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能不承认，中国的新闻摄影仍然处于一种焦虑与无所适从状态，当它在一种固有的模式中沉寂了很多年，突然要适应与读者与技术与观念重新沟通的现实时，它的表现是木讷的，甚至梗着脖子不知道回头看看的。这一方面与我们现有的体制有关，一方面与摄影从业人员对读者需要有相当的隔膜。纸质媒体一统天下的局面在短期内迅速被打破的事实终于给摄影带来了可以欢呼般的春天，而欢呼之余，却发现新闻摄影的步调还不能与读图时代对高质量图片的需求量保持一致，于是乎，图文并貌论、市场化论、职业化论等等在摄影包括新闻摄影界烽烟四起、接踵而至，谈论如潮水，实践一样在迷茫中探索。
2
广州日报摄影部主任方迎忠在回答记者杨晋峰关于中国摄影如何进入市场，如何走出困境的话题做了如下回答：“新闻摄影要走入市场，摄影记者职业化是必经之路，现在人们生活水平这么高，人手一台相机，每个人都会拍照片，你如果还以前的水平，有何优势可言，现在很多人都在卖照片，但不经过职业化这道关走向市场是不正常的。这也是造成很多图片社很烂的原因之一。”
方迎忠显然是与强调摄影必需更加艺术化的观点保持一致的，因而他对新闻摄影界从业人员的要求很简单：职业化。在刚刚结束的第二届山西摄影理论研讨会上，《人民摄影报》副总编温晓涵也同样提出了怎样先提高摄影人素质再谈图片进入市场的问题，他认为摄影要想走向市场，必须先在摄影之外下功夫，使每一个摄影人的综合素养普遍提升，才有可能达到进入市场的要求。原人民摄影报总编司苏实在与影友的一次通信中这样写道：摄影人的修行在拍摄之外，出不出有意义的片子在于修行（认识能力、水平）的结果，而根本不在拍摄时所想！张蔚飞在他的《新闻摄影“关系”论》中强调：摄影记者综合素质不如文字记者，这是不争的事实。摄影记者在对政治的敏感度、对社会的了解、对新闻的理解、对新闻切入点的把握，以及文字功底、学识修养等方面都与文字记者存在较明显的差异。
我们可以感觉到方迎忠的职业化与温晓涵的提升素质寄予着相同的职业期许，而司苏实的品味则已达到了物我偕一的境界，如果说前者的愿望贴切于实用，后者的追求则致力于超越实用，张蔚飞的言论就是超越实用的具体途径。由此可知，对于曾经的摄影还是当代摄影、艺术摄影还是纪实摄影，老摄影家还是青年摄影人，一种高标准化与职业化的行业诉求，已经随着中国摄影发展的步伐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了。
然而一个无法令人释然的现象是，数码时代、技术更新时代的到来，给技术性很强的摄影业从业人员带来了不小的冲击，我们总是在纳闷那些从未钻研过摄影艺术的人竟然能够使用手机成像后获奖的事实，也因为混乱的图片市场而使多年追求摄影艺术的信心动摇起来，甚至消沉沮丧、无所适从。这一点，苏珊·桑塔格在《关于他人的痛苦》中有言：“摄影是惟一一种专业训练和多年经验不见得就对未受训练、没有经验占尽优势的重要艺术形式——这有多种原因，拍照时的机遇或运气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照片也往往具有即兴、粗糙和不完美的特点。”因而有鉴于此，摄影人提倡功夫在诗外的摄影要求自然是更有价值和意义的了，对于处在同样境界的新闻摄影，这种呼声一样有纳谏的必要。
3
关于新闻摄影的职业化，方迎忠已经谈得非常明白：第一，他必须喜欢新闻，是一个“新闻动物”。第二，必须对新闻具有较高的敏锐度，有驾驭新闻事件的能力。这就要求职业新闻摄影师不仅要对国际、国内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较为全面的把握和认识，而且也要熟悉激烈竞争的报业市场。经常要浏览国内外报纸，研究新闻图片报纸版面。这一点恰恰是我们国内摄影记者较为欠缺的一课。第三，不论接到什么样的任务，不能有任何抱怨，必须是以一心一意完成好任务为第一位的。第四，熟悉你的所有使用工具，包括你的器材、通讯、传输工具等等，你也应该是一个通讯专家。第五，做到发回的每张照片都应该有详细的图片说明。在此我想没有必要再对职业化产生什么怀疑，对于尚未将摄影当作一项事业来做的中国摄影界，职业化的要求其实并不仅仅适应于新闻摄影。
