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的本性驱动资本主义变化
提要:资本的本性是不断实现自身的增值和扩张。近半个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生活得到改善,经济稳步上升,科技迅猛发展……,这些主要都是资本本性驱动的结果。
一、 双赢避免了经济危机
农民用自己的部份劳动或劳动成果向地主交纳地租。地主收到了地租,封建剥削已经完成。资本家雇佣工人,付给工人工资。工人创造的价值超过他的工资(劳动力的价值),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在工人生产的商品还没有销售出去前,资本的增值还没有实现,工人的剩余价值还没有转化为资本家的利润。
为了追逐更高的利润,资本家迫使工人生产更多的商品。商品增多,资本家更要找市场,推售出去这些商品。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劳动人民的购买力不高,商品不一定都能卖出去。到一定时候,大量商品卖不出去,许多工厂、商店、银行关闭破产,大批工人失业,整个社会生活陷入混乱。这就是经济危机。自从1825年在英国爆发了第一次经济危机以后,资本主义世界差不多每隔十年左右就要爆发一次经济危机。1929年的那次经济危机最为严重,欧美国家的经济损失高达几千亿美元,工业生产下降了三分之一,数万家银行倒闭,数十万企业破产,数千万人失业。一方面因生产过剩而毁掉产品,另一方面广大人民却在忍饥挨饿,甚至饿死、冻死在街头。严重经济危机导致社会矛盾尖锐激化。
摆在资产阶级面前,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维持原状,继续压低劳动力成本以增加利润。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危机、萧条、复苏和高涨,周而复始。另一种是双赢,资本家让一点利润,给工人增加点工资,提高购买力,减弱或避免危机。其实,早在1914年1月,汽车大王福特将工人工资从每天2.5美元提高到5美元(相当于当时英国一个产业工人一星期的工资)。他解释说,“这既不是施舍,也不是工资,而是利益均沾,是效率工程。”为了使生产流水线连续不断,必须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购买福特牌汽车。果然,在提高工资之后,福特的工人只要工作大约七十个工作日,就能买得起一辆汽车。到1918年,福特的T型车占领了美国一半的轿车市场。不过当时福特的做法遭到了汽车业同行的抵制。封建社会的国家、地主对农民也有施舍救济,但这只是为了缓和阶级对抗。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家对工人的施舍救济(转移支付),不仅仅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更重要的是为了开拓市场。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后,资本主义国家选择了“利益均沾”——双赢。1950-80年的30年,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周工资,扣除了物价因素后增加了4倍[1]。美国家庭收入的中位数也增加了1.75倍[2]。1950年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是稳步缓慢上升,也有不太大的波动,个别年份还出现过小的负增长,但再也没有发生过过去那种经济危机。
二、 科技扩大了资本获取利润的领域
各个封建王朝的初期,农民起义的影响还在,又是在战争的废墟上恢复生产,一般讲对农民的剥削相对轻一点。这就出现了“贞观”、“永乐”、“康乾”等盛世局面。封建社会的基本生产资料是土地,耕地数量的增加是有限的,耕作技术的改良是很缓慢的,单位耕地产量的增加也是很少的。上世纪中叶的中国农村用的主要农具还和三百多前的明朝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上画的一样。但是封建地主的欲望是不断膨胀的,而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远远跟不上地主欲望的膨胀。蛋糕无法做大,只能将原属于农民的那部份蛋糕强划给地主。地主就是通过增加农民的劳动强度,压低农民的生活水平,来攫夺更多的地租。这样农民的生存条件就恶化,生产就下降。地主就更加强对农民的剥削,形成了恶性循环。“盛世”之后不久就出现了乱世。农民起义推翻了旧的王朝。朝代更迭,周而复始。
资本主义就不一样。资本的本性是不断实现自身的增值和扩张。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从《宣言》发表到现在又过去了一个半世纪多。最近半个来世纪创造的生产力又比资本主义最初二百年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初期,资本家也像封建地主那样,用提高劳动强度来加强剥削、增加利润。但是,工人劳动强度的增加是有限的,而且劳动强度过大,工人还会起来反抗。“五一劳动节”、“三八妇女节”的由来就是美国男女工人要求“缩短工作时间,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提高劳动报酬……”而举行的大罢工。此路不通,资本家比封建地主高明,还有另外的路可走,能够把蛋糕做大。这条路就是发展科学技术。不仅增加产量,提高质量,降低成本要靠科学技术,就是扩大商品新品种,增加服务新项目,也是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为资本增添了用武之地,开辟了获取利润的新领域。
美国、日本、德国等西方大国投入研究和开发的经费占GDP的比例都超过2%。美国研发经费2000年比1960年增加了2.7倍。2003年美国有近一千万具有学士及以上学位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从事研发或相关工作[2]。
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开始,到今天还在继续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正在快速发展。电子计算机、人工合成材料、分子生物学、遗传工程学、航天技术和原子能技术等高新技术广泛推广应用,巨大地改变了生产、生活方式,以致整个社会面貌。
