？
问题远非仅仅牵扯到说服人们来喜欢我们。曾几何时，美国总统并非仅仅对美国人发表讲话，而是对全世界发表讲话。人们会千里迢迢地汇集到一起倾听一个人的讲话，并且真诚地称之为“自由世界的领袖”。纳粹占领下的欧洲的男男女女经常凑在短波收音机旁倾听罗斯福总统的讲话。当约翰•肯尼迪总统站在人群中说“我是柏林人”的时候，柏林的千百万人欢呼雀跃。那一天，里根总统宣布：“戈尔巴乔夫先生，拆掉这道墙！”被囚禁在铁幕后面的千百万人举行了默默的庆祝活动。尽管这些普通男女并不总是同意我们的政策，但是他们眼巴巴地望着我们的总统，看到的是自己所能信任的一个人——和一个国家。而今天，在现任行政当局执政期间，情况已不再是如此。新世纪的黎明时分，我们必须打赢这场思想的战争。我们必须向从埃及到印度尼西亚的各国的普通人民伸出友谊之手，重新使他们相信，美国是一支值得钦佩的力量。
超越“反恐战争”
毫无疑问，我们必须用自己的军事力量全力对抗“基地”组织等恐怖组织。作为总司令，我将毫不犹豫地把我们的安全机构充分地用于保护我们的切身利益，采取措施铲除恐怖组织，并迅速和有力地打击企图伤害我们的人。
但我相信，我们必须对恐怖主义及其根源都保持攻势。“反恐战争”的做法适得其反，其压力令我军难以支撑，同时却使恐怖主义威胁得以嚣张。“反恐战争”是一个口号，目的是为政治服务，而不是给美国带来安全的一项战略。它如同贴在汽车保险杠上的小标语，而不是一项计划。最糟糕的是，“反恐战争”已经失败。它没有使美国更安全，而是孳生出更多的恐怖活动——正如我们在伊拉克所看到的悲惨情景——并使我们的盟友减少。
毫无疑问，由于现任行政当局的政策，我们今天的安全遭到损害。布什行政当局使美国落入恐怖分子的圈套。它把这场斗争反对极端主义的斗争说成是战争，从而强化了“圣战”分子的说法，即我们想要征服穆斯林世界，有一种西方与伊斯兰教之间的“文明冲突”。从关塔那摩到阿布格莱布，“反恐战争”已经不幸地成为招聘海报，正中“基地”组织下怀。我们没有同世界各国人民恢复接触，而是驱使太多的人落入恐怖分子怀抱。事实上，把当前打击激进伊斯兰教徒的斗争说成是一场战争，这是对我们所面临的挑战的轻描淡写，暗示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战斗仅仅在战场上就可以打赢。
由于这些原因，许多将领和国家安全专家纷纷批评总统的“反恐战争”的策略。退役海军陆战队上将安东尼•津尼曾表示,“反恐战争”是一项适得其反的理论。因此，我们最亲密的盟国之一的政府也这样说。英国新首相戈登•布朗已经疏远了这一看法。海军上将威廉•法伦——美国总统布什的新的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已指示其参谋们不要再说我们正处在一场“漫长战争”之中。这些领导人知道，我们需要的是实质内容，而不是口号。共和党头面人物对这种看法作出了响应。总统的前任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今年3月说，该理论是他感到遗憾的事情之一。“这不是一场反恐战争，”他断然告诉一个采访记者。与此同时，前纽约市市长朱利安尼令人好奇地似乎忘记了自己3月份说过，我们应该放弃“反恐战争”的策略，因为用他的话说，“在太多的人眼中，美国都被看作是一个好战的国家，或者过多地发挥其威力，颐指气使。”然而利用人们的恐惧心理玩政治手腕依然诱人。一些人选择辱骂敢于质疑“反恐战争”概念的人们，称之为懦夫。但这些攻击使这一口号的本质暴露无遗：它一种政治大锤，用来扼杀辩论，证明否则将完全不可接受的政策是合理的。
我们的敌人正在利用美国每况愈下的人缘。前中情局官员布鲁斯•里德尔最近在本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说，“基地”组织已经把其影响范围不仅扩大到阿富汗、伊拉克和巴基斯坦，而且还有欧洲。国家反恐中心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说，“基地”组织的活动能力已经恢复到911事件前夕迄今所未曾见到的水平。面对布什行政当局的无效政策，伊朗一直有恃无恐，并宣布打算扩大其核计划。与此同时，其它大国也从中捞到好处。中国正在利用美国目前的毫无人缘来发挥自己的“软实力”。俄国则正在欺负邻国，同时公然蔑视美国和欧洲。
我们的执法、安全和情报专业人员应当获得祝贺和嘉奖，因为他们制止了一些阴谋活动，譬如最近袭击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的共谋。但是，我们绝不能任凭自己被这些战术性胜利的热情蒙蔽，而看不到周围更大范围的威胁。今年4月，美国国务院发表一份报告指出，2005年至2006年在全球范围，恐怖活动已经上升了29％，其中大多数的袭击发生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我们需要调整我们的国家安全政策重点，使之转移到保护美国人免受21世纪中的威胁，而不是追求信誉扫地的意识形态计划。我们所需要的不是更多的口号，而是一项应对恐怖主义和防患于未然的全面战略。这一战略应该超越人们所熟悉的“硬实力”和“软实力”之间的鸿沟。我们而是需要把“智能实力”放在国家安全政策的核心。