我们的新闻摄影优越于其它门类摄影的先决条件是，它的职业化道路有着报社记者身份的保驾护行，有着基本的工资保障，这其中有一个不能忽略的问题：新闻摄影的道德倾向所在。影像确实常因它是远距离观看痛苦或喜欢的一种方式而遭斥责或欢迎，然而喜悦从来都不被认为是侵犯，痛苦或相似情绪的场景却总因摄影所提供的抽象现实而对摄影人本身产生道德怀疑，郭志法在《读图时代：新闻摄影的应对与发展》中提出：从人文的视野来看，有的摄影记者缺乏一种用“标准镜头”式的眼光来平视普通人的生活，没有对它给予平等的关注。他以“5·7空难”为例，道出了许多读者批评媒体和记者缺少人文精神的事实，其实这和目前摄影界常常出现的肖像权官司如出一辙，这就给了我们不得不反思的空间。
影像加入新闻业队伍，就是要引起注意、震荡、吃惊，并成为一种以震撼作为主要消费刺激和价值来源的文化的常态，而在一个以影像的最大化复制和扩散为基础的职业化进程里，获取重要的、令人不安的照片就是目的之一。因而当大家都在思考如何让新闻摄影在新时期如何发展体现价值时，我们也不能忽略，职业化的新闻摄影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面貌出现在大众视野，它所贯注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境界。
新闻摄影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开始盛行，记录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几次大的社会变革和各种社会现象，它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然而这还远远不够，摄影对于人类的贡献，在于召示时代的影像，真实客观记录自己的时代，是每一个摄影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它对全人类的和平共处有着不可估量的现实意义。一九四七年，马格兰摄影通讯社在巴黎创办，“他最紧迫的目标是很实际的：代表好冒险的自由职业摄影师，与派他们去执行摄影任务的图像杂志交涉。与此同时，马格兰的宗旨虽然也像战后应运而生的其他新国际组织和协会的创办宗旨那样，是道德主义的，但它却为摄影记者阐明了一种扩大的、具有浓厚职业道德倾向的任务：作为沙文主义偏见所左右的不偏不倚的见证者，记录他们自己的时代，不管是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
我想，这应该是新闻摄影所要达到的一种精神境界吧，因而，“通过马格兰的声音，摄影宣布自己是一项全球性的事业。”这就是说，无论面对灾难抑或胜利的喜悦，面对他人的时候，摄影的存在都是一种真实的客观的记录，但它并非不能体现人为的意志，我们的新闻摄影完全需要用一种平民的，道德的、人文的眼光去记录他人的情绪，弘扬一种对人类生存有益的精神状态，而不是让图片在过度泛滥的延伸中使观者的灵魂日益麻木。我们需要让照片揭示真相并引发思考，却并不能成为探猎人类承受底线之后日渐缺乏心灵感受力的原罪之凶，在这一点上，我想用司苏实先生的话来做最后的总结：我读照片，是从构图用光开始，经形象情节的选择取舍，看摄影人的兴趣，看摄影人的品位。再通过这品位，看摄影人选定题材的价值高低，和实现题材的手段档次。简单说，是先通过作品看人，再看其骨血体现得如何。摄影人只要诚实地面对现实，而不是依自己所想去寻找画面，这画面一定是有意义的．从个性方面看有意义，从历史、社会角度更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