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几千年来最大的变化可能是商人阶层的出现。中国商人要肩负着如何把全球“廉价工场”的角色甩掉的重任。这个途径不是玩命，而是寻找可持续的快乐活下去之路。
文/ 李兴
嘉宾：
品类三剑客——
“重剑”唐十三
“连环剑”谭大千
“断剑”郝启东
从出征“西域”戈壁到四处登山，从豪华包装生活到竞购直升机，从隐居到出家，中国商人的心灵求索之旅看起来是何其多样，但多样的背后，却藏着无奈与迷茫。套用三剑客的话说，到了该给他们找条活路，找一条心灵救赎之路的时候了。
中国商人需要“玩具”
心里有个宇宙，这比直接去宇宙还过瘾，也更有乐趣。
李兴：现在有句话叫“方向比努力重要”，拥有财富之后，许多商人并未拥有方向，甚至常常在路上迷失方向，有的商人选择了不同的路，比如出家、隐居，比如不断的登山，为什么会这样呢？
重剑：没有人愿意把做商人当成自己的理想，至少到现在还是如此。从个体户、万元户到商人、巨富，你可以看到，很多商人宁肯把自己包装成儒商、书法家、摄影家甚至收藏家，也不愿意戴一顶商人的帽子。为什么，因为当商人没有地位。在古代，商人发达了做什么——求功名，比如胡雪岩等。中国社会对商人的看法，几千年来都有一种不屑，“士农工商”，商总是排在最后一位。说白了，就是中国文化排斥商，没有给商人一个结论。社会如此，大众呢？可以说，今天的大众看商人很功利，大家可能在商人面前捧他，以便使他玩命干为社会创造财富，但一扭头，就可能会骂“奸商”。文化框架中，没有给商人一种认同感。
连环剑：以至于一些商人自己也这么理解自己的社会地位，别人看重的是“钱大爷”而不是商人本身。商人究竟定位在哪里呢？说实话，巨富兜里的钱并不能掩饰内心的自悲与空虚。比如，如果有朝一日马云的股票大跌，身价缩水，还会有往日的鲜花掌声乃至吹捧吗？
李兴：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没有榜样吗？
重剑：这就是因为没有榜样，商人找不到一个可以照样去做的标本。我们如今所树立的商人楷模都是别人想从他身上学点什么，以便自己发点小财，或者研究一下，是不是可以投资他公司的股票，这都是很功利的出发点，心里未必真得看得起他。这对每一个商人都产生了压力，所以从每个商人身上都可以看到避世的一面，只不过程度或轻或重而已。有的人在乡下买个小院，自己种菜养鸡，这也是一种消解压力的办法。这是个大课题，因为几千年的观念了，而英法等欧洲国家，从14世纪就开始重商，主要是给商人社会地位。目前中国商人还很难看到这一点，有一点幼灭的感觉，就像赵本山看明星一样，人人自危，随时面临被“封杀”的危险。商人的心理压力就在于他无法从正常渠道获得地位，这个压力大到他必须找一个新角色，比如把企业卖了学画画，从企业家变成艺术家，从而获得社会地位。
断剑：设想一下，如果对一个孩子只给他吃的喝的，就不给他玩具、不给他讲故事会如何——这孩子可能吃得白白胖胖，但脑中空空，可能就是一个傻子。这有点像中国商人的现状，如果你只给他钱，别的精神支撑都不给他，然后，我就图你的钱，除此之外，什么也不要你的。这样的结局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李兴：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对于商人而言，他缺的不是钱，也不是别人对他财富的认同，缺的是玩具，一种精神的玩具，精神快乐的玩具？
重剑：对，正如我们支持贫困地区的孩子，其实吃穿对那里的孩子并不是最迫切的需要，重要的是给他玩具，让他从精神上快乐起来。
李兴：如果一个普通人拿商人做参照物去学习致富方法，那么，商人拿什么做参照呢？买了悍马、直升机之后干什么呢？
断剑：我们曾有一次经历，那是应邀为一位山西商人设计一种新鲜点的礼品。一下飞机，看到的是成队的悍马车队，在高速路口又看到了一队加长林肯车。这让我们以为晋商就是成堆的煤加上闪亮的钱。然而，当我们从山西的千年古迹中走出来时，感觉不应该只是这种看法。我们后来设计的礼品就确定了这样的原则——不能体现有钱——那正是这位商人迷茫的地方，过去成箱送熊猫烟，也未能换来别人的尊重。于是我们设计了一种文化名片式的礼品。看到悍马车队，人们的眼神是惊谔，但没有尊重；看到文化，人们才会有认同和尊重，这就是区别。
