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国和日本两个东亚邻国近年来在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等政要屡次参拜靖国神社、日本某些右翼团体动辄发表过激言论以及双方在东海“春晓”油气田的开采、钓鱼岛的主权归属等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当前的中日关系无疑跌落到了两国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正式建交以来最为困难的时期。
笔者注意到，这些年来，在中国很有影响的《中国青年报》、《南风窗》、《看世界》等媒体都曾经先后公布过一些在日本和中国两国进行的民意调查报告。这些报告无不显示出一个令人担忧的结果：即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到本世纪初的这30多年间，日本和中国两国的国民对对方国家持有好感的人数总体上一直呈现出不断下滑的态势。而到了2003年以后，则无疑处于两国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建交以来的最低阶段。与此同时，中国国民中的“排日情绪”和日本国民中的“嫌中感”，却逐渐在各自国家中弥漫开来，并呈现逐步放大的趋势。
虽然关于当前的中日关系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政冷经热”，或可给希望中日友好的两国人士产生那么一点安慰。但是从长远的眼光看，两国的政治关系倘若得不到根本的改善，经济关系也不会真正热烙到哪里去。一个可以预见的事实是，中日两国的政治关系一直这样冷下去的话，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也必然受到连累，很有可能从目前的“政冷经热”一变而为将来某一天的“政冷经冷”。
在这个两国极为困难的关键时刻，像一些“愤青”一样，空喊几句“抵制日货”的口号，或者高唱抗“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之类的抗战老歌，或者跑到日本驻中国各地的使领馆、日资企业门前，像当年的“义和团”和其后的“红卫兵”一样，扔扔石头、放把“小火”什么的，都会因为给高涨的民族主义热潮增添了一点火星，而赢得国内民众的欢呼和喝彩，同时也是最简单和最廉价的表达所谓的“爱国主义”的方式。倘若不这样做，或者刚好相反，偏要在这个时候，冷静而客观地叙述一些中日两国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友好史实，表达一下希望两国继续友好下去的愿望，恐怕则是要冒被人骂做“汉奸”的嫌疑，为智者所“不愿为”或“不敢为”。
然而，尽管如此，中国近代史上曾经有过一段“以日本师”，努力向日本学习，大量向日本派遣留学生的时期，则是谁都否认不了的客观现实。
众所周知，在近代以前，中国一向是以日本的老师自居的。日本自东汉光武帝刘秀时期和大陆上的中国发生联系以后，就一直处在文化上的弱势地位，而其大规模地展开向中国学习的热潮，则是从唐朝大量派遣“遣唐使”开始。由于这种关系，很长一段时期，某些自大的中国人向来都没有把日本这个岛国放在眼里，甚至还给人家起了个明显带有歧视色彩的名字：“倭国”。
但是，历史进入19世纪下半叶，两国的这种“师友关系”开始发生根本性的逆转。1894年，在洋务运动中恢复了一定实力的中国与刚刚进行了明治维新改革而羽翼渐丰的日本，因为朝鲜的地位问题而开战，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甲午战争”。尽管当时的清王朝拥有洋务派苦心经营了几十年、号称“世界上第八强”的强大的北洋水师，但是，双方接战后，中国最终还是把制海权轻易地交给了日本，致使陆地战场上中国军队的抵抗节节败退，东北地区部分沦陷，而貌似强大、拥有两艘亚洲第一铁甲舰“镇远”和“定远”的北洋水师，也在山东的威海卫军港不战而降，水师提督丁汝昌畏罪自杀。一贯在日本面前自诩为“天朝大国”的清王朝，在八个月左右的短短的时间里，被“蕞尔小国”日本打了个落花流水，最终在日本的马关由清政府的特派头等全权大臣李鸿章和日本国的代表伊藤博文签下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也正是从此役开始，中国众多的有识之士才开始觉醒起来：原来一向被自己当作“学生”的日本，已经不再是昔日跟在自己后面亦步亦趋的那个日本，人家学习西方的成效要远远地好于我们的洋务运动。与日本比起来，现实的中国已经明显地落后了。从今以后，这“老师”和“学生”的关系看来要倒转过来了。
实际上，早在甲午战争发生之前，中国的先知先觉者，如黄遵宪、康有为等就已经意识到了同样的问题。黄遵宪大概是中国最早的一位系统研究日本的近代学者，他在1887年完成了日本通史——《日本国志》的写作。[1]戊戌变法的代表人物康有为“则在1888年上清帝的第一份奏章中介绍了日本的范例，并且在以后坚持他的观点。”康有为指出，“日本与中国近，其政治形式与社会制度也近似中国。”[2]因此，极力主张中国应该向日本学习，变革自己的政治制度，实现富国强民的伟大战略目标。
在这些中国的精英人物眼里，以日本的明治维新为象征的日本现代化之路简直就是中国的样板，中国要实现真正的自强，似乎必须学习和重复日本已经走过的道路。
于是，自甲午战争之后，昔日曾经大批接受日本人来学习的中国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向日本单向派遣留学生的输出国。1896年，中国向日本派出13名留学生，从此留学日本的人数日益增多。根据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提供的数字：到1905年底，中国的留日学生的人数已增至八千到一万人，1906年是人数最多的一年，估计人数为六千至两万人。而“到1909年已经超过3万人，同期赴欧洲和美国留学的人数则不及留学日本的人数的一半，只有1.2万人。”[3]
