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略一品”系列之四：学经济的人比较爱管闲事
——汤敏赵民对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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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民：
汤敏：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题目，也是非常有趣的题目。成功实际上是没有标准的，跟你自己对成功的定义有关系。我不敢说自己非常成功，我觉得成功与否关键是自己怎么看，你自己认为自己成功就可以了。
赵民：你小时候是不是就想做学者，或者做经济学家、独立的研究人员之类，当时有这种理想吗？
汤敏：我曾经想过到底自己喜欢什么样的生活。我从小就爱想一些问题，特别是有关经济方面的。当然，我们小时候赶上文化大革命这一特殊的历史期间，实际上也没有太多真正的经济问题。但是，可能是受家庭的影响，因为我父亲是搞经济的。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书看，家里有几本金融方面的书，也看不懂，就是拿着瞎翻翻，慢慢地就培养了这种兴趣。
赵民：所以，你从小就有这种家传。
汤敏：应该说家庭的启蒙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更重要的是我刚好碰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就是78年考上大学正赶上中国改革开放刚刚起步。整个社会，从舆论来说，从实践来说，都在引导你朝这个方向发展。所以，我是学数学的却对经济感兴趣就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了。
赵民：你大学本科是学数学的？
汤敏：对，我是武汉大学数学系数学专业毕业的。现在看来，数学是最抽象的，最不入世的东西。但在当时，由于徐迟写的《歌德巴赫猜想》风靡一时，数学系是非常热门的。当时考武汉大学的都想报考数学系。我学数学也是受了徐迟的影响。但是学了一段时间，我就发觉这个东西，虽然非常重要，但自己好像少了点天赋。数学需要怪才。我们班就有很多怪才，他可以坐在那儿，从早上坐到晚上一动不动，你早上看他什么样子，到晚上你看他还是那样。他们可以这么去看书，我觉得我比不过他们。为什么叫怪才，因为数学这个东西，人类已经研究了几百年、几千年，该发现的东西已经都发现了。你要想再发现一个东西，一定要用非常奇特的方法来做。
赵民：难度很大的。
汤敏：对。
赵民：那你选择数学是自己填的志愿还是……？
汤敏：自己填的志愿。曾经特别想学，但是后来学着学着发觉这不是我的兴趣所在。当时正好改革开放，我印象最深的是，中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董辅仁，他正好到我们大学去做一个报告，一个偶然的机会正好我去听了。他实际上不是为数学系做的报告，而是为经济系做的报告。当时他谈到了经济改革。那还是在79年的时候，刚开始思想解放，我一下就被这个吸引住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太有意思了。当然还有儿童时代父母在心里打下的烙印、埋下的种子,听了那次讲座之后，才真正产生了兴趣。
赵民：董辅仁那个讲座？
汤敏：对，因为董辅仁原来是
赵民：经济，教授、学者？
汤敏：对，出国以后，在美国学的经济学，工作以后也是在经济方面工作的。
赵民：当时你的数学基础肯定也是有帮助的吧？
汤敏：数学基础非常有帮助。我觉得数学基础有几个方面，一是逻辑思维方面。数学不是教给你多少知识，关键是培养你一种知性的、逻辑的思维方式。我想这种思维方式，直到现在还在潜移默化地影响我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因为很多经济问题看似非常复杂，其实把理论逻辑想清楚，实际上也是非常简单的东西。数学这个学科本身，就是专门抓住核心的地方来切入来研究。此外，学数学还有一个好处。美国的大学，经济系用的基本都是数学功底。你在美国听经济系的课，特
赵民：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说，你儿时潜移默化的家庭熏陶加上你偶然听到的一次
汤敏：是整个社会化。