新世纪、新挑战
要面对新世纪的挑战，就需要实力、创造力和道德领导能力。未来这一世纪中，非国家组织，从恐怖主义组织到基于民族的地方和地区运动都有，将会做出新的努力，以重新界定国家边界、多边组织的管辖范围，以及国际法的权威。我们也将面临虚弱和失败的国家所造成的不稳定局面。我们将面对阻碍我们促进民主的努力的持续不断的挑战。单靠选举是不够的;新的民主国家需要培养宪政体制、强有力的机构和多元化，并尊重新闻自由和法治。最后，二十一世纪的种种事态发展，从气候变化到流行病都有，很可能会施加更大的压力。由11位退役军官组成的一个小组，包括前陆军参谋长戈登•沙利文上将、前中央司令部司令津尼上将等，描述了气候变化引发连锁反应、从而导致全球动荡的可能性。它可能会引发在不断减少的自然资源问题上的冲突，通过造成气候难民而削弱国家，并加快疾病和饥荒的传播。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大力应对这种威胁。
我们应该结束伊拉克战争，从而开始恢复同世界的接触。伊拉克的问题是严重和危险的，但美军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已经有一年多时间，我一直主张立即把4万至5万美军作战部队撤出伊拉克，然后是有秩序和彻底地撤出所有作战部队。一旦离开伊拉克，美国必须在该地区保留足够的力量，以防止种族灭绝、内战外溢到该地区，或者一个“基地”组织庇护所的建立。我们很可能将需要在科威特保留快速反应部队，并在波斯湾地区保留海军重兵。我们也将需要在巴格达的安全区内保留一定的保安能力，以保护美国大使馆和人员。最后，我们将需要发动一场外交攻势，以使世界其余国家——包括中东国家和我们的欧洲盟国——都参加工作，以确保伊拉克的未来。所有这些措施将最终使我们结束这个可怕的篇章，迎接新世纪更为广泛的挑战。
我们必须面对这些挑战，不仅通过我们的军队，而且还通过外交。若论美国急需承担起道义领导角色的地方，则非苏丹莫属。驻扎在达尔富尔的非洲联盟维和部队在困难的处境下采取了勇敢的行动。但这7000名士兵一直未能保护平民或执行2004年达成的停火协议。安全状况也急剧恶化。我认为，布什总统应该召开一次北约组织领导层紧急会议，以便在后勤、作战和经费方面的支援下，协助联合国部署3000名士兵。北约必须在该地区建立禁飞区，以切断残暴的贾贾威德民兵的补给，制止苏丹政府对达尔富尔平民的轰炸。北约成员国还应当对苏丹政府实施新一轮多边制裁，冻结参与种族灭绝的个人在国外的资产。美国必须作出果断的新承诺，以利用美军出色的资源——我们的空运能力、后勤支援和情报系统等——协助联合国和非洲联盟在达尔富尔的维和努力。我们必须继续对中国等在该地区有影响的其它国家施加压力，迫使其履行责任，帮助结束这场冲突。
我们还必须重申我们在保持接触与采取外交手段方面的承诺，以防患于未然，而不是在危机爆发后慌乱地予以应对。随着接触而来的还有丰富的知识和取得进步乃至信任的潜力。肯尼迪总统和里根总统在冷战高峰时期与苏联领导人谈话，从而都扭转了对我们的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我们在与伊朗和朝鲜领导人打交道方面也必须做到这一点。
伊朗对美国构成复杂的挑战。总统内贾德是一个危险的激进分子和真主党及哈马斯的大力支持者。他一再表示，应当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掉”，并于去年12月为否认二战期间屠杀犹太人的人们主办了一次会议。不能让伊朗拥有核武器。
不幸的是，在本届政府执政期间，伊朗的情况已经恶化。由于存在如此严重的威胁，任何美国总统都不应该放弃已经提出的任何选择方案——外交、制裁措施、接触，甚至武力。然而，我们说一件事情不可接受的时候，必须是真心的。而这要求制定一项有效的战略，而不仅仅是说说而已。我们不应以军事行动相威胁，而是应当采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有效结合。举例来说，现在我们必须竭尽所能，离间伊朗领导人与该国国内的温和派势力。我们需要采取外交措施，迫使伊朗最终明白，国际社会不允许它拥有核武器，从而遏制伊朗的核野心。美国的每个主要盟国都认为，一旦伊朗拥有核武器，就会对全球安全构成威胁。我们应该继续与其它大国合作，提供经济激励措施，以使伊朗行为检点。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利用更严厉的经济制裁，以阻止伊朗政府在拒绝合作时胆大妄为。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将不得不与伊朗直接打交道。这种外交并不是一种馈赠，也不是一种让步。本届政府最近成功地就单一问题同伊朗举行了会谈，以讨论伊拉克问题。政府就这一问题与伊朗单独交涉，却回避像核扩散这样重要的一个问题，这是不合理的。
在朝鲜，最近达成的关于关闭宁边核反应堆、以换取被冻结的资产的放行，是令人鼓舞的——尽管早就应当这样做。这是一个迹象，表明胡萝卜加大棒的做法是行得通的。平壤的言辞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要求其承诺今后采取行动。我们必须通过六方会谈的框架与朝鲜政府直接接触，提出经济和政治上的激励措施，以换取经过核实的、彻底地消除北韩的核武器能力。
