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始提名权”想来读者朋友都是很熟悉了，其含意就是：“任命一名干部一般要经过提名，然后组织考察，结果报主管干部的副书记、组织部长、分管的副部长以及分管处长等人，后报市委书记，通过后，上书记办公会，最后常委会表决通过，公示。这个程序，职务空缺是第一步，市委书记或者常务副书记的最初提名。所以，习惯上被称为“初始提名权”。
而就是这样一个本来很正常的“初始提名权”，却被原抚顺书记周银校用来为人谋官、保官位，成为其达到自己不断收受贿赂目的的敛财工具。当然，如今这个“初始提名权”却因原抚顺书记周银校而一夜之间传遍了“大江南北”，现已成为“书记”特权的代名词。
说实在的，这个“初始提名权”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应该说在领导干部任用上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因为它和“一把手”负责制是相辅相成的。当然，笔者现在所说的这个“一把手”其前提必须是清正廉洁的党委书记。所以，当初提出任用领导干部上采用“初始提名权”其目的就是要让党委书记这个“一把手”，把那些有才有德的干部提升到领导岗位来，为建设国家服务。
然而，本来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却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了，成为他们贪污腐败，买官卖官的“工具”，成了他们掩盖其用人不正之风上一些不可告人真相的“挡箭牌”。
这个“初始提名权”如今可谓是命运悲惨啊。在一些地方，这个“初始提名权”老早就成了一些领导干部（一把手）手中使用最多而又非常灵验的“人事权”的指挥棒。
你看原抚顺书记周银校，他用这个“初始提名权”对抚顺市委组织部主要领导说，可以考虑让李毅担任科技局副局长。就这样让时任抚顺市地震局局长的李毅(化名)担任科技局副局长的职务。事后，李毅与妻子到周银校家送给周妻吴柏清10万元钱。
你看那个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他自己是个腐败分子，而被他提升的两个“领导”，一个是国家药监局原医疗器械司司长郝和平，现因涉嫌受贿被刑拘；另一个是国家药监局原药品注册司司长曹文庄也被立案调查。他们也都是腐败分子。这两个人都先后曾担任过郑筱萸的秘书。国家药监局组建之初，郝和平任医疗器械司司长，曹文庄任人事劳动司司长兼局办公室主任，两人被视为郑筱萸的“左膀右臂”。给这两个人的提升，毫无疑问，显然都是郑筱萸的意思。如果没有他的“初始提名权”，那么这两个人也不一定就会被提升到领导干部岗位上来的。
再看山西运城市畜牧局那个公开“招人杀人”的副局长张斌。尽管他是个“白道黑道都有人”的具体黑社会性质的人，但是，他还是被当地组织部门考察合格而委以重用，走上了副县级的运城市畜牧局副局长这样一个领导岗位。像张斌这样的人如果叫群众提议、推荐，那他是不可能当上副局长的，因为他的所作所为在当地的干部群众中早就已有“微词”了。可以说，像“杀人”副局长张斌这种情况，如果说没有书记的“初始提名权”，恐怕是不会被重用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如今书记的那个“初始提名权”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初始提名权”了，它现在已成为一些“书记”用来达到其“权钱”交易目的的工具了。因此，这种“初始提名权”现就已表出了其严重的危害性。因此，我们的纪委就必须要想办法去控制它，去改变它。
那究竟如何去控制它，如何去改变它呢？笔者以为，我们可以采取把有“初始提名权”的领导者建立“反腐倡廉”备忘录的办法，让这个“初始提名权”“变废为宝，化被动为主动”，为我所用。