赵民：整个社会化和你自己内心的兴趣结合在一起了。
汤敏：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讲，我觉得我非常成功，因为我做了自己喜欢的事情。到目前为止，我对这些经济问题，还是充满兴趣的。所以，每天都会去思考、去研究一些自己感兴趣的问题，甚至能把它写下来。我觉得这就是人生最大的乐趣。
赵民：你能估计自己到现在为止大概写了多少字吗？
汤敏：这个很难说。其实我比较懒，写得不是特别多，百八十篇，也都是雕虫小技了。
赵民：但是，我的意思是，你要写这么多学术性的文章，又是经济类的、有学术积淀的文章，会不会觉得累？或者说你为什么能写那么多还始终保持兴趣而不觉得累呢？
汤敏：一个是我并不是搞经济学术的。经济领域也有非常偏重学术研究的，有很多学术文章。我对纯学术的问题，兴趣不是很大。我觉得各有所好，我之所以从数学转到经济，就是对太过抽象的东西已经不感兴趣了。所以，我现在更愿意做一些更实际的对政策的研究。另外一个是跟我一直在亚洲开发银行工作有很大的关系。我得了博士学位以后，就到了亚洲开发银行去工作了。亚洲开发银行不是一个学术机构，它是一个操作性的机构。当然我在那儿是做研究，但是那个研究更多是政策性的研究、操作性的研究，直接对政府政策进行评论或者提出建议。那十几年，在工作中的训练，使我本身对这些问题越来越熟悉。所以我的文章绝大部分都还是政策性的，谈关于经济政策的、经济现象的问题，包括对一些问题的建议，这方面比较多一些。真正的纯理论文章我写的并不多。
赵民：一个人通过学习改变自己，再去改变社会，大概有几种方式，一种是用钱，无论是捐款还是办实业都是可以的；一种是用权力，或者说政策，政府部门是这样的；还有一种就是用自己的思想，用理念，用对很多问题的深刻认识去改变。按照我的角度来看的话，您应该是属于第三种。
汤敏：对，因为我既没钱，又没权，只能是第三种。是第三种我也不敢说我改变了世界，只能说在这个世界里，只有这一个领域是我能耕耘的，那么只能老老实实在这个领域里面耕耘。
赵民：怎么看待这种类型的人，你觉得这种类型的人，在整个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变化中，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是越来越重要呢，还是怎么样？你有没有预测或者展望？
汤敏：我觉得对任何一个进步的社会来说，第三种人，是跟第一、第二种人同样重要的，甚至更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整个社会的发展实际上是思想要领先，想法要领先，理论和实践要领先。很多人他之所以赚出钱来，是因为他有一个很好的想法，他付诸实践了。很多人能拥有权力，能走上领导岗位，也是因为他的主意比别人多，他做的工作比别人好，他有思想。由此看来，在现代社会里，特别是在一个知识型的社会里，知识就显得第一重要了。所以，为什么邓小平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我觉得很有道理。当然社会有分工，有些人会专门去研究知识，研究科学，他不一定赚大钱，也不一定有很大的权力。社会分工就要他做这些事情。我想有相当多的人是喜欢做这种事情的。像那些大学教授，那些知识分子，那些思想家，成天在那里爬格子，看着也很累，赚得钱也不多，但是他们很高兴。为什么呢，就因为他喜欢这个事情。我想这个社会里面，喜欢这类事情的人，不见得比喜欢钱和喜欢权力的人少。当然了，应该说值得欣慰的是，我们这个社会能够为做这些事情的人提供一个比较好的生活，一个能够过得去的小康生活。这就足够了，只要不挨饿，只要穿得暖，吃得饱，就足够了。那么，给他一些自由的空间，让他想去，让他写去，让他琢磨去，至于这个东西对人类有没有用，那是第二位的事情。他把他的思想写出来，把他研究的成果发表出来，有没有用，让市场去实践。
赵民：让大众去检验？会不会有人说，我有很多思想，但是我不想写，因为我的文字功夫不行？是不是一个人要成为这样，或者叫学者，或者叫做研究现实问题的学者，他的文字表述能力一定要达到一定的水平，才能成为这样的人？