的确，需要有一个新的领导集体，才能采取比较广泛、有条不紊的方式来面对新世纪最危险的威胁：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在迈向一个无核武器世界的过程中，美国必须领导加强国际防扩散体制的工作，而不是把这项工作撇在一边。我们赖以阻止和孤立行为恶劣者、同时为衡量进度提供强大的杠杆和工具的规则与制度，越来越充满漏洞和差距。我们应该制订一项新的全球核协约，以加强防止核扩散条约，从而支持和平利用核能项目，加强核材料现有库存的安全，并确保更加经常地进行核查，以查明材料没有被挪用，核设施也没有被滥用。我们还必须制止最危险的国家买卖最危险的技术，增加用于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减轻威胁合作计划的开支。最后，我们还应该加强我们国家的能力，以查明和应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通过改进美国政府收集和分析情报的方式，并向情报界提供他们需要的资源。
2004年袭击东南亚的海啸、阿富汗政府陷入的困境，以及在伊拉克建立能够运行的基础设施的需要，这些都有一些共同点：它们构成美国必须准备应付的一系列新的挑战。在今后几年内，我们很可能会看到稳定虚弱和失败国家，以及为世界各地的灾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越来越大的必要性。
这些任务是艰巨、危险和代价高昂的。要完成它们，必须具备范围广泛的资源和知识来源，从水净化专家到医疗技术人员、法官、惩戒人员、银行家和股市分析师都有。在大多数情况下，都需要数以千计的这种专家的帮助。然而，多年来，美国政府一直都未准备妥当，以执行这类任务。结果是，当这种情况出现时，政府一再求助于具有必需的后勤能力和充分广泛的技能的现有的唯一机构：军队。但军方缺乏成功完成这些使命所需的很多资源。要解决这些问题，我将在任期的第一年内建立一个马歇尔军团，以我们最伟大的国务卿乔治•马歇尔的名字命名。按照预备役部队模式设计的马歇尔军团将有至少1万名文职专家，可以部署在海外，在重建和稳定局势工作以及执行人道主义使命方面服役。他们将处于美国与世界恢复接触的最前线。
与世界上的主要大国恢复接触
在新的世纪，一些新兴的或已经举足轻重的大国将对美国构成新的挑战。我们必须说服正在崛起的大国，使之相信，它们能够不仅得益于和平的国际体系，而且对其做出贡献，从而使之融入到这个体系之中。这意味着要调整八国集团等最重要的国际领导组织，以便把这些新的大国包括在内。我们还必须努力维持与长期以来的盟国，包括英国、日本和正在转变中的欧盟之间的牢固的伙伴关系，并致力于恢复与我们在拉美的邻国之间长期被忽略的关系。最后，我们必须站在我们的盟友和伙伴以色列一边，确保其安全，同时竭尽全力给该地区带来和平与稳定。
中国、俄罗斯和印度等国将考验美国的领导能力。中国正在开发一个包括极权主义和自由市场两种成分的独特的政治制度与经济。这个国家在经济上对美国是重要的。它大量投资于我们的国库券，还是一个重要的贸易伙伴。但中国也是一个不断成长的经济竞争对手，尤其是在与拥有丰富能源资源的国家打交道方面。这可能会带来安全问题上的相互矛盾的观点。中国对伊朗和苏丹的做法是首要的实例。总之，美中关系很微妙。而本届行政当局对它的处理是不力的。在今后几年里，中国的影响和重要性将继续增强。在贸易、气候变化和人权等问题上，我们的主要目标必须是使中国承诺遵守指导各国行为的各项规则。
俄罗斯则构成一种截然不同的挑战。俄罗斯的局势正在恶化。民主每况愈下。普京总统还发动了针对美国的一场令人担忧的口水战，并扬言要退出武器控制协议。定于明年实现的总统权力交接将是对俄罗斯对民主和法治承诺的严峻考验。尽管存在这些担忧，但俄罗斯还是为美国提供了相当多的机会，不仅是作为一个经济伙伴国，而且作为对伊朗等明确抱有敌意的其它国家的稳定性影响。去年，在我与前共和党国会议员杰克·坎普共同领导的一个外交委员会专题小组中，我们得出结论，即美国应当开创在伊朗、能源和防止核扩散等特定问题上与俄罗斯进行有选择合作的一个新时代，同时保持我们在另外一些问题，譬如我们对俄罗斯日益增长的专制主义和俄中两国可能的合作的担忧问题上持有异议和推进改革的能力。我们最重要的目标是通过继续的接触，以及在必要情况下施加外交与经济压力，使俄罗斯融入到西方政治主流之中。
我亲眼见到，印度是世界上最丰富的宝藏之一。由于其了不起的历史、众多的人口和丰富的文化，印度具有真正占有压倒优势的潜力。美国有幸可以把印度当作伙伴。我们必须培养我们的友谊，以推进我们共同的价值观。印度是认识到我们这个全球化的世界的积极与消极两方面的国家。它实现了引人瞩目的经济增长，由于所使用的技术与信息而受益。但该国也疲于应付跨越国境肆虐的威胁——艾滋病的蔓延、极端贫困和恐怖分子，譬如2005年年底在新德里发动袭击的恐怖分子。美国和印度是天然的盟友。美印战略伙伴关系将影响21世纪。因此，我们必须利用国家与国际两方面的工具来加强我们之间的关系：改造联合国，以使印度在安理会中占有一席之地，并与印度合作，促使其完成一项可信和透明的计划，以实现其民用和军用核计划的永久分离。这样一来，美国就比较容易与印度合作，以满足其能源需要——这将是使美印友谊得到加深的又一步骤。