这“反腐倡廉”备忘录又是什么意思呢？笔者的想法是这样的，因为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书记的“人事权”使用得正确与否确实很难掌握。因为我们不知道书记的“初始提名权”究竟是在为党为国的“好意”下使用呢？还是在以权谋私的“恶意”中使用。所以，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只能采取“快刀斩乱麻”的方法，不管书记用权是出于“好意”还是“恶意”，我们的纪委都要为书记在使用“初始提名权”后所作出的用权结果建立起一个“反腐倡廉”备忘录。
建立这个“反腐倡廉”备忘录制度笔者以为有以下几个好处：
一是我们可以用实践来检验书记使用的“初始提名权”是否正确。如果书记是站为党为国的立场上来提拔人使用人的，那么这个领导干部肯定是一个德才兼备的人。如果书记是出于“权钱”交易这个目的而提拔人使用人的，那么这个领导干部是个腐败分子也是八九不离十的事了，可以说这个结果是一清二楚的。
二是我们还可以设立一种“顺藤摸瓜”式反腐败制度来配合“反腐倡廉”备忘录制度。也就是说，这个用“初始提名权”提拔起来的领导干部，如果是个腐败分子，那么我们的纪委就要在“反腐倡廉”备忘录中查出这个使用“初始提名权”的领导干部来，看看他当时是为何要为其使用“初始提名权”，查他的目的是什么，有没有腐败行为。
比如上述的原抚顺书记周银校，我们的纪委就可以查那个对周银校使用“初始提名权”的上级领导干部，看他有没有腐败行为。同样我们也一样可以查被周银校使用“初始提名权”而提拔起来的领导干部是否也有腐败行为。这样如果我们从一个腐败领导的身上，向两个方向延伸，完全可查出这个腐败领导是从何时开始腐败的，与那些人有腐败关系，就都会一清二楚了。
三是有了这样一种“顺藤摸瓜”式反腐败制度后，就会增加党委书记在使“初始提名权”中的责任心。因为，这种做法无形中让党委书记为其使用了“初始提名权”的干部而承担一切责任后果。这样就迫使党委书记在任用领导干部中必须按照《干部任用条例》和《公务员法》来办事，形成一个清正廉洁的任用领导干部的环境和氛围。
鉴于以上三个方面的思考，笔者建议中纪委给有“初始提名权”的领导干部都建立起“反腐倡廉”备忘录。
实践也会证明，这个“反腐倡廉”备忘录制度不仅能对有“初始提名权”的领导干部有个约束力，而且还让领导干部在使用权力中有惧怕心里，而不敢乱用权力。同样，这个“反腐倡廉”备忘录制度和“顺藤摸瓜”式反腐败制度相配合，对我们当前反腐败工作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啊。
龚玉环
而就是这样一个本来很正常的“初始提名权”，却被原抚顺书记周银校用来为人谋官、保官位，成为其达到自己不断收受贿赂目的的敛财工具。当然，如今这个“初始提名权”却因原抚顺书记周银校而一夜之间传遍了“大江南北”，现已成为“书记”特权的代名词。
说实在的，这个“初始提名权”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应该说在领导干部任用上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因为它和“一把手”负责制是相辅相成的。当然，笔者现在所说的这个“一把手”其前提必须是清正廉洁的党委书记。所以，当初提出任用领导干部上采用“初始提名权”其目的就是要让党委书记这个“一把手”，把那些有才有德的干部提升到领导岗位来，为建设国家服务。
然而，本来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却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了，成为他们贪污腐败，买官卖官的“工具”，成了他们掩盖其用人不正之风上一些不可告人真相的“挡箭牌”。
这个“初始提名权”如今可谓是命运悲惨啊。在一些地方，这个“初始提名权”老早就成了一些领导干部（一把手）手中使用最多而又非常灵验的“人事权”的指挥棒。
你看原抚顺书记周银校，他用这个“初始提名权”对抚顺市委组织部主要领导说，可以考虑让李毅担任科技局副局长。就这样让时任抚顺市地震局局长的李毅(化名)担任科技局副局长的职务。事后，李毅与妻子到周银校家送给周妻吴柏清10万元钱。
