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切关注中国的崛起》
Keeping Tabs on China’s Rise
美国斯坦利基金会《沟通外交政策分歧》项目报告2007年5月号刊登该基金会项目负责人迈克尔·席佛和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战略研究计划主任加里·施密特合写的一篇文章，题为《密切关注中国的崛起》，摘要如下：
中国正在崛起
几乎是按照时钟一样的精确度，200年来每50年，中国看来都处于其历史上的一个“转折”时刻。现在情况再次如此，因为中国正准备恢复其大国地位。种种迹象都表明，中国已经或者即将成为东亚的一个占据主导地位的参与者——不论是在经济、政治还是安全问题上——并正在扮演日益全球性的角色。在今后几十年里，中国甚至可能会对美国的首要地位构成挑战。
实际上，中国的崛起是21世纪主要的战略事实。中国的发展方向——及其速度——对国际体系的状况将产生重大的，即使不是决定性的影响，并将大大影响美国的安全和繁荣的前景。中国的崛起在国力的几个方面（军事、外交、政治、经济，甚至还有文化方面）对美国构成挑战。几乎所有对美国的前途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全球经济增长、核不扩散、控制潜在的流行病疫情、气候变迁、能源安全等——都受到了美中关系的影响。
尽管在双边关系方面出现了几个令人鼓舞的趋势，但是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关系仍面临着重大的挑战：经济和贸易方面的做法促成了造成困境的贸易逆差；中国遵守其国际承诺和规范（譬如人权）的情况顶多也是好坏参半；中国的扩军使得已经难以处理的台湾问题大大加重，并使中国与日本和美日联盟的关系严重复杂化。
对于中国是否会继续崛起的问题，做出结论性的回答超出了本论文的范畴。中国面临着种种严重的问题，包括污染、疾病、贫困、不平等、腐败、滥用权力、日趋老龄化的人口，以及不断减少的劳动力。这些问题使得回答中国是否会继续崛起的问题远非已成定局。尽管如此，我们假定中国将继续崛起。我们将讨论中国不断增强的国力对于中国、美国和世界其余国家来说的涵义。
虽然有关中国不断崛起的国力的辩论过于经常地倾向于注重军事方面，但十分重要的是要认识到，美国所面临的挑战并不一定仅仅是，甚至并不一定主要是军事上的挑战（尽管这一成分不可忽略）。中国的崛起所构成的挑战跨越了国力的所有方面。实际上，在许多方面中国的能力并不构成独特的挑战。我们也面对着另外一些专制主义的和不尊重人权的大国。这些大国也进口能源，采用重商主义的能源战略，拥有影响到全球和双边贸易平衡的储蓄盈余。然而，使中国的崛起对美国来说如此重要的是，中国在国际上独一无二地拥有在国力的几个方面保持竞争力的潜能。在最近的记忆中，美国在大国竞争方面的经历一直是面对单一方面的挑战者，譬如冷战期间的苏联军事威胁，或者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经济实力。然而，中国却具有成为真正与美国分庭抗礼的竞争者的潜力——成为一个具有全球抱负的地区霸主。因此，如何才能最好地处理美中关系的问题至关重要。
中国的崛起是世人所曾见到的最引人注目的转变之一。在经历了“百年耻辱”之后这一崛起见证了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的威力。
略举几个统计数字，就可以使人感觉到中国迄今为止崛起的规模及其潜力。中国、日本和美国是世界上三个生产率最高的经济体，但中国的经济增长得最快，远远超过其它国家，20多年来平均每年达到9.5%。就连温家宝总理所确定的减速后的8%的目标按照任何标准衡量，也是十分迅速的。中国今天按照传统的衡量标准是世界上第六大经济体（美国和日本位居第一和第二），也是仅次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美国第三大贸易伙伴。然而，根据中情局的统计数字，按照购买力平价衡量——就是从中国实际上生产什么而不是价格和汇率的角度衡量——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
