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E.von Mises,1881—1973）既是奥地利学派最后的重要代表人物，同时，因为他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带入了20世纪，因而被看成是“现代奥地利学派之父。”[i]米塞斯是奥地利学派自由主义信念最坚定最纯洁的维护者，对自由主义有着“钢铁般的意志”。米塞斯对自由主义的极端强调和对干预主义的极端反对使他获得巨大的历史影响——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兴起之后，同时，由于他对自由主义的极端固执和毫不妥协的坚持，加上其教条主义的甚至是有些偏执的个性，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塑造了他多舛的学术和人生命运。米塞斯似乎注定要成为一个饱受波折的思想家，注定要成为一个比马尔萨斯还要阴郁的经济学家。

 

二

1900年米塞斯进入维也纳大学，师从庞巴维克。在庞巴维克的经济学研讨班上，米塞斯和奥托.鲍威尔及熊彼特等成为同学。1906年米塞斯获得维也纳大学法律和经济学博士学位。米塞斯的人生目标是成为维也纳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但是，由于没有机会，1909年，米塞斯只能进入维也纳商业部，担任首席经济师。这一工作，一直持续到米塞斯离开奥地利的1934年。

1912年，米塞斯完成了一部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创新意义的著作《货币与信用理论》。该书中，米塞斯应用边际效用价值论解释了货币的起源、价值及作用，对“货币中性论”进行了彻底的清算。米塞斯强调，货币数量的增加幅度对货币的购买力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货币数量增加不会导致同时和同量的价格上涨，每次货币数量增加必然导致商品经济的变化。由政治因素决定的贷款利率降低必然导致过度投资现象，资本被错误引导，对需求的刺激将会影响国民经济的均衡，直到恢复“自然”的资本利息水平。利率降低初始会推动投资，随后当人们认识到这种投资的错误时，就会缩减投资。于是，人为造成的上升为下一次低迷作好了准备。这样，米塞斯成为第一个将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应用于货币与商业周期分析的经济学家。哈耶克后来将这一理论进一步发展为货币的经济周期理论。米塞斯关于货币需求的观点，与20年后凯恩斯的有关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由于米塞斯当时缺乏学术地位，也与他的表述方式及用德语写作有关，他的思想没有得到学术界足够重视。甚至，在凯恩斯1914年的评论文章中，还说米塞斯的作品既无建设性也无创造性，不值得关注。[ii]

米塞斯本来指望通过《货币与信用理论》获得维也纳大学的一个正式教职，但他实际得到的只是一个无薪的兼职讲师职务。若干年后，当维也纳大学任命庞巴维克和维塞尔的接班人时，最具有学术资格的米塞斯又再次被拒绝。马克.斯考森将米塞斯受歧视的原因归结为三个方面：米塞斯是身处反犹情绪不断高涨的国家中的犹太人；在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的时代，米塞斯是自由放任主义坚定不移的倡导者；米塞斯为人教条、绝不妥协。[iii]

20世纪20年代早期，奥地利发生了严重通货膨胀。作为货币信用理论的权威，作为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商业部首席经济师及奥地利政府的首席经济顾问，米塞斯希望被任命为解决通货膨胀危机的财政部长，但最终也没有如愿。

1920年，米塞斯继承庞巴维克的传统，开办私人研讨班，探讨和宣扬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米塞斯经济学研讨班的成员有：哈耶克、弗里茨.马克卢普、戈特弗里德.冯.哈伯勒、奥斯卡.摩根施特恩、威廉.勒普克、费利克斯.考夫曼、保罗.罗森斯坦-罗丹、莱昂内尔.罗宾斯等。研讨班成员后来都成为世界著名经济学家。

 

三

一战后，社会主义浪潮在欧洲兴起。从他所信赖的自由主义观念出发，米塞斯敏锐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一个没有价格的经济体系——即社会主义——是否可行？1920年，米塞斯发表了随后引发“社会主义经济是否可行”大论战的文章《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划》。米塞斯认为，经济核算的关键是价格，而价格的形成离不开私有财产、市场和盈利动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计算的要害不仅在于，由于没有价格，经济活动主体无法进行计算，问题还在于，由于没有私有财产，所以也不可能有价格。”[iv]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必须进行经济核算。但是，在不存在财产私有、自由市场和企业家的情况下，价格的缺失使经济核算无从谈起。即使是米塞斯的论战对手也承认他论证的力量。奥斯卡.兰格说：“社会主义当然有充分的理由感激米塞斯，这位批评他们的事业的‘魔鬼辩护者’，正是他有力的挑战迫使社会主义者认识到，恰当的经济核算体系对于引导社会主义经济的资源配置具有重要意义。米塞斯教授的雕像应该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央计划委员会的社会化部的大厅中占据一个非常尊贵的位置。”[v]

20世纪20年代初，依据其在《货币与信用理论》提出的有关思想，米塞斯意识到中央银行放松信用的政策将导致灾难的发生。早在1924年，米塞斯就预测到经济危机将要到来[vi]。1926年，米塞斯与哈耶克共同创办奥地利经济周期研究所，监视和预测欧洲的经济动态。哈耶克也预测到了1929到1933年大危机。但是，当大萧条发生后，米塞斯和哈耶克虽然能够提出某些解释原因，但对解决问题却无能为力。

这样，尽管由于预测到大危机给奥地利学派赢得了一些掌声，当凯恩斯在1936年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不仅对大危机发生的原因给予系统解释，还提出系统的智力对策时，米塞斯和他的奥地利学派就被人们遗忘了。

