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唤政治体制改革，启用振兴人才是当务之急，每一个区域都这样子做了，我想信中国经济还会更加快的向前发展
（一）
得一人得天下、失一人失天下的实例分析
——谈振兴人才的重大作用
1、十六国时斯后赵石勒起用张宾建立功业，张宾早死，石勒对人说：“天欲不成吾事邪，何夺吾右候之早也”
后赵是羯族首领石勒建立的政权，其强盛之时，统治区域南过淮、汉、东临大海，西抵河西，北尽燕代，成为与南方东晋相对峙的大国。它的开国皇帝是石勒。
石勒起兵之初，对汉族士人极端仇视，汉族士人对他也怀有恐惧。在石勒势力发展过程中，他感到必须引用汉族人士，一可用于计谋，二来也可缓和与汉人的矛盾。这方面的最显著例子是专任张宾。张宾为赵郡人，“博涉经史，不为章句，阔达有大节”，常对人说自己的“智算鉴识”可与张良相比，只可惜遇不到汉高祖。后天下大乱，石勒纵横山东，河北，张宾以为“可与共成大事”，在勒军门前大呼请见，初“勒亦未之奇也”，但后渐进规谟，乃异之，引为谋主。
在张宾的谋划下，石勒逐渐由一味敌视汉族人士，杀戮汉族民众，转为引用士人，招揽民心；由四处奔袭、盲目攻取，转而专心经营河北，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并进一步规划中原，图谋统一天下。由于张宾的功勋巨大，深得石勒的敬重，史称其“机不虚发、算无遗策，成勒之基业，皆宾之勋也”。勒任之为右长史，大执法、封濮阳侯，“任遇优显，宠冠当时”，又称“勒甚重之，每朝，常为之正容貌，简辞令，呼日‘右侯’而不名之、勒朝莫与为比也”。张宾早死，勒极为悲痛，亲为送葬，对人说：“天欲不成吾事邪，何夺吾右侯之早也”，后以他人代张宾之职，议事多不合勒意，勒叹日：“右侯舍我去，令我与此辈共事，岂非酷乎！”。
后来赵国越来越走下坡路，后来儿子石虎轻辱汉人，多行杀戮，以至引起汉族的反抗，出现冉闵屠杀羯胡的惨剧，灭亡了后赵。
2、十六国时期前秦荷坚重用王猛，猛知病危难知，上表‘言时政、多所弘益，坚览之流涕，悲恸左右’。王猛死后，荷坚对太子荷宏说：“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邪？何夺吾王景略之速也！”
氐族荷氏所建立的前秦是十六国时期最有影响力的少数民族政权，它以关中为中心，逐渐发展势力，一度统一了北方全境，其声势和规模都超过了后赵。前秦在关中统治了前后近五十年，但其鼎盛之时出现在荷坚时期，他在统一北方之后，不仅建立西域，而且有一举渡江灭晋的打算，尽管淝水一役宣告了他统一事业的失败，但这在十六国时期是绝无仅有的壮举，也是元代以前少有的几位有明确统一全国的打算，并付诸实施的少数民族统治者。荷坚之所以有这样的作为，是他坚持多方面的改革分不开的，但是重用王猛是一个重要因素。
王猛生前，荷坚对他言听计从。从十六国时期，石勒之重用张宾，荷坚之信赖王猛，确可先后比美，这两位汉族士人对后赵，前秦的汉化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只是二人皆早死，使石勒、荷坚都生出了天夺其谋臣的慨叹。
王猛字景略，是今山东乐昌人，少贫贱，以贩畚诱为业，常至洛阳卖畚，后隐匿于华阴。猛“博学好兵书”，气度雄远，有治世之才，不与轻浮之士交结，“是以浮华之士咸轻而笑之”，但猛“怀佐世之志，希龙颜之主，敛翼待时，候风云而后动”。东晋大将军桓温北伐关中，猛“被诣而诣之，一面谈当世之事，扪虱而言，旁若无人”。温颇惊异，问道：我大军北伐，为百姓讨贼，为何三秦豪杰未有人响应我呢？王猛答日：“公不远数千里，深入寇境，长安咫尺而不度灞水，百姓未见公心故也，所以不至。”温无以相对。后温邀其南下，猛以江南重门阀而不从。这说明王猛确实有才能，对自己的出处去就和社会问题的认识，都有独到之处。荷坚闻王猛之名，派人请见，“一见便若平生，语及废兴大事，异符同契，若玄德之遇孔明也”。荷坚统一北方后，又任命王猛为丞相，中书监、尚书令，“军国内外万机之务，事无巨细，莫不归之”。从王猛辅佐荷坚的十六年时间的政绩看，他整饬吏治，打击豪强，发展经济，北统军征伐，灭亡前燕等确可谓功勋卓著。旧史上说：“猛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拨幽滞，显贤才，外修兵革，内百揆时叙。于是兵强国富，垂及升平，猛之力也。”荷坚对王猛说：“我有你相助，如同周文王之得姜太公！并对太子荷宏等人说：”汝事王公，如事我也。”由此可见他对王猛的信重。王猛死后，荷坚曾下诏说：“朕闻王者劳于求贤，逸于得士，斯言何其验也。往得丞相，常谓帝王易为。自丞相违世，须发中白，每一念之，不觉酸恸，今天下既无丞相，或政教沦替，可分遣侍臣周巡郡县，问民疾苦。”从这一诏书看，足见王猛对前秦的作用之大。