中情局的国情委员会预测，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今年将与英国相等，2009年达到德国的水平，2017年赶上日本，2042年赶上美国。世界银行中国部前副主任夏德·嘉武德·伯克预测，到2025年，就购买力平价而论，中国的GDP将达到25万亿美元，并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中国2004年的贸易额为1.2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和德国。2004年，中国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增长了34%，使得洛杉矶、加州长滩和奥克兰成为美国三个最繁忙的海港。
中国国内的经济增长预计将会持续几十年，从而反映出其大量人口积累的需求、个人债务较低的水平，及其生机勃勃的地下经济。最重要的是，中国的外债较少，并且很容易用其储备来弥补。（与此形成对照，美国的外债则达到700万亿美元左右。）
像中国的经济增长一样，中国的军事力量近年来也取得了跃进。据最近的宣布，在10多年的双位数字增长之后，中国的军事开支今年将增长17.8%。官方公布的450亿美元左右的军事预算（外加非正式的开支）标志着增强军事实力的努力大大加强。
毫无疑问，中国目前的军事现代化努力和国防开支一直在增加，并且越来越有重点。从90年代初开始，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从无足轻重的地位被提升到国家政策的核心地位。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强国的野心——加上在美国的军事主宰地位在海湾战争、科索沃、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展示以及美国2002年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文件的促使下，人民解放军对威胁所形成的看法——所有这一切都促成了中国国内围绕着提高中国军事实力和改善军事学说的必要性展开的一场内容丰富的辩论。
中国自己2006年出版的国防白皮书说，中国海军正在采取行动拓展其近海实力和扩大其战略航海范围。除了增强两栖攻击能力外，它还纠集了一支由29艘新式潜艇组成的舰队，包括从俄罗斯购买的13艘基洛级潜艇和正在中国的造船厂建造的另外10艘潜艇。中国还增添了7艘新的驱逐舰，包括2000年以来从俄罗斯购买的两艘现代级驱逐舰。中国海军的军事理论开始强调在中国南海和东海活动的能力。虽然中国可能把这些举措看作纯粹防御性的，旨在保卫中国领海和运输重要自然资源的海上航道的安全，但无论任何客观的评估都必须同时注意到中国海军的进攻能力。
如果还考虑到从俄罗斯采购先进战斗机、台海持续的导弹集结，以及2004年12月的国防白皮书强调拓展中国兵力投放、打击能力的开发和实施全地区范围作战的能力等，就出现了有关这些变化的征兆的严重问题。正是这种变化导致当时的中情局局长波特·戈斯于2005年评论说，中国可能很快就会“使台湾海峡的力量平衡发生倾斜”。
类似地，虽然中国几十年来一直用最低限度威慑的学说指导其核力量（它有24枚弹道导弹能够打到美国），但有新的迹象——正如洛厄尔·雅各比(Lowell Jacoby)中将最近在国会所作的证词突出表明——中国有可能正在准备在2015年以前实施一场涉及把弹头数量增加6倍的“核突围”。
按照这些衡量方法，中国几十年来的成长是巨大的，只需透过这些统计数字看待中国，就能得出结论，即中国正在迅速崛起；五角大楼2006年的四年一度的防务评估的结论，即“具有在军事上与美国竞争潜力的莫过于中国”，是过于低估了；约翰·米尔斯海默等分析家的忠告，即由于几十年以后就会为时已晚，所以美国现在就应当竭尽全力“减缓中国崛起的速度”，看来是审慎的建议。