如此多的留学生蜂拥到日本，与当时清王朝的一些主政者的思想倾向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时担任湖广总督的封疆大吏张之洞，就在其著名的《劝学篇》里这样认为：“日本，小国耳，何兴之暴也？伊滕、山县、木夏木、陆奥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学生也。愤其国为西方所胁，率其徒百余人，分诣德、法、英诸国，或学政治、工商，或学水、陆兵法，学成而归，用为将相。政事一变，雄视东方。”[4]
由此，张之洞力主向西方列强学习不如直接向自己的邻居日本学习。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留学理论”：
“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此赵营平百闻不如一见之说也。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此孟子置之庄岳之说也。……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若自欲求精求备，再越西洋，有何不可？”[5]
张之洞极力抬高向日本派遣留学生的意义，除了其功利主义的考量之外，固然也有与曾国藩、李鸿章等主张向美国派遣少年留学生的政策分庭抗礼的成分。但是，他的这一主张显然随着1905年日俄战争日本的胜利而得到了全国上下知识界的积极响应。自此，清政府向日本派遣留学生日增，自费留学日本的人数也逐年增加，以至出现父子、夫妇、兄妹及全家留学日本的盛况。
在这样的情势下，“日本俨然做了中国的老师”已经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而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日本的政治家们也自觉地肩负起了帮助中国的任务。曾经担任日本外相的大隈重信甚至提出了“大隈主义”，给日本政府帮助中国实现变革的政策，提供理论基础。“根据他的理论，过去长期接受中国文化和精神的日本现在要偿还那笔债，办法是去牵制西方，使中国取得必要时间能在新的领导下进行改组。”[6]
从19世纪末到1905年日本文部省公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止的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中日两国上层之间的关系，尽管有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之役等负面影响，但是总体上仍然可以用“热烙”二字来形容。其最有力的证据就是，戊戌变法前夕的一些激进人士甚至向光绪皇帝提出动议，要聘请担任过甲午战争时期首相的伊藤博文做中国即将开展的维新运动的总顾问，而且伊藤博文的确也曾经表示过这种意向。接着，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日本积极地策划、组织了营救维新派领袖人士的活动，帮助康有为、梁启超等流亡日本。日本不仅对这些失败的维新领袖提供了流亡地点，而且其上层政治人物几乎都与这些中国的流亡人士有着密切的接触。他们“受到了高级日本人士的照顾和殷勤接待。”“日本的近卫亲王甚至在1899年筹集了外务省的秘密经费，供康有为前往加拿大的温哥华。”[7]
由于大量中国的留学生滞留日本，以至于日本国与近代中国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日本成了中国近代史上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的主要策源地。对此，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指出：“在20世纪的最初10年中，中国学生前往日本留学的活动很可能是到此为止的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学生出洋运动。它产生了民国时期中国的第一代领袖。在规模、深度和影响方面，中国留日学生远远超过了中国学生留学其他国家。”[8]
众所周知，日本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其漫长的革命生涯里的一个“大本营”，孙中山几次流亡的主要落脚地都在日本，他在这里发起成了中国同盟会和后来的中华革命党，组织策划了国内的数次起义。如果仔细计算一下，孙先生一生在日本生活的时间恐怕要长于在中国国内的时间。
孙中山先生以外，在中国近代史上影响了中国进程的与日本有瓜葛的政治人物可以说数不胜数。这些人随便就能够开列出一长串名单，像黄兴、宋教仁、秋瑾、汪精卫、蒋介石、戴季陶、张群，等等。他们都在日本留学或者居住过，并且显然从这种经历中得到了许多启发和激励。而中国近现代的一些著名学者、作家，如章太炎、马相伯、鲁迅兄弟、郁达夫、郭沫若等也都和日本有着相当的渊源。难怪费正清先生在其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时，要专列一章——《日本与中国的辛亥革命》。这实在是因为“从1898年到1914年这段时期，人们可以看到日本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的重大影响。”[9]倘若撇开日本这个因素，那么，这段中国的历史是断然写不完整的。
而且只要不是绝对的“自大狂”，绝大多数的国人都要学会承认一个不争的现实：这就是即使到了21世纪的今天，日本人在实现国家的现代化方面仍然比我们做得优秀和先进，大和民族本身具有的许多优点仍然值得我们去好好借鉴和学习。
关于现在的日本国的真相，青年经济学家赵晓博士曾经发表《日本竞争力：数据中见真相》的文章，运用一系列的客观数据，令人信服地向国人描述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日本——