汤敏：对，我想会有一定的要求，就是说我们看那些大家，那些大学者，他们的文字功夫很好，他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很强，并且他们的思想也是超于凡人的。我想打一个比喻，这就跟卡拉OK一样。在没有发现卡拉OK之前，大家认为唱歌这个东西，是很专业的，只有歌唱家、音乐家才能做到。后来出了卡拉OK，很多人都能唱歌。在没有出现卡拉OK之前，你根本想不到会有这么多准歌唱家。每个人都可以唱，只是好坏的问题。有了卡拉OK，歌唱家还在那儿，你永远赶不上歌唱家，但是你可以自娱自乐，你可以自己放松，也有唱得好的，变成了什么超女，超男。我想文字这个东西也是这样，实际上每个人都可以写。你只要认字，你小学的时候总写过作文吧，你总有思想吧，你把自己的思想记录下来，就跟卡拉OK一样。现在也有博客。没有博客的时候，谁也不知道原来自己还能写出这些东西，但最后就是能写出来。当然，你写得再好，你也写不过郭沫若，写不过金庸。那无所谓，我不是金庸，我不是郭沫若，我就把自己的思想记录下来，给我自己看，给我的子孙看，给愿意看的人看。我觉得这样也很好。社会的知识，在脑子里想过的奇特想法、自己对世界的特殊观察、特殊角度，被记录下来。记录下来以后，才能不断的发展下去。人类跟一般动物最大的区别之一是我们有语言，我们有文字，我们能一代一代的把我们的知识积累下去，发扬下去。所以，狗、牛，几万年前就这样，到现在还是这样，进化非常慢。而人，几千年，几百年，几十年，在几代人之间就能发生巨大的变化。为什么？因为我们有积累，我们后人是在前人积累的前提下往前走的。以前要写一本书，还得要好多竹片，要往上面刻，后来发明纸了，可以用纸用墨把它记录下来。现在到了信息时代，我们有了计算机，有了网络，有了硬盘，可以无限量地记录你的任何思想。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代，把自己想法、思想记录下来，就变得格外重要。
赵民：我问一个小问题，关于你的思想。你是在早上的时候创新主意多一点，还是在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多一点，还是说随时随地的？
汤敏：很难说。什么叫思想，人的脑子永远在转，有时候转一些鸡毛蒜皮的东西，是不是该吃饭了之类，总之是一些琐事，有时也在转大事。学经济的人比较爱管闲事，想的都是一些跟我们日常生活无关的一些大事，国家情况怎么样啊，世界经济怎么样啊等等。所以说，经济是一批“吃饱了撑的”人来做的。学经济的人更多的时候是想一些大事，你怎么想和你能迸发出新的思想，那是两码事。有可能总是不断的在想，突然才出一个新的想法，新的观点。这个应该是少数情况。
赵民：这种少数情况通常发生在什么时间段？
汤敏：说不清楚，记不得了。我想可能在晚上，半夜的时候，就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写文章一般都是在比较晚的时候。那时候没有外面的嘈杂。当你静下心来，当你在你的书桌前，那时候，往往容易把白天那些支离破碎的想法组织起来。或者说人在思想比较集中的时候，更容易出一些奇特的想法。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迸发出创造性的想法的情况更多是在晚上。还有一个就是聊天的时候，辩论的时候，这个就不管是在什么时间了，反正是在跟人家交流，特别是在跟高人交流的时候，思想往往就碰撞出了火花。能迸发出奇特想法的情况，相当大一部分是都是发生在餐桌上，因为大家能聚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吵架的时候，聚会的时候，这些时候比较容易出东西。所以，对我个人来说，这种时候也是一个方面。
赵民：这也是值得总结和向大家推广的，多吃饭，多聊天，多争论。
汤敏：做了很多杂事。好，我今天就谈这么多。谢谢。
赵民：谢谢。
嘉宾简介：汤敏，前亚洲开发银行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现任职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担任副秘书长一职。汤敏1953年生于北京，1977年作为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考入武汉大学数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84年赴美留学，毕业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主要研究领域为区域间经济合作、经济发展战略和国际金融业务。曾担任亚洲开发银行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经济学家，负责东亚经济、南亚经济、区域间经济合作、亚洲债务和亚洲金融市场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