外部环境下的中国军事力量
但是，中国的崛起及其对美国所构成的潜在的军事和经济挑战，人们现在所熟悉的这一系列问题仅仅是部分情况。
首先，正如威廉·佩里和阿什顿·卡特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所评论，没有人，也许包括中国人自己在内，了解中国正在向何处去。中国可能会成为朋友、敌人，或者非敌非友的某种角色。中国的崛起可能会破坏国际体系，但也可能会为维持国际规范增添一根强大的新的支柱。在中国人看来，就像在任何其他人看来一样，今后会发生什么情况是一个谜。
其次，在“正确评估”美国政策的努力过程中，中国的崛起构成了一位分析家所说的“基线相对于趋势线”的问题：虽然毫无疑问，中国力量增长方面的某些趋势看来严重地令人困惑，但是如果联系到衡量方法的范围更加广泛的一条基线来考虑，则其涵义就变得模棱两可。我们显然必须认真对待中国不断增长的军事力量方面的变化趋势，包括其投放这一力量的日趋增强的愿望，但是周围环境显示，我们不必惊慌失措。
例如，虽然中国有朝一日也许会想要在本国境外的一个地区动用军事力量，但是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它这样做的能力都会十分有限。中国没有任何已经投入使用的航空母舰（就甭提与之一起航行所必需的驱逐舰舰队了）；没有任何远程轰炸机或者远程空运能力，战略侦察能力也十分有限。中国今天除了在台湾海峡的也许十分有限的环境中之外，是没有能力挑战美国的军事威力的。尽管中国做出了现代化努力，但是按照一系列军事力量衡量标准，包括研究与开发、装备、训练、信息战、指挥与控制以及空运能力等，美中两国之间仍然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在今后许多年里，这一鸿沟都不会弥合；只要美国不陷于停滞，鸿沟就可能永远也不会弥合。
事实上，美国并没有停滞不前。太平洋舰队增添了新的潜艇。先进的战斗机和轰炸机，以及另外一个航母战斗群即将调动到该地区。基地方面的新的安排已经与亚洲和太平洋各国一起做出。华盛顿扩大和巩固了亚太地区的安全伙伴关系。
简言之，不论中国不断加快的国防开支和军事现代化努力可能显示出什么别的情况，事实都没有为一项简单的论点提供支持，就是以为中国今天对美国构成了严重的军事威胁——或者它在不远的将来就会构成这种威胁。中国距离成为一个可以与美国分庭抗礼的竞争对手还相差甚远，实际上，它只有在有限的少数军事情况下才构成复杂的情况。
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军事实力
除了国力的军事方面之外，另外一个令人担忧和模棱两可的方面就是中国经济日益增强的影响力。对经济上不断崛起的中国的衡量方法顶多只能支持一些模糊的结论，在有限的程度上说明这对于美国和世界其余国家的涵义。
自从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每年平均的增长率一直超过9%。虽然中国的经济增长看来不会很快就大大减速，但它保持这种高速增长，或者任何增长的能力却取决于许多因素，包括中国领导层是否继续实施经济改革、经济增长造成社会变迁对政治和社会稳定形成的压力、与基础设施持续存在的弱点相关的制约因素、不良贷款的沉重负担，以及长期的供水短缺等。实际上，虽然很容易提供中国经济继续繁荣的前景，但同样容易提供它开始蹒跚前行的预见。
为了对此保持正确的看法，虽然中国的GDP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达到7万亿美元（相当于我们的60%），但是如果直接按对应的美元计算，中国经济却只有加州的大小，人均GDP为1300美元，而美国则接近4万美元。
尽管如此，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脱颖而出对美国既构成了巨大的经济挑战，也提供了巨大的机遇。2005年，中国向美国出口货物2430亿美元，而进口仅为420亿美元，从而使美国的贸易逆差达到2010亿美元——占美国总的贸易逆差的将近30%及其非石油贸易逆差的40%。