“日本是个什么国家呢？……从一个个统计数据的比较，我们发现，日本是个经济先进、百姓富足、社会公平、吏治良好、教育优秀、家庭稳定、环境优美、预期寿命高，富于远见，并且对世界做出了重大贡献的国家。中国要达到和日本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在许多方面可能还需要几十年的努力，有些方面甚至可能需要上百年的努力。……日本，决非等闲之辈，决非那个‘幻觉’中日薄西山的国家，而是一个在许多方面都出类拨萃，值得中国人认真借鉴和学习的国家。而中国，也并非‘幻觉’中已经崛起并即将超过周边这个伟大邻居的国家。中国，只是一个刚刚恢复元气，有着远大前程，同时需要在各方面倍加努力的国家而已。”[10]
而根据笔者所接触到的一些资料，则认为日本人最值得我们佩服的地方还是其处处精打细算的节约精神。
众所周知，日本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2003年度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33077美元，是同期中国的31倍！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日本都算是一个富裕国家。但是，日本人却不像我们国家的一些暴发户一样到处摆阔，挥霍无度。
新华社记者张莉霞在《日本人看上去很“抠”》一文中透露说：“日本是人均消费纸张最多的国家。按一般思维，在纸张消费量如此之大的国家，不会去考虑纸张的节约问题了。实际上并非如此。笔者曾在日本的一家新闻媒体进修过，对日本人节约用纸留下了深刻印象。在那里，负责对进修人员进行指导的高野先生每次发给大家的讲稿提纲总是用已经过时的新闻稿的背面打印的，从不用未使用过的纸。……尽管日本不缺纸，价格也不贵，但只要背面还能用，就不会动用一张新纸。笔者还注意到，日本许多企业，甚至政府机构发给新闻单位的新闻稿和相关资料，基本上都是双面复印的。这样做虽然会让工作人员麻烦点，但可以减少50％的用纸量。长此下去，省下来的钱是相当可观的。”[11]
著名作家胡平先生在其《与日本文明坦诚相见》一文中也写道——
“日本政府的大多数部门至今还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建造的旧楼办公。一般情况下，一间五六十平方米的办公室有几十个工作人员。桌子一张挨一张，椅子几乎背靠背，如果两人同时坐在那里，通行都有困难。……不仅仅是在东京，在我到过的所有地方，各地最好的建筑物一般都是学校，而不是政府机关。”[12]
胡平先生还特别提到：“在福冈、长崎，在北海道的札幌，马路上跑着的大多是微型车，如昌河北斗星，或小排量汽车。导游说日本人家庭购车，一般都是买此类车，他们会考虑经济、适用、环保。像国内一些地方近几年修出来的几十米宽的大马路，在日本看不到。在比较窄的路上走起来，微型车显然如鱼在水。在东京、大阪、横滨等大都市，要想见到一辆奔驰、宝马，你的脖子一定会拧得发酸，更遑论宾利、劳斯莱斯了，就是日本产的豪华车也不多见。人们大多是开国产车，包括一些大公司的老板都是开着丰田、尼桑上下班，他们的公司肯定有劳斯莱斯、奔驰、宝马，但只用于对外接待，自己决不开进口车上下班。在日本人眼中，开进口车的人大多不务正业，像开地下钱庄一类发了横财的暴发户，或者具有黑社会背景……日本的汽车制造业虽然很发达，但是真正开车上下班的只有20％－30％的人，大多数人还是乘坐轻轨或地铁上下班，……在日本的城市、村镇里转着，一个稍有心的中国人很难不发出这样的感喟：日本的好车，大排量的车，大概相当一部分卖给了自己的邻居———中国。”[13]
日本人的节俭精神，实际上已经深入到其日常生活的各个细节中，我记得曾经有一篇文章介绍说，日本人在煮鸡蛋时都不大手大脚，而是先把水烧热，用余热把鸡蛋闷熟。其心思已经细腻到了这样的一种程度，的确不能不让人肃然起敬！
在这样的节俭精神的激励下，日本的能源利用率成为世界上所有国家的一个标杆。据一份相关的研究报告指出：倘若把生产100万美元价值所需要的能源换算成指数的话，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平均所需的能源量为191.3，美国的需要量为254.1，而日本只需要92.2。从1973年至今的30多年间，日本产业发展增长了很多倍，而居民生活如空调、冰箱、汽车等能源消费增长了两倍多，但日本能源消费总量却基本未变。与主要发达国家比较，日本每单位能耗所生产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差不多相当于美国的2.76倍、英国的1.95倍、法国的1.58倍、德国的1.38倍、中国的11.5倍。[14]
当然，在日本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优秀品质，绝不仅仅限于其节俭精神上面。赵晓博士就在《日本竞争力：数据中见真相》一文中这样指出：“从社会信用和国民素质看，日本人普遍被认为工作认真、讲求效率，守时、重信用、讲礼节；日本的企业亦以讲究信用、产品质量精良著称于世；在日本的大街小巷，你看不到垃圾，无论是走到拥挤的地铁，还是人头攒动的商场，地面都光洁如新，地铁的墙壁上也看不到乱写乱画的现象；日本人很少在公共场所抽烟和吃零食，更没有随地吐痰、随手扔垃圾的习惯；日本人遵守交通规则，无论是繁华的东京、大阪，还是古老的京都，大街上看不到一个交警，汽车、人流严格按红绿灯指示行动，一丝不苟。”[15]
然而，因为盲目的仇恨和病态的自大以及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作怪，日本民族身上的这些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优秀品质都被有意无意地屏蔽了。一个政治民主、经济繁荣、社会文明、人民幸福的当代日本，被我们的有些媒体“加工”成了“一个野蛮的国家，一个从来不知道认错的国家，一个生活压力大、国民不幸福的国家，一个甚至是无法理喻的国家。”[16]