你看那个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他自己是个腐败分子，而被他提升的两个“领导”，一个是国家药监局原医疗器械司司长郝和平，现因涉嫌受贿被刑拘；另一个是国家药监局原药品注册司司长曹文庄也被立案调查。他们也都是腐败分子。这两个人都先后曾担任过郑筱萸的秘书。国家药监局组建之初，郝和平任医疗器械司司长，曹文庄任人事劳动司司长兼局办公室主任，两人被视为郑筱萸的“左膀右臂”。给这两个人的提升，毫无疑问，显然都是郑筱萸的意思。如果没有他的“初始提名权”，那么这两个人也不一定就会被提升到领导干部岗位上来的。
再看山西运城市畜牧局那个公开“招人杀人”的副局长张斌。尽管他是个“白道黑道都有人”的具体黑社会性质的人，但是，他还是被当地组织部门考察合格而委以重用，走上了副县级的运城市畜牧局副局长这样一个领导岗位。像张斌这样的人如果叫群众提议、推荐，那他是不可能当上副局长的，因为他的所作所为在当地的干部群众中早就已有“微词”了。可以说，像“杀人”副局长张斌这种情况，如果说没有书记的“初始提名权”，恐怕是不会被重用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如今书记的那个“初始提名权”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初始提名权”了，它现在已成为一些“书记”用来达到其“权钱”交易目的的工具了。因此，这种“初始提名权”现就已表出了其严重的危害性。因此，我们的纪委就必须要想办法去控制它，去改变它。
那究竟如何去控制它，如何去改变它呢？笔者以为，我们可以采取把有“初始提名权”的领导者建立“反腐倡廉”备忘录的办法，让这个“初始提名权”“变废为宝，化被动为主动”，为我所用。
这“反腐倡廉”备忘录又是什么意思呢？笔者的想法是这样的，因为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书记的“人事权”使用得正确与否确实很难掌握。因为我们不知道书记的“初始提名权”究竟是在为党为国的“好意”下使用呢？还是在以权谋私的“恶意”中使用。所以，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只能采取“快刀斩乱麻”的方法，不管书记用权是出于“好意”还是“恶意”，我们的纪委都要为书记在使用“初始提名权”后所作出的用权结果建立起一个“反腐倡廉”备忘录。
建立这个“反腐倡廉”备忘录制度笔者以为有以下几个好处：
一是我们可以用实践来检验书记使用的“初始提名权”是否正确。如果书记是站为党为国的立场上来提拔人使用人的，那么这个领导干部肯定是一个德才兼备的人。如果书记是出于“权钱”交易这个目的而提拔人使用人的，那么这个领导干部是个腐败分子也是八九不离十的事了，可以说这个结果是一清二楚的。
二是我们还可以设立一种“顺藤摸瓜”式反腐败制度来配合“反腐倡廉”备忘录制度。也就是说，这个用“初始提名权”提拔起来的领导干部，如果是个腐败分子，那么我们的纪委就要在“反腐倡廉”备忘录中查出这个使用“初始提名权”的领导干部来，看看他当时是为何要为其使用“初始提名权”，查他的目的是什么，有没有腐败行为。
比如上述的原抚顺书记周银校，我们的纪委就可以查那个对周银校使用“初始提名权”的上级领导干部，看他有没有腐败行为。同样我们也一样可以查被周银校使用“初始提名权”而提拔起来的领导干部是否也有腐败行为。这样如果我们从一个腐败领导的身上，向两个方向延伸，完全可查出这个腐败领导是从何时开始腐败的，与那些人有腐败关系，就都会一清二楚了。
三是有了这样一种“顺藤摸瓜”式反腐败制度后，就会增加党委书记在使“初始提名权”中的责任心。因为，这种做法无形中让党委书记为其使用了“初始提名权”的干部而承担一切责任后果。这样就迫使党委书记在任用领导干部中必须按照《干部任用条例》和《公务员法》来办事，形成一个清正廉洁的任用领导干部的环境和氛围。
鉴于以上三个方面的思考，笔者建议中纪委给有“初始提名权”的领导干部都建立起“反腐倡廉”备忘录。
实践也会证明，这个“反腐倡廉”备忘录制度不仅能对有“初始提名权”的领导干部有个约束力，而且还让领导干部在使用权力中有惧怕心里，而不敢乱用权力。同样，这个“反腐倡廉”备忘录制度和“顺藤摸瓜”式反腐败制度相配合，对我们当前反腐败工作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啊。
龚玉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