例如，虽然对中国限制美国市场准入机会的不公平做法需要加以纠正，但是自从中国超出人们的最初期望建立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增加了将近两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这种情况得到缓解。虽然我们对中国的出口与我们可能希望的要少，但是这一出口额的增长速度却相当于美国对世界其余国家出口增长速度的10倍左右，其中包括了从大豆到飞机的各种东西。在资产负债报的进口一边，摩根·斯坦利公司的一份研究报告估计，10年来仅仅中国一国就使美国消费者节省了6000亿美元：10年来的每年，使每个美国居民户的可支配收入增加了521美元。此外，虽然中国很低的劳动成本等其它变量也是举足轻重的，但是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逆差的最重要因素很可能是美国很低的储蓄率，而不是中国货币的币值问题。
诚然，中国对世界上位居第二的外汇储备的控制权——及其作为世界上外国直接投资的第二大获得者的目前地位——使之获得了一项潜在的强大工具，可以用来威慑或者惩罚美国。但实际情况是，中国由于这种局面而像我们一样陷入困境。例如，如果中国采取措施使美元贬值，对其本国经济的影响就会起码像对我国经济的影响造成一样大的破坏——但与美国来说相比，其对中国和中共领导层来说，政治上的影响却很可能要严重得多，对稳定的破坏作用也要大得多。
中国的软实力
中国的未来轨迹所构成的挑战的第三个要素是中国“软实力”的崛起。在这方面，记录也是模糊的，尽管中国在“软实力”方面与美国竞争的能力本身十分重要，从而也突出地表明，美国需要制订一项多领域政策，以便在国际事务中与中国打交道和进行接触。
中国已经在亚洲展开了一场“魅力攻势”，向美国的盟国献殷勤，解决与邻国之间的争端，支持多边论坛，达成自由贸易协定，签订进口合同，进行达到惊人程度的老谋深算的外交活动。所有这一切都导致中国软实力引人注目的增强。中国的软实力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正如哈里·哈丁所说，它包括人们对中国作为生活和工作的地方所感到的新的兴奋情绪。在许多年轻的美国人、日本人和欧洲人看来，中国现在都是一个充满机遇的国度。这一点从另外一些方面看也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创建了“孔子学院”，以推广其文化和满足国际上对学习汉语的不断增长的需求，并扩大中国境内外国人的受教育机会和培训计划。
国际上对中国的发展模式也越来越感兴趣——中国越来越明确地（尽管仍然是间接地）阐述这一模式，作为其所偏好的取代“华盛顿共识”或者“美国模式”的替代选择。然而，令人困惑的是，人们看到中国在这种背景下所做出的外交努力看来往往与争夺非洲和拉美的稀缺的能源的竞争密切相关。
因此，作为具有吸引力的一项替代性的发展模式而提出的中国减少贫困的模式——所谓的“北京共识”——对美国构成了直接的和严重的意识形态上的挑战。这不是“不断革命的”中国，积极宣扬毛式的、以农村为根据地的共产主义，而是一个善意的中国，它修建医院和学校，提供贷款和援助，而不对各国自己的政治结构和精英阶层的性质提出任何问题，而且伴随中国这些活动的是做出不干涉内政的保证。
英国广播公司最近对全球舆论进行了一项民意测验，结果表明，除了12个国家以外，在所有国家中中国的影响都被看作要比美国的影响积极。甚至在美国的传统盟国，譬如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沙特阿拉伯和澳大利亚，中国在民意测验中的结果也要比美国好。在印度，中美两国在民意测验中打了个平手。
但是，全球各地的许多人对中国仍有疑问。中国没有做出意识形态上的艰苦繁重的准备工作，以便把机会主义的言论转变成一场全球范围的意识形态斗争。尽管最近几年美国的形象受到了损害，但是大多数世人仍然高度评价美国作为安全方面的担保者和经济合作伙伴的角色。正如在棒球运动中一样——一支球队的最佳状况表现在赢球的时候，最糟糕的状况则表现在输球时——美国在亚洲的影响本身并没有衰落，但我们再也不能认为自己在该地区（或者其它地方）的朋友是理所当然的。