在这样人为制造的自欺欺人的“幻觉”里，我们的一些人开始“夜郎自大”般地自傲起来，好象中国已经开始在全面超越日本，日本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给中国造成的巨大伤害终于可以一朝洗雪了一样。于是，一些不明事理国人置日本政要已经屡次为过去的侵略战争道歉的事实于不顾，反复要求人家向自己“道歉”。更有的人一见日本国内右翼团体有那么一点风吹草动的行为，就耐不住性子，立刻跑到中国各地的日本领事馆前焚烧日本国旗，甚至打砸使馆的玻璃，等等。流风所及之处，甚至一些日本在华的企业和来华比赛的球队也概莫能免，统统在这些人的打击之列，真不知道这样玉石俱焚的行为，和当年有些义和团的团民有什么区别！实际上，这些国人的行为恰恰给日本国内不希望中日本友好的右翼势力制造了借口，使他们可以乘机在日本国内兜售他们的“中国威胁论”和“嫌中感”。对此，日本驻华大使馆公使井出敬二先生有着切身的体会，他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表示：“一些日本媒体为了增加收视率或销售量，刻意渲染一些让受众吃惊或者容易挑起受众情绪的内容。如果普通民众每天看到的仅仅是这些东西，那么他就不可能对中国有一个客观的认识。”[17]
实际上，对于一个正在走向现代化、和平崛起的中国而言，绝不需要狭隘、排外、盲目、自大以及睚眦必报，我们真正需要构建的应该是与一个大国地位相匹配的开放、温和、理性、雍容自信、不卑不亢的大国心态。当前，对于我们的邻居日本，我们最主要、最迫切的使命，仍然还是向日本学习，千万不能因为两国关系上出现了一些暂时性的困难，而彻底否定日本的一切。我们要牢记历史的教训，要明白“抵制日货”之类的激进的口号，只能徒逞一时的口舌之快，在历史上并没有起到阻止日本侵华的脚步的作用，在全球化大潮浩浩荡荡的今天，更是一种不会起到任何惩戒作用的“双刃剑”，根本上就是一种历史的反动，更不是一个有着大智慧的民族的最佳选择。
其实，类似的立论也不是笔者刻意要标新立异，而是早就有之，只是我们并没有好好地聆听罢了。已故的美籍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在《日本，NIPPON，japan》一文中，就曾经这样提醒中国的青年：“我们不能紧抓着往事永远不放，而要瞻望前途。第二次世界大战由于少数日本人借着宗教力量及武士道传统胁迫全国遽尔走上覆亡的道路，日人已付出至高之代价，继续空口辩论无益。”“至于日人是否应恢复其好勇好血之传统已近于宗教问题，应由日人自身决定。我们相信彼邦自有有识之士，旁人置噱亦甚鲜成效。”“中国今日需要的不是好勇好血的言辞，而是纪律与组织。有此自信即不容易为少数有煽动力量的言辞感到惶惑。也不至于无端放弃中国传统之人本主义的精神，招怨树敌。中国与日本无永远的冤仇，已在V-JDay（胜利日，笔者注）表态明白。……好勇不必好血，因为我们的文教传统里面，早已有‘大勇’的名目在。”[18]
尽管对黄仁宇先生所说的“大勇”的内涵可以有多种多样的解读，但是中国的古人早就教导我们“知耻近乎勇”。当年，在日本步步进逼华北的情况下，张季鸾主持的《大公报》亦提出过“明耻教战”的编辑方针。在中国当前的语境下，所谓的“知耻”和“明耻”，以笔者的理解就是：一方面我们要牢记过去的日本因为其侵略政策而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所造成的巨大伤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另一方面，就是要清醒地认清这样的一个现实，这就是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的综合实力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是，与我们的这个紧邻日本比较起来，在各个方面仍然还有很大的差距，需要我们一代甚至是几代人的努力，方才有希望追赶上日本。而认清中日两国各自的真实的位置，冷静吾心，埋头苦干，力争尽快缩短和日本的各种差距，以实现中国的和平崛起，这恐怕正是黄仁宇老先生在世时所云的“大勇”名目在今日中国的真正的体现。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关于中日两国的关系问题，越来越多的负责任的、充满理性的言论已经开始出现在中国国内的媒体上。记得2005年的《瞭望东方周刊》曾经刊发了一篇题为《日本凭什么》的文章。该文章在结尾处明确指出：“日本，我们可以恨它，可以骂它，但不可以蔑视它，甚至不可以不学习它。”[19]
其实，倘从更加理性的角度考虑，这句话或许应该做这样的改动：“日本，我们不可以恨它（单纯的仇恨只能加剧彼此之间的隔阂，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不可以骂它（鲁迅先生曾经说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也不可以蔑视它（以我们现在的国力和国情，我们还没有任何理由去蔑视强邻日本），我们只有去全面地学习它。”
所以，拿出像甲午战争结束后那一代开明的中国人一样宏大的气魄来，在国民中重倡“以日为师”的精神，卧薪尝胆，韬光隐晦，不出头，不逞强，一心一意地学习日本国的所有值得学习的地方，并且立志在未来一个时期全面地超过日本，这才是有当今每一位出息的中国人的最为明智的抉择。
注释：
[1][2][6][7][8]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90、391、392、415、393页。
[3]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56页。
[4][5]张之洞：《劝学篇•外篇•游学第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38、39页。
[9]费正清等编：《东亚的近代化改革》，转引自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94页。
[10][15][16]赵晓：《日本竞争力：数据中见真相》，载《南风窗》2004年10月上半月刊。
[11]张莉霞：《日本人看上去很“抠”》，载《环球时报》2003年12月31日第12版。
[12][13]胡平：《与日本文明坦诚相见》，载《南风窗》2004年10月上半月刊。
[14]冯昭奎：《中日能源合作与竞争的十个问题》，载台湾日本综合研究所《学者论坛》，2004年7月6日。
[17]陈统奎：《解读日本民意25年曲线图》，载《南风窗》2004年10月上半月刊。
