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迎来异客
历史上曾经入蜀的人，既有落魄逃难的皇帝、有雄心勃勃或倒霉的政治家，又有穷困潦倒或意气风发的文人侠客，人马众多，络绎不绝，穿行在蜀道上，历经若干世纪的风雨，其意象竟鲜活如初。
唐朝的两个皇帝都来过，安史之乱时的唐玄宗和黄巢起义时的唐僖宗，抗战时期的蒋介石也来过，这里成了他们的避难所，成了他们喘气和积蓄力量的宝地。政治家喜欢来这里，山高皇帝远，“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的世说历代相传，实在是一块内联外引东山再起的福地，抗战时期四川成为抗战的大后方与民族复兴基地，道理就在这里，这点以后我们还要讲到。至于文人侠客，就更不用说了，特别是唐宋时期，大批当时最有名的骚人墨客云集蜀中，可说是群星会聚。总之四川这块地方为各种各样的人提供了接近它的理由和方式，温润了无数受伤的心灵，滋养了无数饥渴的灵魂，使他们来了就不想离开。这里还是只勾勒几个最有代表性入蜀人士的心理和生命轨迹（有的不是以文化名世，但由此可见四川文化的宽容与广纳），使读者感知四川的好客和温情。
不是四川人，却为四川人做出了卓越贡献的首推李冰；四川成为“天府之国”，都江堰功不可没。作为我国古代最伟大的水利工程，它创造了世界水利工程的奇迹。（袁庭栋在《巴蜀文化》一书中列举了都江堰在古代水利工程中四个世界第一：今天仍发挥效益的全世界最古老的水利工程，现在灌溉面积最大的古代水利工程，设计最科学最合理的古代水利工程，维修工作量最小，所耗投资最低，而所获得的综合性经济效益最高的古代水利工程，见《巴蜀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190页。）余秋雨将都江堰与长城做了这样的比较：“它的规模从表面上看远不如长城宏大，却注定要稳稳当当地造福千年。如果说，长城占据了辽阔的空间，那么，它却实实在在地占据了邈远的时间。长城的社会功用早已废弛，而它至今还在为无数民众输送汩汩清流……长城的文明是一种僵硬的雕塑，它的文明是一种灵动的生活。长城摆出一副老资格等待人们的修缮，它却卑处一隅，像一位绝不炫耀、毫无所求的乡间母亲，只知贡献，一查履历，长城还是它的后辈”.
行文至此，李冰的贡献已无需多说，他对四川经济发展和文化孕育，实在是大有功劳。另一位我们不能不提起的是文翁，他也不是四川人，却和另一个四川人共同开辟了蜀学繁荣的道路（《汉书·地理志》：“由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文翁本是安徽人，汉景帝时被任命为蜀郡守，下车伊始，他就深入基层，感到经济虽盛，但文化不昌，就着力于教育。首先，他从郡县小吏中选出一些“开敏有材者”，先亲自教导，然后送到首都长安去深造，有的学习五经，有的学习律令。几年后学成归来，文翁就任命他们担任郡中的高级官职或郡学教授，成为一批有真才实学的政界骨干和高级知识分子。其次，文翁还拨出经费，“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这一所郡立学校因用石料修建，称为“石室”，入学者免除徭役，为让学生学以致用，他经常组织学生到地方参观实习，外出巡视时也要带上几个学生作随从，“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这样一来，蜀中习俗逐渐得到改变，重视培养子弟读书，蔚然成风。汉武帝知道了，“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由此我国最早由地方政府开办的学校从文翁石室开始，逐步推广到了全国。武帝后，蜀中贤俊层出不穷，与文翁的倡导教育是分不开的，“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班固：〈汉书·文翁传〉），确为公允之论。