最后，认识中国崛起性质的任何努力都必须考虑到一个事实，即中国的发展——及其社会稳定——仍然十分脆弱，主要由于发展的不均匀、收入不平等、教育方面的瓶颈、民族矛盾和欠发达的资本市场。对许多中国问题观察家来说，中国已经取得的成就既令人感到敬畏，也令人感觉所有这一切都可能会在一夜之间垮掉。
实际上，中国领导层对维持和谐和社会稳定的重视强有力地表明了中国承受的压力，以及中国在多大程度上可能濒于崩溃——或者最起码在中国领导人看来，中国多么接近这一临界点。
内部的经济压力
如果更加密切地观察，中国的经济繁荣也造成了有使中国陷于分裂的危险的巨大压力。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26个城市占了中国82%的进出口和贸易所带动的经济增长，就是说中国其余地方——大约9亿到10亿人——仅仅获得了这一经济繁荣所带来的好处当中的18%。事实上，虽然中国东部的经济繁荣，但是最近的统计数字表明，中国的中部和西部实际上可能陷入了经济衰败，生活水平正在倒退，不仅相对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而言，而且就绝对数字来说都是如此。
10年来急剧的和十分不均匀的经济增长导致了严重的劳工动乱，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矿难、创纪录数量的罢工和超过了80年代的一场从前危机的打工仔危机。近年来在中国各地，自发的暴乱急剧增加，围绕着各种问题，譬如获得食品的机会、被察觉的警察虐待和环境问题等。实际上，有一种稳定的格局，就是中国的城市（一些人口多达5万）在几小时，有时是几天里被抗议者“接管”，然后警察和军队才恢复秩序。
公民向地方和中央政府告状显著增多，他们要求平反司法、政治、经济等冤假错案。据估计，在任何给定的时刻，中国都有1000万起以上的告状正在进行。其结果是，北京城南的公共汽车总站已经成为几千名外来人口聚居的场所。他们在那里露营，有时长达几个月，等待向中央政府当局递交自己的状子。
中国政府也更加担心祸不单行，包括经济和社会压力、地方政府无法正常工作，以及网上通信的崛起和广泛传播。离心离德的个人和群体通过电子邮件、手机以及其它现代技术实时组织和共享信息的能力，对中央政府的控制权造成了实际的挑战。
民族主义抬头
类似地，作为中国的一股政治势力，民族主义日益显著的角色对中央政府来说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已经成为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中共的合法地位的一个，即使不是唯一的重要来源。另一方面，对于表面上矛头对外的国际抗议，许多国际观察家和中国人都认为，它实际上是一种经不起推敲的借口，利用借口的人们实际上是对本国政府不满。远非清楚的是，鉴于中国社会所承受的其它压力，政府能否控制这些民族主义的冲动，或者一旦释放出来，民族主义是否可能会呈现出自身的生命力。如果“政绩合法性”（要求党及其领导层必须实现经济上的业绩，才能保持自己的合法地位）现已取代了革命的意识形态作为党的重要的使之合法化的功能，那么如果经济不稳定，党的合法地位就处于严重的风险之中。
因此，虽然中国可能是一个崛起中的全球大国，但它也可能是一个泥脚巨人，由于有使之分裂的危险的交叉压力而无法发挥潜力。没有人，尤其是中国人自己，知道未来期望出现什么样的中国，或者中国将如何在国际舞台上运用自己的新的实力。然而，决策者们不能奢望可以简单地对已知的和未知的尚未查明的情况表示无可奈何。评估和最佳猜测——即使它们仅仅是猜测——也是制订政策的一个必要的部分。
改革的问题和前景
