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问题永远是人们要打击的问题，因而腐败分子也就是为人们所不齿的。按理说，人们痛恨腐败，对其的容忍度也应该是很低的，但是，事实却并不是这样。
当前，当人们一边在痛恨腐败的同时，一边对腐败行为的承受力度却又不断的在增大，人们对其的容忍度也不断地在加宽，也就是说腐败分子犯罪了，还认为他这一点“小腐败”不算什么，他还算是个“好官”，与那些和他差不多大的官的腐败比起来，他还算是个“清官”。因此，人们无形中也就形成了用“官职与金额”相挂钩的方式来思维腐败问题，使得腐败分子的“腐败底线”在人们的心目中不断地升级，这真是让世人不可理解的一种怪现象。
今天，笔者在网上就看到了这样一篇报道，反映的就是这一问题。
2006年7月11日，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安徽省交通厅原厅长王兴尧非法收受他人贿赂折合人民币13.53万元，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0年。
按理说王兴尧受贿了，犯了罪、判了刑，得到法律的严惩是理所当然的事了。但是，这个判决结果，却令王兴尧很不服气，他不仅在法庭上大呼冤枉，不认为自己是个腐败分子，认为自己想要贪的话，机会太多了，而且还要提出上诉。如果说王兴尧自己不服还有情可愿的话，那么当地的一些百姓却为其祈福，这又说明了什么呢？
其实，从这一事实中，我们不难理解，这就说明了腐败分子的“腐败底线”已经不断地升级了，也就是说，对腐败分子来说，贪点“小钱”这不算什么腐败了，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
然而，当我们看了以上的报道，我们不禁要问，那造成这一怪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对此，笔者对这一社会现象作了分析，认为有以下四点原因：
一是腐败分子也要收买“人心”，因此他们在工作中也会为人民做一点好事，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因而也就会取得一些人民群众的信任。比如王兴尧在革命老区金寨县，“王厅长九进深山解路难”被广为流传的故事就说明了这一点。
金寨在战争年代有10多万儿女为国捐躯，是著名的将军县。2000年7月1日，王兴尧第一次来到金寨，以架“连心桥”这种独特的方式来纪念党的生日。槐树湾乡大桥村地处两河交汇处，历史上本无大桥，后来修过一条小堤坝，每年都有村民丧命于洪水之中。
听了乡村干部的介绍，王兴尧的眼睛湿润了。他当即拍板：建桥！当年冬天，101米长的连心桥通车了，群众自发翻山越岭涌来，为王兴尧立了一块公德碑，“以铭公仆爱民之心”。
金寨地处大别山腹地，作为安徽面积最大的县，90%是山区，境内没有一条国道，交通瓶颈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该县经济的快速发展。王兴尧在3年间9进金寨解决行路难，到2003年，安徽省交通厅扶持资金1.15亿元，全县通车里程1730多公里，基本形成了快捷畅通的公路网。
这几年，王兴尧确实为金寨山民做了一点好事，取得了一些山民的信任，所以当他被抓的消息传到金寨后，山民们难以相信，他们心目中的活菩萨会是个大贪官，因此，有些人还哭着来到连心桥上为王兴尧祈福。
二是与他同职务或者说职务相当的腐败分子的贪污金额是越来越大，形成了明显的反差，无形中也就提升了腐败的底线。全国已经有7位交通厅长(副厅长)被判处死刑、死缓或无期徒刑，王兴尧的刑期最轻，他们的贪污的金额都是比王兴尧多得多，就像现在才被判的刘金宝一样，他就贪污了2914。67万元人民币，也只是被判死缓。如果拿王兴尧所贪的钱与刘金宝所贪的钱比，那是差得太远了，而他们的职务却是差不多的。所以这也就成了王兴尧不服、不认为自己是腐败分子，在他心中腐败底线提升的原因之一。
三是人们对官员的腐败一边痛恨，一边又司空见惯，形成了“官职与金额”
相挂钩的思维方式，并习惯于用此法来看待腐败分了。当前中国，在人们的周围，小贪官也是不泛其人的。如果按照刑法的规定，贪污5000元就能立案，那么在生活中，在老百姓的周围是很多的。像一些小官员在工作中、在生活上的吃、拿、卡、要现象还是比较普遍的，他们中有些小官所贪的钱财总数也不会少于5000元，也能够得上立案的数目，但是他们却没有被查处立案。这种种现象表明，在人们的心中贪点小钱已被认为是正常现象了。然而，在现实的生活中，人们普遍认为，官越大，权就越大，自然贪污也就更方便了，就可以贪更多的钱了，就不去会贪那么一点小钱，一对其位来说是不想符的，二也是一种化不来的买卖。就像王兴尧所说的“我要想贪的话，机会太多了”，可见，这种现象在人们的心里也已成习惯，与大金额腐败分子比起来，腐败金额自然而然的要随着官职的增大而增大，因而，“腐败的底线”也就得到了升级了。
四是模糊了腐败的概念。在人们的心目中，只有那些贪了上百万、上千万的人才算是贪污分子，与法律的界定差距甚大。如果按照法律规定，贪污一分钱那也是属于贪污的，不论是钱多还是钱少，都属于贪污分子。而在人们的心目中却没有这样的概念，或者说与法律的概念模糊不清，这就造成了理论与现实认定的反差，也就成了“腐败底线”升级的原因之一。
龚玉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