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杜甫在成都参观武侯祠后写的一首缅怀诸葛亮的诗作。诸葛亮不是四川人，但他的雄才大略和足智多谋却在川人心目中代代相传。他是山东人，后来到了隆中，“躬耕南阳”，读书治学，与徐庶、孟公威等朋友经常讨论天下大势，由于他的卓越见识，被称为“卧龙”。207年，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感于刘备的知遇之恩，慨然出山，走上了那个群雄并起时代的政治舞台，这年，他才27岁。赤壁一战，天下三分，再挥师西进，在益州（今四川地区与陕西甘肃云南的部分地区）正式建立了政权。223年刘备托孤白帝城，诸葛亮成为蜀汉政权的实际掌权者。诸葛亮治蜀前后近20年，“事无巨细，亮皆专之。于是外连东吴，内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陈寿：《三国志·蜀书·李严传》）。诸葛亮一面让西蜀人民安居乐业，一面又按照刘备的遗愿，梦想北定中原，完成一统伟业。当时蜀汉力量最小，曹魏力量最大，一统大业在短期内成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诸葛亮知其不可而为之，“六出祁山”，最后病死在五丈原，正是杜甫所言“出师未捷身先死”。诸葛亮死后，四川“所在各求为立庙，朝议以礼秩不听，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之于道陌上”（《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注引《襄阳记》），可见四川对诸葛亮之崇拜与感戴。据统计，历史上曾经在四川先后修建过30多座武侯祠，分布在24个县市，其中最负盛名的就是成都武侯祠。
与李白齐名的杜甫一生漂泊，转徙流离，却将他生活最安定、诗情最勃发的时期留在了四川。蜀中九年，他写了900多首诗歌，超过他一生所写1400多首的半数。是四川温润了他那颗饱受创伤的心灵，他在这里找到了灵魂的安歇处所。在长安近10年，他贫病交加，仕途无门，40多岁了，才做了个八品的芝麻官，没想到就在这年，安史之乱却爆发了，皇帝都跑到四川去了，杜甫连八品官都没得做了，日子苦得令他一筹莫展。过了几年，实在过不下去了，他才决心举家迁来四川。759年的岁末，他来到了成都，再后来又在浣花溪畔选了一块一亩大小的地面，在朋友资助下修造了草堂，开始过上了悠闲舒适的生活。蜀中九年，他在成都呆了四年，又去过三台小住，在乐山重庆等地停留。后来又在夔州（今天的奉节）住了将近两年，在这里留下了四百多首诗，是他在四川写诗的一半。“夔州诗”是古今公认的杜甫诗歌创作的第二个高峰（第一个高峰是在关中战乱流离时期），也是杜甫最成熟最获盛誉的作品，“夔州三百篇，高配风雅颂”，不算过誉之词。杜甫最终还是离开了四川，战乱结束了，病弱的老人思乡心切，坐船到了岳阳，住进了客栈，第二天就没有再醒来。综观杜甫的一生，只有青少年时期和居蜀九年是较为安定而祥和的，喜欢杜诗的人应该感谢四川这片土地对杜甫的收留和滋养。
蜀中这块土地实在是有点奇怪，有点像“围城”，干出大事的人大多出川，不论是古代的李白、苏轼，还是现代的郭沫若、巴金，他们在川外获得了成功，其一生的大半旅途也不在蜀中。可川外的文化大师们却又蜂拥着赶来，就拿成都来说，最有名气的人文景观都不是当地人留下的，比如武侯祠和杜甫草堂，都是川外人遗留给川人的精神馈赠。“自古词人多入蜀”，下面我们仅以唐宋为例，看看众多文化名流鱼贯而入川的盛况。
“初唐四杰”就有两位在四川有过较为惬意的生活。卢照邻是北京人，只活了50岁，却在蜀中生活了十几年，他遍游成都附近的山水名胜，留下了不少诗篇。王勃是山西人，本来在沛王府做修撰，却因写了篇文章触动了武则天，被赶出了王府，心情十分沮丧，在好友杨炯（也是初唐四杰之一）等的劝慰之下，决定外出游历，以便“采江山之俊势，观天下之奇作”。就这样他来到了四川，所到之处，都受到热忱款待，他的心情格外愉快，不仅写诗作赋，还应邀为各地寺庙撰写碑文。后来他又来到了成都，立即成为益州都督府的上宾，被邀为新扩建的孔庙撰写碑文，这在当时是一种极大的荣幸。两年多后，他受伤的心灵得到了完全的修复后，心满意足的而又恋恋不舍在蜀中朋友的饯行下离去。