自从毛泽东去世和四人帮灭亡以来，中国问题观察家们一直划分为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当然，没有人会否认中国30年来所取得的进展。按照几乎所有衡量标准，中国公民今天的境况都比一代人以前他们父母的境况要好。中国人的预期寿命在东亚位居第三，仅次于日本和韩国。从1979年以来，中国的GDP的增长率一直接近两位数字。其结果是，城乡的人均收入都猛增了10倍以上。曾经几乎不存在的中产阶级现在已经达到4000万户，其中拥有住房的越来越多。当然，对一般的中国公民来说，个人所享有的独立活动范围已经大大扩展，就在与旧的秩序相关的政治混乱变成一种遥远的记忆的时候。
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种进步将会继续下去。一些重要的基本面，譬如高储蓄率、一种占居主导地位的职业道德和大量的劳动力储备使中国获得了牢固的建设基础。对中国持乐观看法并不难。实际上，大多数分析家一贯地低估了中国的经济增长。
但也有另外一种对中国的看法。尽管中国取得了进步，但它还是辜负了宣扬马可·波罗神话的人们的期望。关于对中国的比较警觉和担忧的看法，上海是一个很切题的案例。遥望上海的地平线就像遥望美国经典电视卡通片《摩登飞船族》（The Jetsons）中的未来主义的天际。这个城市现在只需拥有在超级现代化的摩天大厦之间进行超音速飞行的飞行汽车，就可以使画面达到圆满。与此同时，这些摩天大厦的使用率也会使任何正常的房地产市场陷入衰退。尽管上海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人们走在大街上，处境似乎岌岌可危，强烈地感觉到就像所有这一切迅速地拔地而起一样，它也可能会迅速地崩溃。
类似地，中国的经济成就虽然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却绝非创纪录的。从70年代末至今，中国的人均GDP的复合增长率只有6%，低于日本、韩国和台湾在经济发展的相应时期里的增长率。就投资报酬率而言，美国公司在中国经营的毛利率一直比它们在全球其它国家的经营要低。
问题的很大一部分在于，中国经济仅仅是部分地开放。政府仍然通过国有企业控制着中国经济相当大的一部分。根据一些报道，中国经济掌握在私人手中的部分不到1/3。实际上，政府占有一半以上的工业固定资产——其中许多资产为解放军所有。政府在银行业、能源、重工业、钢铁和运输等重要经济部门中继续占居主导地位。反映出国家对经济保持的控制的是，在通过国内或者外国的证券交易所上市的1500家中国公司当中，私营公司还不到4%。
假如国有企业是盈利的，政府如此高度控制经济也许可以容忍。但它们实际上并非如此。1/3以上的企业亏损。盈利企业的资产回报率非常低（2003年为1.5%）。如果标准的会计准则得到遵守，将近20%的国有企业本来早就申请破产了。
使这些公司免于破产的是国有银行控制的巨额储蓄。利用中国公民极高的个人储蓄率所带来的资本，银行将近一半的贷款都流向了国有企业。其结果是惊人程度的不良贷款，2002年估计达到4800亿美元，但经过2002年到2004年期间这些银行信贷的大规模扩展，不良贷款的程度大概要严重得多。
所有这一切都造成了有关迄今为止中国经济自由化及其未来前景的令人烦恼和严重的问题。甚至经过1/4世纪以上的经济改革，中国的许多工业和科技大公司仍是国有企业。由于缺乏获得资金的机会和任凭强行实施的法律和国家法规的宰割，私营的工业公司一直陷于困境。（这是中国大多数新一代亿万富翁之所以都是房地产投机商的一个原因。）此外，无论国有企业还是私营公司，都受到鼓励，要求其进行成为日本和台湾经济发展标志的、科技实力方面的长期投资。
由于担心国有企业倒闭可能会刺激的社会动乱，并且面临着中国农民大量涌入城市，中国领导层利用了银行、外国直接投资所提供的亿万美元和估价过低的货币来使中国的工业基础保持运行，使中国出口工业的制造能力不断增长。迄今为止，这一战略是灵验的，正如中国GDP的增长所反映的那样。尽管如此，仍然存在很大的问题和严重的不确定性因素。这种战略能够继续产生作用，使朝着真正的市场经济的顺利过渡保持下去吗？中国的经济体内正在形成很成问题的泡沫吗？