[18]黄仁宇：《关系千万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94、195、196页。
[19]陆洋：《日本凭什么》，载《瞭望东方周刊》2005年第36期。
2006年2月20日初稿
2006年3月2日改毕
笔者注意到，这些年来，在中国很有影响的《中国青年报》、《南风窗》、《看世界》等媒体都曾经先后公布过一些在日本和中国两国进行的民意调查报告。这些报告无不显示出一个令人担忧的结果：即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到本世纪初的这30多年间，日本和中国两国的国民对对方国家持有好感的人数总体上一直呈现出不断下滑的态势。而到了2003年以后，则无疑处于两国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建交以来的最低阶段。与此同时，中国国民中的“排日情绪”和日本国民中的“嫌中感”，却逐渐在各自国家中弥漫开来，并呈现逐步放大的趋势。
虽然关于当前的中日关系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政冷经热”，或可给希望中日友好的两国人士产生那么一点安慰。但是从长远的眼光看，两国的政治关系倘若得不到根本的改善，经济关系也不会真正热烙到哪里去。一个可以预见的事实是，中日两国的政治关系一直这样冷下去的话，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也必然受到连累，很有可能从目前的“政冷经热”一变而为将来某一天的“政冷经冷”。
在这个两国极为困难的关键时刻，像一些“愤青”一样，空喊几句“抵制日货”的口号，或者高唱抗“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之类的抗战老歌，或者跑到日本驻中国各地的使领馆、日资企业门前，像当年的“义和团”和其后的“红卫兵”一样，扔扔石头、放把“小火”什么的，都会因为给高涨的民族主义热潮增添了一点火星，而赢得国内民众的欢呼和喝彩，同时也是最简单和最廉价的表达所谓的“爱国主义”的方式。倘若不这样做，或者刚好相反，偏要在这个时候，冷静而客观地叙述一些中日两国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友好史实，表达一下希望两国继续友好下去的愿望，恐怕则是要冒被人骂做“汉奸”的嫌疑，为智者所“不愿为”或“不敢为”。
然而，尽管如此，中国近代史上曾经有过一段“以日本师”，努力向日本学习，大量向日本派遣留学生的时期，则是谁都否认不了的客观现实。
众所周知，在近代以前，中国一向是以日本的老师自居的。日本自东汉光武帝刘秀时期和大陆上的中国发生联系以后，就一直处在文化上的弱势地位，而其大规模地展开向中国学习的热潮，则是从唐朝大量派遣“遣唐使”开始。由于这种关系，很长一段时期，某些自大的中国人向来都没有把日本这个岛国放在眼里，甚至还给人家起了个明显带有歧视色彩的名字：“倭国”。
但是，历史进入19世纪下半叶，两国的这种“师友关系”开始发生根本性的逆转。1894年，在洋务运动中恢复了一定实力的中国与刚刚进行了明治维新改革而羽翼渐丰的日本，因为朝鲜的地位问题而开战，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甲午战争”。尽管当时的清王朝拥有洋务派苦心经营了几十年、号称“世界上第八强”的强大的北洋水师，但是，双方接战后，中国最终还是把制海权轻易地交给了日本，致使陆地战场上中国军队的抵抗节节败退，东北地区部分沦陷，而貌似强大、拥有两艘亚洲第一铁甲舰“镇远”和“定远”的北洋水师，也在山东的威海卫军港不战而降，水师提督丁汝昌畏罪自杀。一贯在日本面前自诩为“天朝大国”的清王朝，在八个月左右的短短的时间里，被“蕞尔小国”日本打了个落花流水，最终在日本的马关由清政府的特派头等全权大臣李鸿章和日本国的代表伊藤博文签下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也正是从此役开始，中国众多的有识之士才开始觉醒起来：原来一向被自己当作“学生”的日本，已经不再是昔日跟在自己后面亦步亦趋的那个日本，人家学习西方的成效要远远地好于我们的洋务运动。与日本比起来，现实的中国已经明显地落后了。从今以后，这“老师”和“学生”的关系看来要倒转过来了。
实际上，早在甲午战争发生之前，中国的先知先觉者，如黄遵宪、康有为等就已经意识到了同样的问题。黄遵宪大概是中国最早的一位系统研究日本的近代学者，他在1887年完成了日本通史——《日本国志》的写作。[1]戊戌变法的代表人物康有为“则在1888年上清帝的第一份奏章中介绍了日本的范例，并且在以后坚持他的观点。”康有为指出，“日本与中国近，其政治形式与社会制度也近似中国。”[2]因此，极力主张中国应该向日本学习，变革自己的政治制度，实现富国强民的伟大战略目标。
在这些中国的精英人物眼里，以日本的明治维新为象征的日本现代化之路简直就是中国的样板，中国要实现真正的自强，似乎必须学习和重复日本已经走过的道路。
于是，自甲午战争之后，昔日曾经大批接受日本人来学习的中国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向日本单向派遣留学生的输出国。1896年，中国向日本派出13名留学生，从此留学日本的人数日益增多。根据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提供的数字：到1905年底，中国的留日学生的人数已增至八千到一万人，1906年是人数最多的一年，估计人数为六千至两万人。而“到1909年已经超过3万人，同期赴欧洲和美国留学的人数则不及留学日本的人数的一半，只有1.2万人。”[3]
如此多的留学生蜂拥到日本，与当时清王朝的一些主政者的思想倾向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时担任湖广总督的封疆大吏张之洞，就在其著名的《劝学篇》里这样认为：“日本，小国耳，何兴之暴也？伊滕、山县、木夏木、陆奥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学生也。愤其国为西方所胁，率其徒百余人，分诣德、法、英诸国，或学政治、工商，或学水、陆兵法，学成而归，用为将相。政事一变，雄视东方。”[4]