高适和岑参是唐时著名的边塞诗人，他们也都把他们的晚年交付给了四川。高适从边境来到了四川，先做了点小官，后来逐渐升到了剑南西川节度使，是唐代入蜀的著名诗人中官位最高的一个，也是在唐代唯一一个“以诗人为戎帅”的人物。在蜀期间，戎马倥偬，少有诗作，但他却为另一位入蜀的诗人提供了生活的资助，并在诗歌上相互唱和，使他在四川获得了诗歌创作的第二春。他，就是前文提到的杜甫！岑参51岁时来到了四川，流连山水，留下了很多描绘蜀中风物的诗篇，最后就死在了四川。
白居易、刘禹锡、元稹都先后来到了川东地区，其中白居易名气最大，在唐代仅次于李白和杜甫。白和刘都十分喜爱当地的民歌竹枝词，从中吸取了丰富的文学艺术的营养。三位大诗人互相都是朋友，不过在四川的时间并不一致，元稹离开的四川的那一年（819年），白居易才来，白居易走的第二年（821年），刘禹锡也就来了，真可说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他们都在四川诗兴大发，留下了许多佳作。三位都与成都的著名女诗人薛涛有过诗文唱和，特别是元稹还和薛涛有过一段倾心相爱的风流佳话。现在成都著名的望江公园就是薛涛的纪念地。还有那个“推敲”的苦吟诗人贾岛，晚年就在四川做官，官做得小，但诗却写得特别好，“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这是他的写作态度，“位卑终蜀士，诗绝占唐朝”，这是他的人生注脚。这位潦倒一生的异乡人死在了四川，同样受到了四川人的敬重，他的墓园至今受到了很好的保护。有小李白之称的李商隐也在四川呆了五年，“何当共剪西窗竹，却话巴山夜雨时”，就是他在四川睹物思人，怀念妻子所作。
晚唐和五代时期，中原战乱不休，蜀中却波澜不兴，相对安定，众多文人雅士避乱入蜀，如韦庄、李珣、孙光宪等都在四川留下了许多优秀作品，形成了我国古代文学创作中著名的“花间派”。
宋代著名的诗人中也有不少在四川度过了比较愉快的生活，名气最大的是黄庭坚、陆游、范成大。黄庭坚自号山谷道人，是“苏门四学士”之首，长于文章，与苏轼并称“苏黄”，又善书法，后世所称“苏黄米蔡”四大书法家之一，诗歌成就最大，是宋诗中江西诗派的创始人，对后世影响极大。因为站在苏轼一边，反对王安石变法，被贬到四川，前后呆了6年。朝中被斥，在川却是受尽礼遇，宴游不断，江安县令还和他结成儿女亲家，不少青年又来谦虚问学，使其精神得到了极大安慰。我们都知道陆游是我国古代诗作最多的诗人，有9000多首传世，其诗集名为《剑南诗稿》，剑南即是四川地区，由此可知陆游一生与四川关系多深，四川在其心目中地位多高了。陆游在川8年，足迹遍至蜀中大半地区，不仅写了大量诗歌，而且写了一部旅游日记《入蜀记》，是古代四川旅游文学中的上乘之作。“心未尝一日忘蜀”，这是陆游的心里话。范成大与陆游都是南宋四大诗人之一，其诗“追溯苏黄遗法，而约以婉峭，自为一家”（参见《四库全书总目》卷160，中华书局，1965年，第1380页。），他在成都呆了三年，与陆游过从甚密，以诗唱和。巧合的是，陆游写了《入蜀记》，范成大则在出川时写了《吴船录》，对四川一些地方的文物古迹形胜做了穷形尽相的描述。
正如文翁治蜀倡导教育，四川好学之风蔚然一样，张之洞在任四川学政期间改革教育，创办尊经书院，也对四川近代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引起了四川士林风气的变化。张之洞，河北南皮人，是清末汉族官僚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曾任军机大臣，先后在各地任总督近30年。他是翰林出身，很有学问，敢于说话，又具有洋务思想，是当时公认的清流派。1873年入川，目睹四川知识界的没落状况，决意改革教育，振兴蜀学。