也许更加成问题的是，地方上的党的官员、政府控制的资本和企业经营活动之间的这种联系是一种公开的诱惑，招致人们谋取私利和贪污腐败。甚至到今天，中共仍然负责挑选国有企业绝大多数的老总——党委书记往往把持着公司董事会的权力。虽然这种形式的裙带资本主义导致了投资失误，但是它也造成了一种动态关系，从而物色中国的精英阶层的人选，使政治自由化被忽略。
然而迄今为止，范围广泛的和深入的政治改革会伴随经济改革，这种希望一直没有全面实现。实际上，中共和精英阶层对民主化的兴趣今天远远不如80年代末。中国官方最近发表的民主问题白皮书阐明，共产党并不打算放弃自己的首要地位：“民主政治就是代表人民进行治理的中国共产党。”中国的民主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意思就是说，西方的民主概念作为一种模式，北京丝毫不感兴趣。尽管全国人大最近就私有财产和劳改制度做出了决策，但是由于村委会选举方面陷于停顿的创新、通过赋予全国人大权力来创建真正的均衡与制约体制方面的失败、缺乏独立的和全国范围的民间协会，以及政府的严加审查，从而在整体上造成并不十分令人鼓舞的趋势线，所以表明可能取得进展的这些迹象在绰绰有余的程度上已经被抵消。
这些趋势之所以采取这一发展方向，一个重要因素将是中国仍然较小和比较欠发达的中产阶级。别国的经验表明，没有需求导向的和以中产阶级为基础的推动力来推动政治自由化，这种局面就不大可能出现，肯定也不会通过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来自上面，而不是从下面授权和形成——而实现。
无论人们认为中国领导层是从根本原则上和不容和解地反民主，还是仅仅试图控制发生经济、社会和政治巨变的一个过程，而不会使局势陷于分裂，最终结果都是，当前领导层将会谋求实施的唯一改革是努力提高党自身治理能力的效率和减少腐败。无论这种改革的意图多么良好，都必定会与一个事实发生矛盾。这就是，精英阶层享有特权，并忠诚于党的统治，却并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式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上的归属感，这一切的根源在于中国的庇护制度。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沸沸扬扬的许多腐败案件看来主要是一个战场，领导层的一派在其中利用腐败指控挖另一派的墙角，并巩固自己的力量，而不是做出努力，使体制实际摆脱腐败。。因此，正如中国人自己所承认，严重的腐败仍是普遍的问题，并很可能会愈演愈烈。
最终，只要中国经济保持目前的增长速度，这一体制就能继续发挥作用。不过，一个经济体年复一年地保持这一增长速度是空前的。即使上述分析基本正确，中国经济仍然存在一些严重的结构性缺陷。要消除这些缺陷，就必须经受一些短期的失调，经济增长也必须减速。
真正的问题是，如果中国在前进的道路上最终遇到严重障碍，情况会如何。它是否具有使障碍免于造成灾难的社会凝聚力和民间组织？实际上，许多中国人，包括身居高层领导职务的一些人，采取这一论点，并因此认为中国实现民主不可操之过急：鉴于在中国产生作用的所有交叉压力和有关中国目前局势的不确定性，造成全面的和灾难性失败的风险太大。但同样的风险在于，没有多元主义和民主作为减震器，对日益不平等、工作场所的安全、公共卫生、环境和政府腐败的不满情绪就可能会外溢到街头，从而使中国领导人别无他法，只能动用警察进行镇压。应付这种压力的最佳途径是民主的治理机制，譬如独立的司法机构，或者通过正当程序选出的代议制机构。
因此，中国领导人今天是在摸着老虎尾巴来伏虎。他们把自己继续执政的合法地位基本建立在10亿多人民不断增长的期望基础上，但要想满足这些期望，他们最终就必须放松自己现在牢牢把持的对经济和政治权力的控制。
国际上的期望
当然，中国崛起的期望并非局限于国内的经济繁荣。像从前的每一个崛起中的强国一样，中国新的国家财富也为国家创造了激励因素和资源，使之成为地区和世界舞台上的一个可怕得多的参与者。
崛起期望的国内和国外方面并不一定关系紧张，只要中国的崛起不重复以前的崛起中强国的暴力历史。真正和平的崛起不会取决于一种认识，即中国未来的成败要看其是否支持经济市场的全球化和自由的国际秩序中的机构，并从中受益。如果中国采取这一做法，正如中国的一些人所说，它的崛起就会是一场后现代的崛起——摆脱了对硬实力和国家间竞争的一贯担忧。