从美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的变化也可以看出科技的迅猛发展。美国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起使用SIC(Standard Industrial Classification)行业分类标准。中间虽然经过多次修订补充,还是不能反映经济的巨大变化,不能涵盖新出现的行业。1997年美国用北美行业分类系统 (NAICS, North American Industry Classification System)来代替SIC标准。SIC是4位代码,NAICS用6位代码。新标准增加了计算机和电子设备类制造行业,还添加了250个新的服务行业等。
举两个具体例子。一是电视机。在美国,电视广播是在第二次大战后开始发展起来的。1946年美国第一次播出黑白电视。从1949年到1951年的三年,电视机的数目从1百万台跃升为1千多万台,电视台发展到数百家。到1993年底,美国98%的家庭拥有至少一台电视机,其中99%为彩色电视机。电视广播营业收入,1990年为218亿美元,2004年增加到356亿美元。另一个是计算机。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相当于现在的台式计算机的TRS--80型和苹果--II型微电脑诞生。八十年代开始普及,大量进入学校和家庭。1998年美国42.1%的家庭拥有计算机;2003年升为61.8%。这些都为资本开辟了新的舞台,创造了良好的商机。美国公司的税后利润,1950年为181亿美元,1980年增到1140亿美元,2005年更升到9740亿美元[2]。
三、 科技发展引起劳动者的变化
科技的发展要求劳动者具有高的文化水平。在美国劳动力中,高中以下、高中毕业、大专文化程度的比例:1970年为36%、38%和26%;2005年为10%、30%和60%[2]。
文化程度的提高又相应地增加了劳动力的价值。2003年美国雇员中,具有学士学位的中位值年工资为4万7千美元,硕士学位为5万4千美元,博士学位为7万美元,教授级为9万5千美元[2]。
列宁曾说过,封建地主用皮鞭和棍棒强迫农民进行劳动。资本家用“饥饿”这根无形的绳索套在工人的脖子上,强迫工人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已经摆脱了饥饿的威胁。对脑力劳动者的管理更不能用赤裸裸的强制方式,只能以利诱为主。①美、英、法、德等国家工人早已实行了八小时工作制。早在1940年,美国工人的每周平均工作时间缩短到了40小时。1962年,其他资本主义大国也减到47小时。在美国还实行弹性工作制和在家工作制。2004年弹性工作制占全日工作制雇员的27%;在家工作制(包括每周有一天在家工作)则占雇员总数的15%[2]。②职工代表直接参与企业经营管理。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共体各国普遍实行共同决定制度,规定企业必须吸收一定比例的工人代表参加董事会,否则即属违法;德国企业是监事会领导制,监事会中工人代表约占1/2到1/3。美国也规定工人参与公司、企业的监督和管理,参与国家重大经济政策的制定和贯彻。③实行员工持股制,使一定比例的工人持有本公司股票,企业实行与股东地位上升相适应的所谓“治理”,倡导“股东民主”,决策方式不再是自上而下,而是自下而上,在决策前广泛听取意见,增加透明度,使所有股东都能了解和评估企业的行为[3]。
这些措施对资本家和工人都有好处,或者叫“双赢”。“双赢”不是双方平等地赢,而是掌握资源多的一方赢得就多。在工人得到一点好处的同时,资本家获得了更多的利润,资本实现了自身的增值和扩张。
四、 其他都是可以变的,但是资本的本性是不变的
资本追求最大利润,就应使商品的使用价值满足消费者的需求。首先得提高商品和服务的质量。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东洋货(即日本货)成为价格便宜,但质量不怎么样的商品的代名词。二战后,“日本制造”成了质量信得过的标志。日本商品就畅销全球。世界知名品牌的知名也是因为品质好。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一些地方和部门对洋品牌大开绿灯,“三年免检”“五年免税”“特别通道”等等超国民待遇,使得一些洋品牌的产品生产、质量控制、市场销售几乎到了只依靠企业“自律”的地步。于是,雀巢婴儿奶粉碘含量超标;索尼6款数码相机在浙江全面退货;肯德基“苏丹红”食品被勒令限期整改;包括鲨鱼、都彭等在内的国际知名品牌服装在浙江遭下柜处理;东芝、富士通、NEC、HP等4个国际知名品牌的5个型号笔记本电脑被责令停止销售,并予以立案调查……但是,不少部门和地方对待进出口商品“严以律己、宽以待洋”的态度,召回制度缺失、法定检测少等的制度缺陷,再加上消费者的维权意识淡薄和对洋品牌的盲目崇拜,这些都助长了知名品牌的扭曲营销观和危机处理方式。每当一个洋品牌被查出质量问题后,大多数跨国公司都会启动危机公关。而他们找到工商部门,口气最硬、讲得最多的话便是“你们这样搞会影响地方投资环境”。有的则具体介绍对中国做出了多少贡献,有的甚至用为政府部门或为社会提供某些便利、赞助等条件,试图换取监管部门的沉默。近两年来跨国公司的丑闻和质量问题时有出现,但在受冲击过后,很快基本上都能找回市场[4]。
对比的例子是香港的假货风波。今年初,内地赴香港的一个旅游团16名团员,在导游的“导游”下,购买了20多万元的假首饰、假名表。假货风波曝光后,4月份的内地赴港游客同比下降了4%,严重影响了香港的旅游业和相关行业。香港特区政府立即积极应对,严惩出售假货的商店,并制订了世界上最为严格的消费者保护措施。“五一黄金周”期间,内地赴港游客同比就上升了30%。
总之:
①质量的好坏等等,都是可以变的,资本追求最大利润的本性是变不了的。
②在本性的驱动下,资本既能制造出高质量的商品,也能推销劣质的商品。这取决于客观环境,怎样才能符合资本的本性,满足资本的追求。同样的理由,在资本的本性驱动下,不断引发战争。
③对资本损害人们的行为,要反抗抵制,才能使危害减小。
参考资料:
[1]B.R.Mitchell,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Statistics: The Americas 1750-1993.
[2]U.S. Census Bureau,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3]姜鲁鸣:关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几个问题期 引自《马克思主义研究网-资本主义研究》
[4]陈芳、陈君:洋品牌屡陷“质量门” 为何仍笑傲中国市场? 《环球》杂志 转引自新华每日电讯 2007年06月0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