由此，张之洞力主向西方列强学习不如直接向自己的邻居日本学习。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留学理论”：
“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此赵营平百闻不如一见之说也。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此孟子置之庄岳之说也。……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若自欲求精求备，再越西洋，有何不可？”[5]
张之洞极力抬高向日本派遣留学生的意义，除了其功利主义的考量之外，固然也有与曾国藩、李鸿章等主张向美国派遣少年留学生的政策分庭抗礼的成分。但是，他的这一主张显然随着1905年日俄战争日本的胜利而得到了全国上下知识界的积极响应。自此，清政府向日本派遣留学生日增，自费留学日本的人数也逐年增加，以至出现父子、夫妇、兄妹及全家留学日本的盛况。
在这样的情势下，“日本俨然做了中国的老师”已经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而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日本的政治家们也自觉地肩负起了帮助中国的任务。曾经担任日本外相的大隈重信甚至提出了“大隈主义”，给日本政府帮助中国实现变革的政策，提供理论基础。“根据他的理论，过去长期接受中国文化和精神的日本现在要偿还那笔债，办法是去牵制西方，使中国取得必要时间能在新的领导下进行改组。”[6]
从19世纪末到1905年日本文部省公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止的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中日两国上层之间的关系，尽管有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之役等负面影响，但是总体上仍然可以用“热烙”二字来形容。其最有力的证据就是，戊戌变法前夕的一些激进人士甚至向光绪皇帝提出动议，要聘请担任过甲午战争时期首相的伊藤博文做中国即将开展的维新运动的总顾问，而且伊藤博文的确也曾经表示过这种意向。接着，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日本积极地策划、组织了营救维新派领袖人士的活动，帮助康有为、梁启超等流亡日本。日本不仅对这些失败的维新领袖提供了流亡地点，而且其上层政治人物几乎都与这些中国的流亡人士有着密切的接触。他们“受到了高级日本人士的照顾和殷勤接待。”“日本的近卫亲王甚至在1899年筹集了外务省的秘密经费，供康有为前往加拿大的温哥华。”[7]
由于大量中国的留学生滞留日本，以至于日本国与近代中国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日本成了中国近代史上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的主要策源地。对此，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指出：“在20世纪的最初10年中，中国学生前往日本留学的活动很可能是到此为止的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学生出洋运动。它产生了民国时期中国的第一代领袖。在规模、深度和影响方面，中国留日学生远远超过了中国学生留学其他国家。”[8]
众所周知，日本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其漫长的革命生涯里的一个“大本营”，孙中山几次流亡的主要落脚地都在日本，他在这里发起成了中国同盟会和后来的中华革命党，组织策划了国内的数次起义。如果仔细计算一下，孙先生一生在日本生活的时间恐怕要长于在中国国内的时间。
孙中山先生以外，在中国近代史上影响了中国进程的与日本有瓜葛的政治人物可以说数不胜数。这些人随便就能够开列出一长串名单，像黄兴、宋教仁、秋瑾、汪精卫、蒋介石、戴季陶、张群，等等。他们都在日本留学或者居住过，并且显然从这种经历中得到了许多启发和激励。而中国近现代的一些著名学者、作家，如章太炎、马相伯、鲁迅兄弟、郁达夫、郭沫若等也都和日本有着相当的渊源。难怪费正清先生在其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时，要专列一章——《日本与中国的辛亥革命》。这实在是因为“从1898年到1914年这段时期，人们可以看到日本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的重大影响。”[9]倘若撇开日本这个因素，那么，这段中国的历史是断然写不完整的。
而且只要不是绝对的“自大狂”，绝大多数的国人都要学会承认一个不争的现实：这就是即使到了21世纪的今天，日本人在实现国家的现代化方面仍然比我们做得优秀和先进，大和民族本身具有的许多优点仍然值得我们去好好借鉴和学习。
关于现在的日本国的真相，青年经济学家赵晓博士曾经发表《日本竞争力：数据中见真相》的文章，运用一系列的客观数据，令人信服地向国人描述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日本——
“日本是个什么国家呢？……从一个个统计数据的比较，我们发现，日本是个经济先进、百姓富足、社会公平、吏治良好、教育优秀、家庭稳定、环境优美、预期寿命高，富于远见，并且对世界做出了重大贡献的国家。中国要达到和日本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在许多方面可能还需要几十年的努力，有些方面甚至可能需要上百年的努力。……日本，决非等闲之辈，决非那个‘幻觉’中日薄西山的国家，而是一个在许多方面都出类拨萃，值得中国人认真借鉴和学习的国家。而中国，也并非‘幻觉’中已经崛起并即将超过周边这个伟大邻居的国家。中国，只是一个刚刚恢复元气，有着远大前程，同时需要在各方面倍加努力的国家而已。”[10]