建设强大的国防
过去几年，军民关系陷入了一代人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对军队的管理不当十分严重，以致我们的许多战功卓著的退役军官都发表了意见。我将与我们的军队恢复接触，通过采取遭到本届政府破坏的一项基本的国家安全管理理论：在战术与作战方面，军事专业人员将承担主要的职责，而文职领导人则将享有政治决策和总战略方面的权力。
我军的力量结构应当与其使命相匹配。我们必须十分清楚军队的宗旨。美军拥有三项重要的使命：阻止或打击想要伤害我们的人们，从而确保虚弱和失败的国家的问题不会对美国造成危险，并保持我们相对于主要竞争对手国家的战略优势，部分目的是为了使之选择与我们合作，而不是在军事上挑战我们的利益。
本届政府对军队的管理不当远远超出了这些使命的范围，从而使我们的官兵、其家人和我们的国家陷入了十分危险的处境。
作为总统，我将恢复我们力量的平衡，以确保我军的规模和实力与其使命相匹配。我们必须拥有足够多的部队，以便在伊拉克的失败之后重建，加强威慑力量，减轻我们在执行海外任务方面对国民警卫队和预备役部队的过度依赖，为正在阿富汗作战的勇敢的官兵们提供额外的支援，并在必要情况下向其它出现麻烦的地点部署兵力。此外，我将增加我们在为了部队的安全而维护我们的装备方面的投资。
恢复美国的道德领导地位
在恢复与世界的接触问题上，最重要的任务莫过于恢复我们在道德方面的领导地位。我们必须开始创建这样一个世界：在其中，滋生激进恐怖主义的绝望被一种希望所压倒。这种希望伴随着普及的教育、民主和经济上的机遇而到来。通过发挥这种领导作用，我们可以把一代人中的潜在的敌人改造成朋友。
作为开端，我们可以领导一场斗争，以根除全球贫困，并普及初等教育。乍一看来，这些领域似乎与我们的自身利益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它们事实上与我们目前和未来的国家安全息息相关。无怪乎，在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索马里，当然还有伊拉克和阿富汗等不稳定的国家，我们今天都看到激进主义的崛起。这表明了努力预防恐怖主义、而不是仅仅对其做出反应的外交与国家安全政策的重要性。
我们的国家现在位居其力量的巅峰，但它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我们今天需要制订21世纪的一项国家安全政策，不仅应对种种威胁，而且把我们所有的资源用于实现预防这种威胁这一重要目标。我们可以变得强大安全和善良，我们可以建设更加有希望的未来。我们应当制订国家安全政策，以实现这些目标。我们必须尽自己所能，以恢复美国作为全世界灯塔的历史性角色，重新成为其它国家仿效的光辉榜样。
与世界重新接触——恢复道义领导地位
【本刊讯】美国《外交》双月刊2007年9月-10月一期刊登前北卡罗来纳州美国参议员、2008年民主党总统提名候选人约翰•爱德华兹撰写的一篇文章，题为《与世界重新接触——恢复道义领导地位》，摘要如下：
在新世纪的黎明时分和新的总统任期即将开始之际，美国今天需要夺回在上个世纪的很长时期里曾经界定了我们的外交政策的道德制高点。
我们必须超越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战略失败之一伊拉克战争所造成的毁灭。美国的外交政策不是要断言自己永无过失，并要求人家服从，从而使世界疏远，就像现任行政当局所作的那样，而是必须由一项重新接触的战略所推动。我们必须与自己的充满勇气、自由与慷慨大方的历史重新接触。在从达尔富尔的杀戮到全球贫困和气候变化等问题上，我们必须与自己的道德领导传统重新接触。在重要的安全问题，包括恐怖主义、中东与核扩散等问题上，我们必须与盟国重新接触。在满怀信心与决心的情况下，我们必须与伊朗和朝鲜等对我们构成安全方面威胁的国家重新接触。我们还必须与美国人民重新接触，以恢复我们的国家作为全世界的道德灯塔的信誉，利用我们十分重要的希望和乐观情绪，并呼吁我们的公民要有决心和勇气，以使之成为可能。我们必须显示出我们的理想的威力，而不是在对此持有异议的国家的问题上煽动恐惧。
上个世纪，人类的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从经济繁荣的增加到人权的传播和一个真正全球性的社会的出现。但这个世纪也带来了两场毁灭性的世界大战、千百万人的死亡，以及持续了两代人时间、有毁灭人类之虞的一场冷战。新的世纪也不仅会带来希望，而且还有灾难。我们可以期望在通信和医学领域中取得惊人的进展，不断扩展的世界经济将使千百万人摆脱贫困，同时使国内外的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
但我们还必须准备应付一个充满新的风险的世界：拒绝接受我们的生活方式的非国家组织影响的不断扩大、全球气候变化的后果，以及危险的技术落入不该落入的人们之手的可能性。我们能够领导世界战胜这些挑战，就像美国领导世界战胜了上个世纪的挑战一样。但是，一些国家的合作是我们所需要的，但它们的意愿却是我们无法强迫的。我们必须重新获得它们的信任与尊重。