作为荷坚来说，，他能用人唯才，任人不疑，放手使用王猛，并在氐族贵族的诋毁中坚决支持王猛，确实做到了知人善任。更难能可贵的是，荷坚、王猛君臣间没有猜忌，似乎对刘备与诸葛亮、唐太宗与魏征这两对君臣关系更为清纯。王猛生病，荷坚亲自祭祀祈福，并为之大赦；猛知病危难治，上表‘言时政、多所弘益，坚览之流涕，悲恸左右’。王猛死后，荷坚对太子荷宏说：“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邪？何夺吾王景略之速也！”王猛死时，年仅51岁，他的死，对荷坚来说确实损失太大了，因此，荷坚的话是发自内心的，绝非言不由衷的表演。如果历史允话假设，若王猛尚在。他当会阻止荷坚用兵东晋，即使出兵，亦不致淝水惨败，弄得不可收拾。然而，这只能是悬想而已，历史事实却正相反，王猛死后，荷坚的统治者便走下坡路了，385年八月荷坚为羌族首领姚苌缢死，前秦的统治崩溃了。至此，荷坚的改革及其带来的民族融合的大好局面由此告一段落。所谓得一人而兴国，失一人则丧国，用在荷坚身上，真正恰如其份。由此观之，对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振兴人才尤为重要。
（二）
出富国强兵、经世济民的解决现实问题的良策是振兴人才的最大特点
1、管仲为齐恒公提出一系列治政之策
关于齐国管仲在任职相国前曾对齐恒公提出的一系列如何富国强兵的问题对策论，在本册书第二部中有详细的论述过。
关于他的治政改革措施在本册书第二部 引人入胜这一章中也有详细的论述。
现在关于管仲如何解决齐国当时面临的问题举一二例子给予说明，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管仲的确是治国之良才。
西周时期，齐国的奴隶使用粗拙的木、石、骨、蚌工具，在井田上进行集体劳动。由于这种共耕的方式使勤惰相混，耕者观望推诿，劳动生产率极为低下。西周后期，随着铁器的推广使用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家一户的个体生产有了可能。精明的统治者于是改变剥削方式：把一部分土地分给各家各户耕种，称为私田；同时令耕者在另一部分土地上——公田、徭役田上进行无偿劳动。这种公私田分开、征收劳动地租的方式，比原先的无偿敛取收获的全部实物、而只其中分给一点口粮的作法，相对而言更有利于调动劳动者生产积极性，当然也有利于统治者增加剥削收入。但是，时间一长又暴露出新的矛盾；劳动者在私田上耕细作，而在公田上则得过且过，所谓“公作则迟，分地则速”。早在齐襄公时，这种公田荒芜，剥削加重的问题已趋严重。齐恒公执政后，齐国的农业危机日益加深，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齐恒公问“伍鄙如何”（即如何调动伍鄙之内奴隶的生产积极性）时，管仲即提出了“相地而衰征”的有名对策，即根据土地的好坏，实行地租的差等征收制，这项改革措施有两项纲领性内容：一是“均地分力”，即按劳动力平均分配全部耕地（包括公田）；二是与之分货“，即实行按产量分成的实物地租制，多产多得。这一措施的施行，打破了私田与公田的界限，所有土地都成了农户的份地，实行一家一户的个体生产。这样耕者就由被动变为主动，大大激发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和责任心。