但正如《经济学家》最近的一篇社论所提问：“为什么在中国以外的地方，接受其自诩的‘和平崛起’理论的人这么少？”当然，部分原因是，中国封闭的决策圈，加上其扩军活动，势必会使邻国感到不安。但这也来源于一个事实，即尽管中日和中台之间的贸易达到空前的水平，但北京和东京以及北京和台北之间的关系仍很紧张。此外，在尽可能多地囤积能源供应方面，北京采取了确凿无疑的重商主义策略。在一些人看来，这一点与其所宣称的市场信念相抵触。
也许最令人担忧的是，中国的崛起造成了更加严重的、老一套的中国民族主义。这并出人意料。经过中国人所说的“百年耻辱”，中国人自然对自己国家现在的情况引以为自豪。但是中共的合法地位不再由马克思主义所确保。因此对中共来说，这种民族主义既是其统治的一种保障，也是可以判断其政策的一项标准。正如克林顿执政期间美国国务院的前官员舍尔克在其新书《中国：脆弱的超级大国》中所说，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国家宣传机构的产物，但也是民众对国家不断增强的实力感到满意的必然结果。中国领导层最艰巨的任务也许是平息这种民族主义——通过纠正过去“百年耻辱”的错误——而又不破坏维持经济增长所需的和平和稳定的国际气候。
20年来中国的对外政策是否发生了根本的转变？20多年来，在民主、共和两党的政府领导下，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最好的描述是一种得到限制的骑墙政策。在判断对华的骑墙方针是否仍然明智和起作用——或者一项替代选择是否有可能更好——方面，重要的是要评估中国的对外政策和国家安全定位。
毫无疑问，中国的对外政策从90年代过半以来经历了重大的变化，反映了处理地区和全球事务方面的更加细致入微的策略。这种变化反映在中国与美国和国际机构以及规范的更多的接触之中。例如，许多中国分析家表示，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中国需要在维护国际体系方面以与大国的责任相符的方式采取行动。
虽然对外政策定位方面的这些趋势在近期和中期里很可能会继续下去，但是不论中国今天的意图如何，中国的意图是否会随着其实力和利益的增强而逐渐改变，这一点基本上不得而知。在中国演变中的对外政策定位是否标志着一种策略或者战略的转变问题上，还有很大的争论。
自从冷战结束，尤其是自从911事件以来，中国采取了可以最确切地描述为务实的国际关系对策。它认为，中国必须维持稳定的世界秩序，才能解决其内部问题。许多中国人从长计议，也相信中国的崛起中强国的地位必然会导致台湾投入自己的怀抱，使中国得以作为东亚和西太平洋卓越的大国获得自己应有的地位。
正如弗朗西斯·福山等人所说，指导中国外交的已经不再是有关中国的一种设想，就是把它仅仅看作全球秩序的受害者。北京而是越来越把自己看作可以影响这一秩序的强国。但是话说回来，决定它所寻求的全球秩序的具体情况的，则是并非总是彼此十分和谐的利益和野心的结合。
总而言之，制订美国对华政策所要求的老谋深算远远超过两党的美国决策者所曾显示出的能力。如果在全世界的不同特色当中取其精华，中国关注本国发展的愿望就会使之成为一个具有理性的行为主体，左右其政策的就会是经济上的推理。虽然甚至在这条战线上，美中两国之间也肯定会有分歧和竞争，但对于这种分歧和竞争，贸易谈判代表和经济学家们会经常加以讨论，以便最终给两国都带来好处。要想巧妙地处理好中国的崛起，美国就必须做出精明的、具有前瞻性的和协调一致的努力。决策者们必须制订对策，从而牢牢锁定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发展迄今为止所带来的收益，并鼓励中国今后做出积极的选择。没有这种均衡和正确的政策，中共保住政权的野心和中国民族主义的抬头就很可能会使美中之间保持直截了当的关系成为一种希望，而不是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