恢复美国的信誉
本世纪对我们的领导能力的第一次考验于2001年9月11日沉重地到来。当美国遭到袭击，全世界都站在我们一边。我们本来可以奉行与世界恢复接触的一项宽泛的政策，但通过一系列政策，我们却挥霍了这种范围广泛的支持，把我们的友邦和盟国赶跑。皮尤中心最近的一项调查的结果显示，从2000年到2006年，美国在世界各地获得的赞成率急剧下跌。在对美国具有战略重要性的穆斯林国家，这种下降尤其令人担忧。例如在印尼，赞成率从75%下降到30%，在土耳其从52%降低到12%。人们对美国促进民主的努力的看法也遭受损失。在皮尤研究中心进行调查的47个国家当中的33个，多数人或者许多人都对美国的民主思想表示厌恶。
我们需要走一条新路。这条道路将引导我们重新与世界接触，恢复美国在国际社会上的道德权威。杜鲁门总统曾经说：“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单独地带来和平。各国能够共同建设强大的防御力量，以抵御侵略，使全世界的自由人民同心协力，为所有人创造一个较好的未来。”50年来，从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到里根和克林顿，历届总统都建立了强大的联盟，使世界对我们的尊重加深。我们不是把自己的军事实力看作目的本身，而是看作保护给全球各地的几十亿人带来希望的一个法律和制度体系的一项手段，从而赢得了这种尊重。我们抵制了作为一个帝国来进行统治的诱惑，从而使腐败和邪恶的苏联帝国加速衰落。教训在于，我们不能仅仅成为一介武夫，而是必须同时成为思想家和领导人。
因此，在我们考虑新世纪的国家安全政策的时候，我们必须就一些影响深远的问题扪心自问：我们是否真的使敌人无法获得他们所寻求的东西？我们是否正在竭尽全力打赢这场不仅涉及武器、而且涉及思想的战争？我们是否正在通过播下希望的种子与敌人散布的恐惧作斗争？
问题远非仅仅牵扯到说服人们来喜欢我们。曾几何时，美国总统并非仅仅对美国人发表讲话，而是对全世界发表讲话。人们会千里迢迢地汇集到一起倾听一个人的讲话，并且真诚地称之为“自由世界的领袖”。纳粹占领下的欧洲的男男女女经常凑在短波收音机旁倾听罗斯福总统的讲话。当约翰•肯尼迪总统站在人群中说“我是柏林人”的时候，柏林的千百万人欢呼雀跃。那一天，里根总统宣布：“戈尔巴乔夫先生，拆掉这道墙！”被囚禁在铁幕后面的千百万人举行了默默的庆祝活动。尽管这些普通男女并不总是同意我们的政策，但是他们眼巴巴地望着我们的总统，看到的是自己所能信任的一个人——和一个国家。而今天，在现任行政当局执政期间，情况已不再是如此。新世纪的黎明时分，我们必须打赢这场思想的战争。我们必须向从埃及到印度尼西亚的各国的普通人民伸出友谊之手，重新使他们相信，美国是一支值得钦佩的力量。
超越“反恐战争”
毫无疑问，我们必须用自己的军事力量全力对抗“基地”组织等恐怖组织。作为总司令，我将毫不犹豫地把我们的安全机构充分地用于保护我们的切身利益，采取措施铲除恐怖组织，并迅速和有力地打击企图伤害我们的人。
但我相信，我们必须对恐怖主义及其根源都保持攻势。“反恐战争”的做法适得其反，其压力令我军难以支撑，同时却使恐怖主义威胁得以嚣张。“反恐战争”是一个口号，目的是为政治服务，而不是给美国带来安全的一项战略。它如同贴在汽车保险杠上的小标语，而不是一项计划。最糟糕的是，“反恐战争”已经失败。它没有使美国更安全，而是孳生出更多的恐怖活动——正如我们在伊拉克所看到的悲惨情景——并使我们的盟友减少。
毫无疑问，由于现任行政当局的政策，我们今天的安全遭到损害。布什行政当局使美国落入恐怖分子的圈套。它把这场斗争反对极端主义的斗争说成是战争，从而强化了“圣战”分子的说法，即我们想要征服穆斯林世界，有一种西方与伊斯兰教之间的“文明冲突”。从关塔那摩到阿布格莱布，“反恐战争”已经不幸地成为招聘海报，正中“基地”组织下怀。我们没有同世界各国人民恢复接触，而是驱使太多的人落入恐怖分子怀抱。事实上，把当前打击激进伊斯兰教徒的斗争说成是一场战争，这是对我们所面临的挑战的轻描淡写，暗示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战斗仅仅在战场上就可以打赢。
由于这些原因，许多将领和国家安全专家纷纷批评总统的“反恐战争”的策略。退役海军陆战队上将安东尼•津尼曾表示,“反恐战争”是一项适得其反的理论。因此，我们最亲密的盟国之一的政府也这样说。英国新首相戈登•布朗已经疏远了这一看法。海军上将威廉•法伦——美国总统布什的新的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已指示其参谋们不要再说我们正处在一场“漫长战争”之中。这些领导人知道，我们需要的是实质内容，而不是口号。共和党头面人物对这种看法作出了响应。总统的前任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今年3月说，该理论是他感到遗憾的事情之一。“这不是一场反恐战争，”他断然告诉一个采访记者。与此同时，前纽约市市长朱利安尼令人好奇地似乎忘记了自己3月份说过，我们应该放弃“反恐战争”的策略，因为用他的话说，“在太多的人眼中，美国都被看作是一个好战的国家，或者过多地发挥其威力，颐指气使。”然而利用人们的恐惧心理玩政治手腕依然诱人。一些人选择辱骂敢于质疑“反恐战争”概念的人们，称之为懦夫。但这些攻击使这一口号的本质暴露无遗：它一种政治大锤，用来扼杀辩论，证明否则将完全不可接受的政策是合理的。