李兴：这个快乐的参照物找不到吗？王石是吗？
断剑：王石不像牛根生，他在不断地登山，但是登完了所有的山之后干什么呢？去宇宙吗？宇宙回来干什么呢？这个寻找的过程始终在进行。
连环剑：这些都是物质形态的，不同于最近那些于丹热之类。于丹们乐此不疲，研究论语，研究哲学，也不受累于物质的影响制约。
断剑：因为他心里有个宇宙，这比直接去宇宙还过瘾，也更有乐趣。
李兴：牛根生算不算一个榜样呢？
重剑：我感觉媒体上的牛根生，是一个被过分关注、放大战术的牛根生，媒体忽略了牛根生心里的那条路，即如何树立人生目标，实现人生目标。我们看到牛根生“裸捐”，其实商这个字一旦离开商人自己也就解脱了，这时捐不捐已经不重要了。
连环剑：李嘉诚，目前已经被推崇到很高的地位，大家也希望他能成为中国商人的一个终极价值的坐标，让无数商人们以此为目标。
断剑：李嘉诚对自己的商业智商一点也不怀疑，但是他也还处在追寻的路上。有一件事，是我认为可以体现他这种追求的。据说，曾经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汕头大学医学院的院长去香港与李嘉诚约好商谈筹建汕头大学医学院眼科中心事宜。而在此之前，李嘉诚的儿子在生意上有一些事要与李嘉诚商谈。李嘉诚说，给你五分钟，五分钟之后我约了汕头大学的人谈公益。对于公益项目一谈两三个小时还嫌少，然而对那些赚钱的生意，却是只给儿子5分钟。从这件小事很容易看出，他心目中的价值体系倾向——扛起中国中医药大旗远比几个亿的财富要重要得多。李嘉诚曾经说过：“我对教育和医疗的支持，将超越生命的极限。”
重剑：一个人要倾注心血在中医上，并不需要像李嘉诚这么有钱，但当李嘉诚这样倾注心血在中医上时，你会明白这个人在找什么？一个普通人如果一直倾心血于中医上，他所获得的快乐一定大于李嘉诚的快乐。
中国商人需要兴趣
建议清华、北大别办EMBA班了，还不如办总裁钓鱼班、骑马班、潜水班等兴趣班。一种兴趣就是一条活路。
李兴：要找一个快乐的商人看来有点难，那么挣钱是不是一种兴趣呢？
重剑：我建议清华、北大别办EMBA总裁研究班了，还不如办总裁钓鱼班、骑马班、潜水班等这样的兴趣班。一种兴趣就是一条活路，这在罗素的《幸福之路》中有明确的表述。正如猫有九条命一样，当你绝望时，兴趣定会把你带回来，而兴趣是需要有人教的。
连环剑：没有人把挣钱当成兴趣，至少我们没有遇到。看起来，好像史玉柱是把挣钱当成游戏的，当他的巨人大厦深陷债务危机中大起大落时，史玉柱在考察脑白金，就好像前一段经历只是电子游戏中显示的game over一样，只需要重头开始新一局游戏即可。这个境界，乔致庸也曾有过。但多数商人最初都是被贫困逼出来的，就像只有个别木匠才能感到做椅子是一种乐趣，这样的人其实是很幸福的。
断剑：这就是一种研究型的商人。比如查尔斯·固特异的硫化技术对橡胶工业的贡献远远大于他创造的财富，比如柯达的乔治·伊士曼对影像技术的贡献更大于他于财富的贡献。这种玩过瘾的商人带来的是快乐的财富。
李兴：技术型商人是不是可能在商业上做不大呢？
重剑：如果美国政府要求乔布斯做大做强，也许就没有苹果公司的今天。正如一个兴趣点在木匠身上的人，社会如果硬逼着他去卖饮料、卖房产，因为这些来钱快，也许他就没有快乐可言了。
连环剑：比尔·盖茨在《未来之路》中对苹果公司的羡慕是明显的。大部分商人付出了给社会财富做贡献的代价，从而牺牲了个人的兴趣，社会也扼杀了他们的兴趣。如今，我们要辅助他找回来。给他一个榜样，给他一点兴趣，他就能多“活”几天，至少快乐一点。看起来，王石还是比较快乐的。
断剑：我们接触的EMBA班中，浙商的EMBA班是最好玩的，因为这个班给他们带来了交朋友的乐趣。他们在一起吃饭、玩的时间好像大于在一起上课的时间。我和他们在一起时基本上没有听他们谈过学习的事。快乐之路是兴趣，那怕是仅教他跳绳，只要他快乐就行。
慈善是商人的“天体浴场”
最重要的一条路，就是帮助他把慈悲心建立起来。
李兴：兴趣之门打开了，幸福之路是什么？还有什么可以让商人活命的方法？
重剑：有最重要的一条路，就是帮助他把慈悲心建立起来。中国的商人多多少少都有一个后院，一块自留地。不躲他是活不下去的，只是躲的方式不同，有的人躲到庙里，有的人躲到了海南岛，有人每月去度假，也是一种躲法。