 

四

1934年 ，由于纳粹势力不断渗透和扩张，米塞斯离开了维也纳，前往日内瓦国际问题研究生院担任客座教授。据马克卢普的回忆，早在1927年，米塞斯就预料到欧洲的自由时代即将结束，强烈要求他的学生们离开欧洲。后来，研讨班的大部分人去了美国。

出于对自由的热爱，米塞斯似乎对国家这个对自由有潜在破坏作用的实体有一种深刻的不信任。“国家行为的本质就是通过暴力的使用或者暴力的威胁强迫人们，使得人们不能按照自己自由的意愿行事。”[vii]于是，纳粹将这个崇尚自由放任的犹太人视为国家的敌人。1938年3月14日，希特勒军队开进维也纳。纳粹冲进米塞斯的公寓，将他的藏书、著作和文稿全部充公并销毁。当纳粹占领维也纳的消息传来，在日内瓦的米塞斯哭了。“他哭泣着——毫不掩饰，毫不害羞。”[viii]

在日内瓦也不再安全，1940年米塞斯移居美国。

这个新的世界并没有给米塞斯带来新的希望。在凯恩斯主义主宰经济理论研究和经济政策制定的背景下，米塞斯陷入绝望的悲观中。彼得.德鲁克[ix]回忆说：“他是我所见过的最抑郁的人。”[x]米塞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表现出一副闷闷不乐、心灰意冷的样子。

凯恩斯主义的成功对倡导自由主义的米塞斯几乎就是一个灾难，他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充满了敌意。这个热衷于辩论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在辩论中经常表现出极端的不耐烦和对对手的蔑视，将对手称为“伪经济学家”，“假进步分子”和“无知的狂热者”。而对手的回应通常是将他视为一个落伍的“反动分子”、“偏执狂”和“守旧派”而不予理睬。

抑郁的米塞斯甚至表现出过分的偏执。在一次会议中，他最喜爱的学生马克卢普在演讲时提及对金本位制的质疑，米塞斯异常愤怒，三年之内拒绝和马克卢普说话。

对自由主义的极端强调和对作为主流的凯恩斯主义的极端敌视使米塞斯日益远离主流经济学，日益被边缘化。作为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米塞斯开始只能在国际经济研究署找到一份兼职工作，由于收入微薄，不得不靠写稿补贴家用。1945年起，在朋友的帮助下，米塞斯才在纽约大学谋得一个客座教授的职务。这一职务学校并不提供薪水，其报酬由社会基金资助。米塞斯在美国实际上过着近乎流浪的生活。

 

五

艰苦的生存条件下，米塞斯仍然没有放弃对凯恩斯主义的斗争和对人类经济行为的探索。

1949年，米塞斯出版了《人类行为的经济学考察》。在该书中，米塞斯提出诸多奥地利经济学的关键理论，包括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理性人类行为、主观主义价值论、经济行为的不确定性、健全货币、有限政府等。米塞斯提出，人类行为总是有目的并且是理性的。因此，人的行为总是有效的。每一种商品的价格都是在个人理性的基础上形成的，而不是随机游走的。进一步，人类思考问题、持有价值观及作出选择都是有意识的，人类会犯下错误并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总之，人是有自由意志的。因此，计划归根结底是不可行的。罗斯巴德将《人类行为的经济学考察》称为 “米塞斯的最伟大成就，本世纪（20世纪）人类思想的最伟大作品之一。”[xi]

但是，米塞斯的这部伟大著作在他在世时依然没有得到经济学界的广泛认同，米塞斯在经济学界的边缘地位仍然没有得到改善。在某种意义上，由于米塞斯在方法论问题上的顽固，他的处境实际上进一步恶化了。

米塞斯不仅反对凯恩斯主义，还固执地拒绝接受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米塞斯坚持，唯一的纯经济科学的方法是先验论，仅仅使用演绎推理而无须经验和技术。米塞斯反对任何形式的归纳法，反对用经验研究和历史材料验证理论。米塞斯还彻底反对计量经济学和经济数学。在他看来，“摒弃数学方法不仅是由于它无效。它是种完全错误的方法，从错误的假设开始，导致错误的结论……根本没有所谓数量经济学这样的东西。”[xii]

米塞斯固执地拒绝用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表述其卓越的思想，这是在实证分析和数量研究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学发展重要推动力量的背景下他的经济思想不能被人们接受甚至被人们所遗忘和抛弃的重要原因之一。

 

六

《人类行为的经济学考察》是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完成的。在米塞斯的艰苦研究和写作过程中，在夏天最热的时候，也没有空调。

这个20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从来没有得到过一个正式的教授席位。由于经济一直处于拮据状态，80多岁的时候，米塞斯还坚持上课以及到墨西哥和阿根廷作巡回演讲以谋取生活费。

进入20世纪70年代，米塞斯发现，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学术上，重回自由市场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了。

1973年，米塞斯在绝望中去世。

享年92岁的米塞斯显然属于长寿经济学家的范畴。米塞斯活的实践够长了，他经历了一战、大萧条、二战，在他临死的时候，还经历了二战后资本主义世界最严重也是最怪异的一次经济危机——滞胀；当然，在他所经历的世界政治经济诸多变局中，他也经历了人生的种种波折和磨难。但米塞斯活的时间又不够长，还没有长到可以使他看到若干年后新自由主义的复兴,可以看到1974年他的弟子哈耶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以及随后的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兴起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