我们的敌人正在利用美国每况愈下的人缘。前中情局官员布鲁斯•里德尔最近在本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说，“基地”组织已经把其影响范围不仅扩大到阿富汗、伊拉克和巴基斯坦，而且还有欧洲。国家反恐中心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说，“基地”组织的活动能力已经恢复到911事件前夕迄今所未曾见到的水平。面对布什行政当局的无效政策，伊朗一直有恃无恐，并宣布打算扩大其核计划。与此同时，其它大国也从中捞到好处。中国正在利用美国目前的毫无人缘来发挥自己的“软实力”。俄国则正在欺负邻国，同时公然蔑视美国和欧洲。
我们的执法、安全和情报专业人员应当获得祝贺和嘉奖，因为他们制止了一些阴谋活动，譬如最近袭击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的共谋。但是，我们绝不能任凭自己被这些战术性胜利的热情蒙蔽，而看不到周围更大范围的威胁。今年4月，美国国务院发表一份报告指出，2005年至2006年在全球范围，恐怖活动已经上升了29％，其中大多数的袭击发生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我们需要调整我们的国家安全政策重点，使之转移到保护美国人免受21世纪中的威胁，而不是追求信誉扫地的意识形态计划。我们所需要的不是更多的口号，而是一项应对恐怖主义和防患于未然的全面战略。这一战略应该超越人们所熟悉的“硬实力”和“软实力”之间的鸿沟。我们而是需要把“智能实力”放在国家安全政策的核心。
新世纪、新挑战
要面对新世纪的挑战，就需要实力、创造力和道德领导能力。未来这一世纪中，非国家组织，从恐怖主义组织到基于民族的地方和地区运动都有，将会做出新的努力，以重新界定国家边界、多边组织的管辖范围，以及国际法的权威。我们也将面临虚弱和失败的国家所造成的不稳定局面。我们将面对阻碍我们促进民主的努力的持续不断的挑战。单靠选举是不够的;新的民主国家需要培养宪政体制、强有力的机构和多元化，并尊重新闻自由和法治。最后，二十一世纪的种种事态发展，从气候变化到流行病都有，很可能会施加更大的压力。由11位退役军官组成的一个小组，包括前陆军参谋长戈登•沙利文上将、前中央司令部司令津尼上将等，描述了气候变化引发连锁反应、从而导致全球动荡的可能性。它可能会引发在不断减少的自然资源问题上的冲突，通过造成气候难民而削弱国家，并加快疾病和饥荒的传播。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大力应对这种威胁。
我们应该结束伊拉克战争，从而开始恢复同世界的接触。伊拉克的问题是严重和危险的，但美军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已经有一年多时间，我一直主张立即把4万至5万美军作战部队撤出伊拉克，然后是有秩序和彻底地撤出所有作战部队。一旦离开伊拉克，美国必须在该地区保留足够的力量，以防止种族灭绝、内战外溢到该地区，或者一个“基地”组织庇护所的建立。我们很可能将需要在科威特保留快速反应部队，并在波斯湾地区保留海军重兵。我们也将需要在巴格达的安全区内保留一定的保安能力，以保护美国大使馆和人员。最后，我们将需要发动一场外交攻势，以使世界其余国家——包括中东国家和我们的欧洲盟国——都参加工作，以确保伊拉克的未来。所有这些措施将最终使我们结束这个可怕的篇章，迎接新世纪更为广泛的挑战。
我们必须面对这些挑战，不仅通过我们的军队，而且还通过外交。若论美国急需承担起道义领导角色的地方，则非苏丹莫属。驻扎在达尔富尔的非洲联盟维和部队在困难的处境下采取了勇敢的行动。但这7000名士兵一直未能保护平民或执行2004年达成的停火协议。安全状况也急剧恶化。我认为，布什总统应该召开一次北约组织领导层紧急会议，以便在后勤、作战和经费方面的支援下，协助联合国部署3000名士兵。北约必须在该地区建立禁飞区，以切断残暴的贾贾威德民兵的补给，制止苏丹政府对达尔富尔平民的轰炸。北约成员国还应当对苏丹政府实施新一轮多边制裁，冻结参与种族灭绝的个人在国外的资产。美国必须作出果断的新承诺，以利用美军出色的资源——我们的空运能力、后勤支援和情报系统等——协助联合国和非洲联盟在达尔富尔的维和努力。我们必须继续对中国等在该地区有影响的其它国家施加压力，迫使其履行责任，帮助结束这场冲突。
我们还必须重申我们在保持接触与采取外交手段方面的承诺，以防患于未然，而不是在危机爆发后慌乱地予以应对。随着接触而来的还有丰富的知识和取得进步乃至信任的潜力。肯尼迪总统和里根总统在冷战高峰时期与苏联领导人谈话，从而都扭转了对我们的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我们在与伊朗和朝鲜领导人打交道方面也必须做到这一点。