断剑：有人说，当一个人只有彻底脱光，而且不以自己的真实面目示人时，他才真地感到自在惬意。中国人喜欢穿得厚厚，躲进衣服里，躲进家里的后院，那时才真正放松。而另一种轻松是完全暴露在阳光之下，但在中国做不到，所以，在中国没有“天体浴场”。
李兴：可不可以说，慈悲心就是商人的“天体浴场”？
重剑：如果他真的是发自内心、没有功利地去做善事，他就会像在天体浴场中找到了轻松自在与惬意快乐一样。这种慈悲心能帮商人面对自己的角色认同，在文化没有给他空间之前，用慈悲心他还能找到自己的空间。
断剑：但中国的慈善事业，渠道不大健全，导致了一些功利性的做法，也使得有这种需求的商人们深受其害。在与浙商打交道的过程中，当我建议他们做些善事时，每个人都表示领养过孤残儿童、捐建过学校。但说这些的时候，他们自己还有些不好意思，就好像“裸奔”一样，有点见不得人的感觉，同时，也没有一点感动。
重剑：这件事其实与钱多钱少还真没有多少关系。别人做善事可能只是获得一种快乐，而商人是拿它“救命”的。前年我们参加中国红十字会在贵州毕节等地的一些慈善活动，最大的感受就是，通过慈善活动，受益最大的不是那些山里的孩子，而是这些城里的商人。慈善其实不是救别人，而是救自己。施的人才是被救的人，受的人并不是。
连环剑：成龙搜铅笔头的故事就很有意思。据说成龙到了宾馆、办公室等处先去收集办公桌上的铅笔头，因为这些本要被扔掉的铅笔头会成为山里孩子的快乐。对于成龙来说，这种快乐不是花多少钱能买得到的。在收集铅笔头的过程中，成龙获得的快乐绝对比得到铅笔头的孩子要大得多。
李兴：现在影响商人“救命”的障碍是什么呢？
重剑：中国没有慈善品牌，很多商人找不到渠道。看电视新闻报道时或许感动得泪流哗哗，但想慈善时却找不到地方。海啸时，很多人把捐款寄到了凤凰台，这就明了媒体的公信比慈善机构还高。商人善念一起，社会应该让他很容易地做成善事，否则说不定就会起恶念，正如禅宗里的说法：一拔剑，地狱门开，一收剑，天堂门开。
断剑：必须先有个人的兴趣，然后才有发自内心的慈善。单方面地向社会捐款其实是不科学的。这有点强迫的味道，如果看不到受助者获得快乐，捐的人当然没有感动也没有收获，最多只是一种炫耀罢了。中国慈善事业缺乏品牌，机制上有薄弱环节，使得中国商人重要的一条救命之路又遇到了阻力。
李兴：如果说商人是迷了路的话，迷在哪些地方呢？
断剑：经历了过去那个大时代，扼杀了常识、知识和文化的延续，更扼杀了中国商人的悟性。如今，在竞争激烈的时代，更加剧了盲目地奔跑，商人自身矛盾加剧了。就像是车开上了一条高速路，限速最低60公里，商人很难有机会能停下来思考一下。
重剑：如果说一种单一价值观，能坚持10多年已经不容易了，但对于中国商人来说，他的精神领域迫切需要解压。中国商人在物质上获得了认可，但在精神层面上缺乏认同。
李兴：为什么成就了企业，却未必成就商人本人？
断剑：过去对中国商人的认同是单一价值观，即发展就是硬道理。接下来，我认为，要赢得长期的发展，就要建立多元价值观，就像一个商人，如果他离了婚，孩子也不要了，那么即使事业发展的多大，生活也是苍白的。
重剑：要给自己一点多元的空间，多一点，就能多走十年。在当前全球商业大战的背景下，中国商人一定要先巩固好自己，才能接受挑战。很难想像，如果盛田昭夫、松下幸之助没有支撑到日本成为经济强国时，那索尼、松下今天会是什么样？
李兴：如何给商人的心灵一条自救之路？
断剑：现在不需要严肃的批评家，需要的是“幼师”，普及核心的快乐教育。再多的钱不会帮助商人们，再多的评奖也不会帮助他们。
连环剑：比如宝洁公司，在500强中不是第一，但大家更看重其商业的贡献远大于其财富的贡献。苹果公司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虽然它可能不如石油企业的财富更多。不应简单以财富论英雄。
重剑：商人不等于有钱人，商务也不等于财富。不要拿财富排名来误导他们。中国几千年来最大的变化可能是商人阶层的出现。中国商人要肩负着如何把全球“廉价工场”的角色甩掉的重任。就像刚刚走到延安，我们需要的是持久战，所以首先要活下去，然后追求一种快乐的活法，否则就像车开得很快，但是代价却是以耗油甚至污染换速度。这个途径不是玩命，而是寻找可持续的快乐活下去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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