而根据笔者所接触到的一些资料，则认为日本人最值得我们佩服的地方还是其处处精打细算的节约精神。
众所周知，日本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2003年度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33077美元，是同期中国的31倍！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日本都算是一个富裕国家。但是，日本人却不像我们国家的一些暴发户一样到处摆阔，挥霍无度。
新华社记者张莉霞在《日本人看上去很“抠”》一文中透露说：“日本是人均消费纸张最多的国家。按一般思维，在纸张消费量如此之大的国家，不会去考虑纸张的节约问题了。实际上并非如此。笔者曾在日本的一家新闻媒体进修过，对日本人节约用纸留下了深刻印象。在那里，负责对进修人员进行指导的高野先生每次发给大家的讲稿提纲总是用已经过时的新闻稿的背面打印的，从不用未使用过的纸。……尽管日本不缺纸，价格也不贵，但只要背面还能用，就不会动用一张新纸。笔者还注意到，日本许多企业，甚至政府机构发给新闻单位的新闻稿和相关资料，基本上都是双面复印的。这样做虽然会让工作人员麻烦点，但可以减少50％的用纸量。长此下去，省下来的钱是相当可观的。”[11]
著名作家胡平先生在其《与日本文明坦诚相见》一文中也写道——
“日本政府的大多数部门至今还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建造的旧楼办公。一般情况下，一间五六十平方米的办公室有几十个工作人员。桌子一张挨一张，椅子几乎背靠背，如果两人同时坐在那里，通行都有困难。……不仅仅是在东京，在我到过的所有地方，各地最好的建筑物一般都是学校，而不是政府机关。”[12]
胡平先生还特别提到：“在福冈、长崎，在北海道的札幌，马路上跑着的大多是微型车，如昌河北斗星，或小排量汽车。导游说日本人家庭购车，一般都是买此类车，他们会考虑经济、适用、环保。像国内一些地方近几年修出来的几十米宽的大马路，在日本看不到。在比较窄的路上走起来，微型车显然如鱼在水。在东京、大阪、横滨等大都市，要想见到一辆奔驰、宝马，你的脖子一定会拧得发酸，更遑论宾利、劳斯莱斯了，就是日本产的豪华车也不多见。人们大多是开国产车，包括一些大公司的老板都是开着丰田、尼桑上下班，他们的公司肯定有劳斯莱斯、奔驰、宝马，但只用于对外接待，自己决不开进口车上下班。在日本人眼中，开进口车的人大多不务正业，像开地下钱庄一类发了横财的暴发户，或者具有黑社会背景……日本的汽车制造业虽然很发达，但是真正开车上下班的只有20％－30％的人，大多数人还是乘坐轻轨或地铁上下班，……在日本的城市、村镇里转着，一个稍有心的中国人很难不发出这样的感喟：日本的好车，大排量的车，大概相当一部分卖给了自己的邻居———中国。”[13]
日本人的节俭精神，实际上已经深入到其日常生活的各个细节中，我记得曾经有一篇文章介绍说，日本人在煮鸡蛋时都不大手大脚，而是先把水烧热，用余热把鸡蛋闷熟。其心思已经细腻到了这样的一种程度，的确不能不让人肃然起敬！
在这样的节俭精神的激励下，日本的能源利用率成为世界上所有国家的一个标杆。据一份相关的研究报告指出：倘若把生产100万美元价值所需要的能源换算成指数的话，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平均所需的能源量为191.3，美国的需要量为254.1，而日本只需要92.2。从1973年至今的30多年间，日本产业发展增长了很多倍，而居民生活如空调、冰箱、汽车等能源消费增长了两倍多，但日本能源消费总量却基本未变。与主要发达国家比较，日本每单位能耗所生产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差不多相当于美国的2.76倍、英国的1.95倍、法国的1.58倍、德国的1.38倍、中国的11.5倍。[14]
当然，在日本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优秀品质，绝不仅仅限于其节俭精神上面。赵晓博士就在《日本竞争力：数据中见真相》一文中这样指出：“从社会信用和国民素质看，日本人普遍被认为工作认真、讲求效率，守时、重信用、讲礼节；日本的企业亦以讲究信用、产品质量精良著称于世；在日本的大街小巷，你看不到垃圾，无论是走到拥挤的地铁，还是人头攒动的商场，地面都光洁如新，地铁的墙壁上也看不到乱写乱画的现象；日本人很少在公共场所抽烟和吃零食，更没有随地吐痰、随手扔垃圾的习惯；日本人遵守交通规则，无论是繁华的东京、大阪，还是古老的京都，大街上看不到一个交警，汽车、人流严格按红绿灯指示行动，一丝不苟。”[15]
然而，因为盲目的仇恨和病态的自大以及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作怪，日本民族身上的这些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优秀品质都被有意无意地屏蔽了。一个政治民主、经济繁荣、社会文明、人民幸福的当代日本，被我们的有些媒体“加工”成了“一个野蛮的国家，一个从来不知道认错的国家，一个生活压力大、国民不幸福的国家，一个甚至是无法理喻的国家。”[16]
在这样人为制造的自欺欺人的“幻觉”里，我们的一些人开始“夜郎自大”般地自傲起来，好象中国已经开始在全面超越日本，日本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给中国造成的巨大伤害终于可以一朝洗雪了一样。于是，一些不明事理国人置日本政要已经屡次为过去的侵略战争道歉的事实于不顾，反复要求人家向自己“道歉”。更有的人一见日本国内右翼团体有那么一点风吹草动的行为，就耐不住性子，立刻跑到中国各地的日本领事馆前焚烧日本国旗，甚至打砸使馆的玻璃，等等。流风所及之处，甚至一些日本在华的企业和来华比赛的球队也概莫能免，统统在这些人的打击之列，真不知道这样玉石俱焚的行为，和当年有些义和团的团民有什么区别！实际上，这些国人的行为恰恰给日本国内不希望中日本友好的右翼势力制造了借口，使他们可以乘机在日本国内兜售他们的“中国威胁论”和“嫌中感”。对此，日本驻华大使馆公使井出敬二先生有着切身的体会，他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表示：“一些日本媒体为了增加收视率或销售量，刻意渲染一些让受众吃惊或者容易挑起受众情绪的内容。如果普通民众每天看到的仅仅是这些东西，那么他就不可能对中国有一个客观的认识。”[17]