伊朗对美国构成复杂的挑战。总统内贾德是一个危险的激进分子和真主党及哈马斯的大力支持者。他一再表示，应当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掉”，并于去年12月为否认二战期间屠杀犹太人的人们主办了一次会议。不能让伊朗拥有核武器。
不幸的是，在本届政府执政期间，伊朗的情况已经恶化。由于存在如此严重的威胁，任何美国总统都不应该放弃已经提出的任何选择方案——外交、制裁措施、接触，甚至武力。然而，我们说一件事情不可接受的时候，必须是真心的。而这要求制定一项有效的战略，而不仅仅是说说而已。我们不应以军事行动相威胁，而是应当采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有效结合。举例来说，现在我们必须竭尽所能，离间伊朗领导人与该国国内的温和派势力。我们需要采取外交措施，迫使伊朗最终明白，国际社会不允许它拥有核武器，从而遏制伊朗的核野心。美国的每个主要盟国都认为，一旦伊朗拥有核武器，就会对全球安全构成威胁。我们应该继续与其它大国合作，提供经济激励措施，以使伊朗行为检点。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利用更严厉的经济制裁，以阻止伊朗政府在拒绝合作时胆大妄为。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将不得不与伊朗直接打交道。这种外交并不是一种馈赠，也不是一种让步。本届政府最近成功地就单一问题同伊朗举行了会谈，以讨论伊拉克问题。政府就这一问题与伊朗单独交涉，却回避像核扩散这样重要的一个问题，这是不合理的。
在朝鲜，最近达成的关于关闭宁边核反应堆、以换取被冻结的资产的放行，是令人鼓舞的——尽管早就应当这样做。这是一个迹象，表明胡萝卜加大棒的做法是行得通的。平壤的言辞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要求其承诺今后采取行动。我们必须通过六方会谈的框架与朝鲜政府直接接触，提出经济和政治上的激励措施，以换取经过核实的、彻底地消除北韩的核武器能力。
的确，需要有一个新的领导集体，才能采取比较广泛、有条不紊的方式来面对新世纪最危险的威胁：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在迈向一个无核武器世界的过程中，美国必须领导加强国际防扩散体制的工作，而不是把这项工作撇在一边。我们赖以阻止和孤立行为恶劣者、同时为衡量进度提供强大的杠杆和工具的规则与制度，越来越充满漏洞和差距。我们应该制订一项新的全球核协约，以加强防止核扩散条约，从而支持和平利用核能项目，加强核材料现有库存的安全，并确保更加经常地进行核查，以查明材料没有被挪用，核设施也没有被滥用。我们还必须制止最危险的国家买卖最危险的技术，增加用于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减轻威胁合作计划的开支。最后，我们还应该加强我们国家的能力，以查明和应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通过改进美国政府收集和分析情报的方式，并向情报界提供他们需要的资源。
2004年袭击东南亚的海啸、阿富汗政府陷入的困境，以及在伊拉克建立能够运行的基础设施的需要，这些都有一些共同点：它们构成美国必须准备应付的一系列新的挑战。在今后几年内，我们很可能会看到稳定虚弱和失败国家，以及为世界各地的灾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越来越大的必要性。
这些任务是艰巨、危险和代价高昂的。要完成它们，必须具备范围广泛的资源和知识来源，从水净化专家到医疗技术人员、法官、惩戒人员、银行家和股市分析师都有。在大多数情况下，都需要数以千计的这种专家的帮助。然而，多年来，美国政府一直都未准备妥当，以执行这类任务。结果是，当这种情况出现时，政府一再求助于具有必需的后勤能力和充分广泛的技能的现有的唯一机构：军队。但军方缺乏成功完成这些使命所需的很多资源。要解决这些问题，我将在任期的第一年内建立一个马歇尔军团，以我们最伟大的国务卿乔治•马歇尔的名字命名。按照预备役部队模式设计的马歇尔军团将有至少1万名文职专家，可以部署在海外，在重建和稳定局势工作以及执行人道主义使命方面服役。他们将处于美国与世界恢复接触的最前线。
与世界上的主要大国恢复接触
在新的世纪，一些新兴的或已经举足轻重的大国将对美国构成新的挑战。我们必须说服正在崛起的大国，使之相信，它们能够不仅得益于和平的国际体系，而且对其做出贡献，从而使之融入到这个体系之中。这意味着要调整八国集团等最重要的国际领导组织，以便把这些新的大国包括在内。我们还必须努力维持与长期以来的盟国，包括英国、日本和正在转变中的欧盟之间的牢固的伙伴关系，并致力于恢复与我们在拉美的邻国之间长期被忽略的关系。最后，我们必须站在我们的盟友和伙伴以色列一边，确保其安全，同时竭尽全力给该地区带来和平与稳定。