在盐铁专卖方面，管仲也有自己的独创。在中国古代、盐、铁是不能随便生产、而又为人民生活和生产所必需的，非依赖于市场供给不可的两项特殊商品。自西周末期周厉王专利政策失败以来，一直实行租税制（征收山泽税和关市税），开放私营、官府收入不多。通过盐铁专卖，把这两项重要的利源控制起来，使之不再散落于正在发展中的私营商业之手，这比利归私商，而另向人民征税要好得多。在齐国主持改革，受命开辟财源，商人出身的管仲，主张把盐铁生产放给私人，由官府控制流通环节，在一买（向生产者）一卖（向消费者）中取得厚利。具体做法是：准允私人煮海水为盐，所产盐由官府以征税（税不重）和收购的方式积存起来。盐的运输、销售环节由官府掌握。食盐专卖政策的实行，既为国家增加了财政收入，又激发了人们的制盐的积极性，促进了盐业生产的发展，铁器专卖的具体做法与食盐大体相同。总之，盐铁专卖所采取的形式可归纳为民制，官收、官运、官销八个字。
总而言之，管仲采取的治国之策是很多的，在此不一一举例。
2、诸葛亮隆中对策提出刘备定天下的发展大计，使刘备茅塞顿开
诸葛亮，字孔明，琅邪（今山东临沂）人，父亲早死，随叔父避难荆州。叔父死，亮隐居在襄阳城西二十里的隆中，暗中交结名士。当时正值天下大乱，但刘表用人重声名，德行，难以擢拨俊杰人士，以致其中的一些人想另起炉灶。恰在此时，刘备在北方无法立足，南投刘表，其见表无能，想寻机发展自己的势力。
诸葛亮当时是识时务者的人，即在乱世之中有谋略应对之才的名士，而非那种唯书是从，空谈经论的“俗士”。刘备一共去了三次才见到诸葛亮，所谓的“三顾茅芦”，说的正是这件事。在谈话中，诸葛亮高屋建瓴，分析了天下大势，指明了刘备的发展方向，这便是著名的“隆中对”，他指出，曹操据有中原，孙权控辖江东，皆不可图，有机可乘的是荆州与益州，其主无能，可夺为己有。不仅如此，诸葛亮还提出了未来的政治设想与军事方略：
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州，……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这段话使刘备茅塞顿开，引亮入幕，倚为股肱，并说：“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此后，无论是赤壁之捷，还是攻取益州，以及刘备称帝，都与诸葛亮的谋划之功密切相关。
3、石勒进攻淮北遇军中饥疫流行，石勒部下意见纷纷，张宾一一驳斥了上述意见，以为皆非妙策，而最可行的是回师河北
312年十六国时期石勒进攻淮北，“筑垒于葛陂，课农造舟，将攻建业”，适逢大雨，三个月未停，军中饥疫流行，死亡大半。在此情况下，石勒部下意见不一，有人主张归降司马睿诸人；有人主张坐观时变，待机行事，也有人建议冒险攻打建业，俘虏司马睿，以立国江南；石勒莫衷一是，转而请教张宾，张宾一一驳斥了上述意见，以为皆非妙策，而最可行的上策是回师河北。他说：“邺有三台之固，西接平阳，山河四塞，宜北徙据之，以经营河北，河北既定，天下无处将军之右者矣！”
石勒依计而行，立刻返师河北，并经过几年的奋战，控制了河北的局势。此举是石勒战略转移的一个关键，因为以邺城和襄国为中心的河北，是当时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有效地控制了该地区，便为稳固统治，扩大力量准备了必要的前提。
4、粟裕大将提出改变中央军委要求华东野战军挥师江南的主张，认为在华东更有利于歼敌，尔后在敌人多路并进的情况下，实行虎口拨牙啃硬骨头消灭敌人的王牌军
当年中央军委已定下华东野战军攻向江南并与长白山的刘邓大军遥相呼应从而减轻国民党部队对刘邓大军压力的作战方针，粟裕提出了华东野战军仍留在华东地区作战较好，其理由是：
一、由于江南是我国经济繁荣地带，因江南直接作战的结果是可能破坏江南的繁荣经济和各方面的经济建设，作战的次数多、规模大也就破坏越大，这样子对我国解放后的经济建设不利；二是江南是敌占区，我们没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对于筹备粮草和军用物资不如华东的山东和江苏方便，有一定的困难；三是现在对江南的地形不熟，对于作战地点的选择没有现在在华东地区的选择方便；四是偏师南下，3个纵队10万大军。渡江以后没有了后方，粮、弹、饷、伤病员都无从着落。在敌人的心脏作战，势必遭到疯狂的围追猪截，部队一路征战到闽浙赣，将会减员一半。