实际上，对于一个正在走向现代化、和平崛起的中国而言，绝不需要狭隘、排外、盲目、自大以及睚眦必报，我们真正需要构建的应该是与一个大国地位相匹配的开放、温和、理性、雍容自信、不卑不亢的大国心态。当前，对于我们的邻居日本，我们最主要、最迫切的使命，仍然还是向日本学习，千万不能因为两国关系上出现了一些暂时性的困难，而彻底否定日本的一切。我们要牢记历史的教训，要明白“抵制日货”之类的激进的口号，只能徒逞一时的口舌之快，在历史上并没有起到阻止日本侵华的脚步的作用，在全球化大潮浩浩荡荡的今天，更是一种不会起到任何惩戒作用的“双刃剑”，根本上就是一种历史的反动，更不是一个有着大智慧的民族的最佳选择。
其实，类似的立论也不是笔者刻意要标新立异，而是早就有之，只是我们并没有好好地聆听罢了。已故的美籍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在《日本，NIPPON，japan》一文中，就曾经这样提醒中国的青年：“我们不能紧抓着往事永远不放，而要瞻望前途。第二次世界大战由于少数日本人借着宗教力量及武士道传统胁迫全国遽尔走上覆亡的道路，日人已付出至高之代价，继续空口辩论无益。”“至于日人是否应恢复其好勇好血之传统已近于宗教问题，应由日人自身决定。我们相信彼邦自有有识之士，旁人置噱亦甚鲜成效。”“中国今日需要的不是好勇好血的言辞，而是纪律与组织。有此自信即不容易为少数有煽动力量的言辞感到惶惑。也不至于无端放弃中国传统之人本主义的精神，招怨树敌。中国与日本无永远的冤仇，已在V-JDay（胜利日，笔者注）表态明白。……好勇不必好血，因为我们的文教传统里面，早已有‘大勇’的名目在。”[18]
尽管对黄仁宇先生所说的“大勇”的内涵可以有多种多样的解读，但是中国的古人早就教导我们“知耻近乎勇”。当年，在日本步步进逼华北的情况下，张季鸾主持的《大公报》亦提出过“明耻教战”的编辑方针。在中国当前的语境下，所谓的“知耻”和“明耻”，以笔者的理解就是：一方面我们要牢记过去的日本因为其侵略政策而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所造成的巨大伤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另一方面，就是要清醒地认清这样的一个现实，这就是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的综合实力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是，与我们的这个紧邻日本比较起来，在各个方面仍然还有很大的差距，需要我们一代甚至是几代人的努力，方才有希望追赶上日本。而认清中日两国各自的真实的位置，冷静吾心，埋头苦干，力争尽快缩短和日本的各种差距，以实现中国的和平崛起，这恐怕正是黄仁宇老先生在世时所云的“大勇”名目在今日中国的真正的体现。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关于中日两国的关系问题，越来越多的负责任的、充满理性的言论已经开始出现在中国国内的媒体上。记得2005年的《瞭望东方周刊》曾经刊发了一篇题为《日本凭什么》的文章。该文章在结尾处明确指出：“日本，我们可以恨它，可以骂它，但不可以蔑视它，甚至不可以不学习它。”[19]
其实，倘从更加理性的角度考虑，这句话或许应该做这样的改动：“日本，我们不可以恨它（单纯的仇恨只能加剧彼此之间的隔阂，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不可以骂它（鲁迅先生曾经说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也不可以蔑视它（以我们现在的国力和国情，我们还没有任何理由去蔑视强邻日本），我们只有去全面地学习它。”
所以，拿出像甲午战争结束后那一代开明的中国人一样宏大的气魄来，在国民中重倡“以日为师”的精神，卧薪尝胆，韬光隐晦，不出头，不逞强，一心一意地学习日本国的所有值得学习的地方，并且立志在未来一个时期全面地超过日本，这才是有当今每一位出息的中国人的最为明智的抉择。
注释：
[1][2][6][7][8]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90、391、392、415、393页。
[3]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56页。
[4][5]张之洞：《劝学篇•外篇•游学第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38、39页。
[9]费正清等编：《东亚的近代化改革》，转引自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94页。
[10][15][16]赵晓：《日本竞争力：数据中见真相》，载《南风窗》2004年10月上半月刊。
[11]张莉霞：《日本人看上去很“抠”》，载《环球时报》2003年12月31日第12版。
[12][13]胡平：《与日本文明坦诚相见》，载《南风窗》2004年10月上半月刊。
[14]冯昭奎：《中日能源合作与竞争的十个问题》，载台湾日本综合研究所《学者论坛》，2004年7月6日。
[17]陈统奎：《解读日本民意25年曲线图》，载《南风窗》2004年10月上半月刊。
[18]黄仁宇：《关系千万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94、195、196页。
[19]陆洋：《日本凭什么》，载《瞭望东方周刊》2005年第36期。
2006年2月20日初稿
2006年3月2日改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