中国、俄罗斯和印度等国将考验美国的领导能力。中国正在开发一个包括极权主义和自由市场两种成分的独特的政治制度与经济。这个国家在经济上对美国是重要的。它大量投资于我们的国库券，还是一个重要的贸易伙伴。但中国也是一个不断成长的经济竞争对手，尤其是在与拥有丰富能源资源的国家打交道方面。这可能会带来安全问题上的相互矛盾的观点。中国对伊朗和苏丹的做法是首要的实例。总之，美中关系很微妙。而本届行政当局对它的处理是不力的。在今后几年里，中国的影响和重要性将继续增强。在贸易、气候变化和人权等问题上，我们的主要目标必须是使中国承诺遵守指导各国行为的各项规则。
俄罗斯则构成一种截然不同的挑战。俄罗斯的局势正在恶化。民主每况愈下。普京总统还发动了针对美国的一场令人担忧的口水战，并扬言要退出武器控制协议。定于明年实现的总统权力交接将是对俄罗斯对民主和法治承诺的严峻考验。尽管存在这些担忧，但俄罗斯还是为美国提供了相当多的机会，不仅是作为一个经济伙伴国，而且作为对伊朗等明确抱有敌意的其它国家的稳定性影响。去年，在我与前共和党国会议员杰克·坎普共同领导的一个外交委员会专题小组中，我们得出结论，即美国应当开创在伊朗、能源和防止核扩散等特定问题上与俄罗斯进行有选择合作的一个新时代，同时保持我们在另外一些问题，譬如我们对俄罗斯日益增长的专制主义和俄中两国可能的合作的担忧问题上持有异议和推进改革的能力。我们最重要的目标是通过继续的接触，以及在必要情况下施加外交与经济压力，使俄罗斯融入到西方政治主流之中。
我亲眼见到，印度是世界上最丰富的宝藏之一。由于其了不起的历史、众多的人口和丰富的文化，印度具有真正占有压倒优势的潜力。美国有幸可以把印度当作伙伴。我们必须培养我们的友谊，以推进我们共同的价值观。印度是认识到我们这个全球化的世界的积极与消极两方面的国家。它实现了引人瞩目的经济增长，由于所使用的技术与信息而受益。但该国也疲于应付跨越国境肆虐的威胁——艾滋病的蔓延、极端贫困和恐怖分子，譬如2005年年底在新德里发动袭击的恐怖分子。美国和印度是天然的盟友。美印战略伙伴关系将影响21世纪。因此，我们必须利用国家与国际两方面的工具来加强我们之间的关系：改造联合国，以使印度在安理会中占有一席之地，并与印度合作，促使其完成一项可信和透明的计划，以实现其民用和军用核计划的永久分离。这样一来，美国就比较容易与印度合作，以满足其能源需要——这将是使美印友谊得到加深的又一步骤。
建设强大的国防
过去几年，军民关系陷入了一代人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对军队的管理不当十分严重，以致我们的许多战功卓著的退役军官都发表了意见。我将与我们的军队恢复接触，通过采取遭到本届政府破坏的一项基本的国家安全管理理论：在战术与作战方面，军事专业人员将承担主要的职责，而文职领导人则将享有政治决策和总战略方面的权力。
我军的力量结构应当与其使命相匹配。我们必须十分清楚军队的宗旨。美军拥有三项重要的使命：阻止或打击想要伤害我们的人们，从而确保虚弱和失败的国家的问题不会对美国造成危险，并保持我们相对于主要竞争对手国家的战略优势，部分目的是为了使之选择与我们合作，而不是在军事上挑战我们的利益。
本届政府对军队的管理不当远远超出了这些使命的范围，从而使我们的官兵、其家人和我们的国家陷入了十分危险的处境。
作为总统，我将恢复我们力量的平衡，以确保我军的规模和实力与其使命相匹配。我们必须拥有足够多的部队，以便在伊拉克的失败之后重建，加强威慑力量，减轻我们在执行海外任务方面对国民警卫队和预备役部队的过度依赖，为正在阿富汗作战的勇敢的官兵们提供额外的支援，并在必要情况下向其它出现麻烦的地点部署兵力。此外，我将增加我们在为了部队的安全而维护我们的装备方面的投资。
恢复美国的道德领导地位
在恢复与世界的接触问题上，最重要的任务莫过于恢复我们在道德方面的领导地位。我们必须开始创建这样一个世界：在其中，滋生激进恐怖主义的绝望被一种希望所压倒。这种希望伴随着普及的教育、民主和经济上的机遇而到来。通过发挥这种领导作用，我们可以把一代人中的潜在的敌人改造成朋友。
作为开端，我们可以领导一场斗争，以根除全球贫困，并普及初等教育。乍一看来，这些领域似乎与我们的自身利益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它们事实上与我们目前和未来的国家安全息息相关。无怪乎，在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索马里，当然还有伊拉克和阿富汗等不稳定的国家，我们今天都看到激进主义的崛起。这表明了努力预防恐怖主义、而不是仅仅对其做出反应的外交与国家安全政策的重要性。
我们的国家现在位居其力量的巅峰，但它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我们今天需要制订21世纪的一项国家安全政策，不仅应对种种威胁，而且把我们所有的资源用于实现预防这种威胁这一重要目标。我们可以变得强大安全和善良，我们可以建设更加有希望的未来。我们应当制订国家安全政策，以实现这些目标。我们必须尽自己所能，以恢复美国作为全世界灯塔的历史性角色，重新成为其它国家仿效的光辉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