剩下的人员，在一无后方二无外援的情况下，也无法打大仗，无法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自己反而每天都要穷于应付敌人的骚扰和围剿。五、尽管3个纵队渡江南进后，可以调动江北部分蒋军回防江南，但估计调动不了蒋军的在中原战场上的4个主力军，这样子华东的江苏山东仍有大量敌人未被消灭，这一部分敌人仍对我们的解放区造成很大的压力；六是华东野战军仍留在华东地区更有利于歼灭敌人，甚至更有利于大量歼灭敌人，一旦华东地区的敌人被歼灭一部分的时候，国民党就会抽调围剿刘邓大军的部分部队来进行援肋，这样也同样能减轻刘邓大军的压力。
粟裕的建议最后被中央军委采纳。
当粟裕获得七战七捷后，被打怕的国民党采取了新战略，即五路的齐头并进的战术，那一路也不过于朝前，也不过于落后，如果我军打一路时，敌人四路随即围拢包围我军。而且敌人把国民党的五大主力部队王牌军——张灵浦的敌七十二师放在当中，为了实现向中央保证的在华东更多歼灭敌人的目标，粟裕采取虎口拨牙（或是老虎掏心战术），大胆发起孟良崮战役消灭了敌王牌军七十二师。
我认为振兴人才的主要关键是敢于啃骨头，不仅在宏观战略上有谋略，而且在解决具体问题上也有锦囊妙计。
5、某地乡党委主要成员认为不走苏南模式，也不走温州模式，结果创出一条新路使穷乡僻壤的地方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耿车镇位于江苏省宿迁市，共有19个村，8028户，3.382万人，4..2万亩沙碱地。耿车镇地处黄河故道，过去是全县最穷的讨饭乡，遍地白茫茫，四处去逃荒。1978年全乡人均分配收入只有38元，最穷的生产队全年人均口粮只有31.4，被人称为“三一四小队”。
那么政府是如何通过自身的努力从而使耿车镇脱贫呢？他们坚持走自己有特色的路。该镇既不走温州模式的路，又不走苏南模式的路，而是走自己有特色的路子，大力发展户办、联户办企业，搞活一些骨干企业。这样结过四年的苦战后，耿车镇的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6、我认为有些地方大多数官员下不出一着振兴经济的妙棋，而我却提出了被实践证明是成功的振兴区域经济通用方法，如果我不是振兴人才，那么请问什么人才算振兴人才呢？
我认为振兴区域经济通用方法适用于中国的所市县、乡镇、村，并已被实践证明是成功的振兴经济的思路，因此该思路具有重大价值意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理应属于振兴人才的范围之内。
（三）
几个名词的定义和区别
1、振兴人才与振兴经济人才、发展人才与发展经济人才的定义和区别
振兴人才是对国家的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及科学技术等方面的有很好的发展思路和重大贡献的人才。
振兴经济人才是指对那些有很好的快速发展经济的正确的社会发展思路的人才。
应该说振兴人才包括振兴经济人才。振兴经济人才是治政思路来说的。
而振兴人才可以涉及到各个领域，如当时两弹一星的人才就是振兴人才。因为原子弹、氢弹的发明，因而具有很强的威慑力，使敌国不敢对我国发动战争，从而使我国经济建设能顺利进行。而在清朝当时，由于我国没有强大的军事威慑力，所以那些富有野心的国家，如日本、英国动不动就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所以高尖端武器的发明也属于振兴人才。
发展人才是对国家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科学技术等方面有较好的发展思路和较大贡献的人才。
发展经济人才是对那些有较好发展经济的正确的社会发展思路的人才。
发展人才包括发展经济人才。
2、振兴人才、发展人才、一般工作人员的区别
振兴人才、发展人才、一般工作人员的区别在于他（她）们对社会所能创造的价值量贡献不同。振兴人才的价值量贡献很大；发展人才的价值量贡献较大；而一般工作人员的价值量贡献只是一般。
他（他）们价值量大小的顺序是：