在他支持下，尊经书院在1975年春落成，中门横匾书有“石室重开”四个大字，可见张之洞内心里还是有点秉承文翁事业的情结。尊经书院按照张之洞制定的教学方针，严谨教学，不再究心于八股文，拓展学习内容，改善了学生的知识结构。尊经书院主张崇实去浮，深研学问，“风向所趋，人人皆知读书之有益矣”。书院集中了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为维新思潮在四川的传播创造了条件，使四川的知识界为之一新。我们不妨来列出一个曾经受业于书院的简要名单，读者自然就明白书院对四川文化的分量了。杨锐，“戊戌六君子”之一；宋育仁，出任英法使馆参赞，力主新学的四川维新派核心人物；廖平，博综古今，“离经叛道”，学凡六变，对康有为变法思想形成有极大影响；骆成襄，清代四川仅有的也是全国最后的一个状元；蒲殿俊、罗纶、张澜，保路运动的领导者，其中张澜还是后来的民盟主席；彭家珍，为建立民国舍身炸敌的“大将军”；吴虞，新文化运动中“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吴玉章，清末荣县独立领导人，中共五老之一……
他们为什么能在四川获得成功，为什么在四川受到特别的礼遇，这与四川人包容、开放和“君子成人之美”的文化品性是分不开的。巴蜀文化的海纳百川，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外地人口的大量迁入。今天四川人的祖先多数都是外地人，汉族的祖先就更不用说了。古老的巴族有不少是从长江中游迁入的，蜀族中的鱼凫氏是从长江中游迁入的杜宇氏的一支是从今云南北部迁入并与川西土著结合的，开明氏是从荆楚地区迁入的。从已有的记载来看，他们的迁入与融合，没有受到任何抗拒或抵制。《史记·项羽本纪》就说“秦之迁民皆居蜀”，可见移民之多，《华阳国志·蜀志》所说的“秦民万家”应该不是吹嘘出来的数据了。四川虽然僻处西南一隅，山重水隔，却具有大山的胸怀，热情的迎来了一群群贤才俊杰，共同铸就了巴蜀文化的繁荣。四川人还有一个特点，“誓欲成名报国，休将开口论勋”，他们愿做绿叶而不原做红花，他们一般不当头，他们愿意做无声的脊梁。邓小平就是这种精神的主张者，他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就要求中国要埋头苦干，国际上的事尽量不要出头，也不要做什么盟主。现在四川的某些农村还有“川主庙”，“川主”不是川人，是谁呢，是李冰！
值得注意的是，四川人最好客，最知恩图报，给他们做了好事，他们总是记得最清楚的。拿文翁来说，四川的百姓“为立祠堂，岁时祭礼不绝”，文翁兴办的石室，自汉至今仍为成都的著名学府，同一地址连续办学两千年，世所罕有。拿诸葛亮来说，武侯祠的大门巨匾上书写的并不是“武侯祠”，而是“汉昭烈庙”，这“昭烈”明明是刘备的谥号，原来这是刘备的祠庙嘛，可旁边有块大理石，上面又分明写着“武侯祠”三个大字，这故事说来话长，这里就不多讲了。但有几人知道那是什么“昭烈庙”呢？说起武侯祠却谁人不知，就是到了“昭烈庙”面前，你问四川人，他还是告诉你，这是武侯祠，可以看出，四川人并不以君臣名位高低来定尊卑，而是以历史功绩的大小来确定在自己心目中的地位的高低。早在民国时期，就有一位未留姓名的蜀中文士题诗：“门额大书昭烈庙，世人都道武侯祠，由来名位输功烈，丞相功高百代思”（参见袁庭栋：《巴蜀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26页。），四川人的待人之道，由此可见一斑。大诗人杜甫曾流寓全国，陆游也曾各地为官，可最早为他们建祠并长期维护，并敬祀不断的，恐怕也就只有四川了，以至于成都的杜甫草堂和其中的工部祠到现在还是全国纪念杜甫的中心。而崇庆的陆游旧居罨画池和陆游祠，则是今天全国唯一的陆游纪念地。黄庭坚是江西人，但四川却是保留黄庭坚遗迹和纪念地最多的地区。可见四川对异乡的佳客，说得上是亲如家人，怪不得“宾至如归”，来了就不想离开了。“少不入川，老不至陕”，陕西人、著名作家贾平凹是怎样解释的，看看啊，“少不入者，则四川天府之国，山光、水色、物产、人情美而诱惑，一去便不复归也”（贾平凹：《入川小记》）这里说得最到位的就是“人情美”，四川的舒适，四川人的热情好客，已无须多说了。
有时候一物的缺点在特定的场景恰好就是它的长处，四川地理的内向在物产富庶的支撑下，曾促成了近代以来两次具有全国战略中心的大挪移，当然也是文化人士入蜀的两个高峰期。一是抗战内迁，一是三线建设。
早在1935年10月16日，蒋介石在成都出席省党部扩大纪念周讲演时就说“四川在天时地利人文方面，实在不愧为我们中国的首省，天然是复兴民族最好的根据地”（蒋介石：《建设新四川之根本要道》，《政训半月刊》1935年4-5合期。）两天后，蒋介石又在成都发表讲话称：“今后的外患，一定日益严重……但是我们可以自信：只要四川能够安定，长江果能统一，腹地能够建设起来，国家一定不会灭亡，而且一定可以复兴”，“其实不必说川滇黔三省的存在，就是只剩下了我们四川一省，天下事也还是大有可为”（蒋介石：《四川治乱为国家兴亡之关键》，转引自叶育之：《四川史地表解》，1941年）全面抗战开始了，四川人从大后方走向前沿，担当起了抗战建国的重任。这里物产丰富，人民勤劳，这里山川险阻，易守难攻，成了民族复兴的重要基地。四川人再次敞开了宽广的胸怀，热情地迎接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同胞们，共赴国难。国民政府搬来了，沿海沿江的工厂搬来了，许多著名高等院校也来了，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心一时全向四川地区迁移。不说别的，单是高校内迁运动，其意义就不可估量：保存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基本力量和科技精华，促进并推动了大后方教育事业的发展，使中国的建设人才不至于出现断层。战前的国统区有各种高校108所，绝大部分分布在沿海沿江地区，尤其集中在平、津、沪、宁等大都市。战争爆发后一年内，就有91所遭敌破坏，其中25所因破坏严重而停办。战火绵延中，许多高校一迁再迁，使这场中国教育中心自东向西的大迁徙运动，持续了8年之久。内迁高校中四川是最多的，共有48所，其中重庆25所，成都7所（《四川文史资料》，第13辑，第78页。）。这次入川使国家和人民在在这里寻求到了一方静土，为保存中国的实力，使中国在与日军的长期相持和抗衡中最终赢得胜利奠定了基石。
从6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持续到80年代初，国家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在四川进行了大三线建设，是近代以来人才的又一次“入蜀”大潮。它同样缘于战略的考虑：60年代初期，国际局势紧张，毛泽东提出要加强备战，建设大三线即国家的战略后方基地的问题，这一战略构想迅速付诸实施。三线建设的目标是“在纵深地区，即在西南和西北地区（包括湘西、鄂西、豫西）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后方工业体系”，根据全国总的布局，作为大三线建设的重点省之一的四川开始了以重庆常规兵器生产基地、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和成昆铁路三大项目为重点的建设，大量人才涌入四川，参加三线建设的劳动大军多达数百万人。从1965年到1976年这11年内，国家投入了大量建设资金，绝大多数年份的投资额一直居全国各省之首。三线建设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但客观上却促成了经济资源和人才资源的重新配置，为今日的西部大开发留下了许多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