振兴人才的价值量﹥发展人才的价值量﹥一般工作人员的价值量。
3、振兴经济人才、发展经济人才、一般经济工作人员的区别
振兴经济人才、发展经济人才、经济工作人员的最大区别也在于其所创造或能创造的价值量大小不同。
振兴经济人才所能创造的价值量很大，而发展经济人才所能创造的价值量较大，而一般经济工作人员所能创造的价值量只是一般。
他（她）们的价值量大小的顺序是：
振兴经济人才﹥发展经济人才的价值量﹥经济工作工作人员的价值量
（四）
振兴人才的价值量考核公式
如何设定振兴人才的价值量考核公式呢？
我认为振兴人才首先都要有一定的投入，一是家庭的投入，二是自己的投入；三是国家的投入。
如果振兴人才在家庭完成抚养教育后，那么振兴人才的创造产生前的投入有两类：一类是靠国家投入；二类是靠自己投入的；如一个靠自己投入研究出某项重大发明，那么这种科技创造前的投入就是自己投入的。我们把这些投入分为家庭投入和启动投入，分别用Im，Ia。
但是振兴人才有一个共同特点是会产生很多的后续连带投入，可用以下公式表明：
n
Ik＝∑（△Ii）
i=0
那么振兴人才对社会所能产生的价值量，可以用他（她）对国民收入量的增加量公式表示：
n
△Y ＝（△Im＋Is）×1/﹝1－b（1－t）﹞+ ｛1/﹝1－b1（1－t）﹞｝× ∑（△Ii）
i=0
（五）
振兴人才不能脱颖而出是中国之所以落后的真正原因之所在
振兴人才对国民收入的价值量考核公式来分析，也就是说振兴人才之所以能对社会所创造巨大的贡献是由三部分组成的，一是家庭投入；二是启动投入；由于家庭投入和启动投入较小，所以最关键是看他（她）对社会的后续连带投入及其所产生的国民收入增加量。
由于振兴人才对社会国民收入的增加量很大，所以振兴人才的起用是很关键的。
为什么中国经济落后呢？为什么当时中国会被他国处于任人宰割的局面呢？主要是由于振兴人才没有起用，所以导致了后续连带投入不大或甚至出现萎缩现象。因此从振兴人才的价值量考核公式可以从原理上分析出了中国发展落后的真正原因。
（六）
振兴人才不能脱颖而出的症结分析
1、中国区域政治体制的病症
——在大多数区域，由区域的书记、市县乡镇长、副书记、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纪委书记等组成的党委，没有一个人是凭什么振兴思路而选上来的，因此党委首先就没有一个人是由振兴人才，这也造成振兴人才只能站在门外的原因之一。而这些人由于威信上来后，则是很难再下来，这样就更糟糕了，如果他们找不到好的治政思路则将害苦了一区域的百姓
——中国封建皇朝由于最高统治者的承袭关系，他们很难成为振兴人才，致使他们识别和起用振兴人才的能力明显不足
中国现在的政治体制的主要结构是党委中的常委领导制，但是由于没有实行竞选制，所以在大多数区域，由区域的书记、市县乡镇长、副书记、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等组成的党委，没有一个人是凭什么振兴思路而选上来的，因此党委首先就没有一个人是由振兴人才。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各级组织部门还没树立起从威信治国、政绩治国的思路中转到以治政思路如何来选人的制度。
虽然威信、政绩与治政思路有一定的联系，但是他们仍然有很大的区别，威信好的人治政的思路不一定好，这样对快速发展区域经济将带来很大的影响。
而那些没有威信的人，则可能由于他有很好的治政思路，但是由于他没有威信则可能被选不上，所以就不能成为有决策权的人，这样他的治政思路就不能得到贯彻，从而使这个区域在振兴经济上找不到很好的妙棋。
因此要使有治政思路能走到治政的岗位上来，我们这个政治体制还必须要进行多方面的改革才行。
由于这些人由于威信上来后，则是很难再下来，这样就更糟糕了，如果他们找不到好的治政思路则将害苦了一区域的百姓。
中国封建皇朝实行的皇位继承制，谁掌握了皇位，他就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所以每一个人都想把自己统治搞好，这种统治面临着两方面的威胁，一是内部威胁；二是外部威信。要消除这两大威胁，他们都很注重起用人才，而事实上封建皇朝在起用人才方面有很多的实例。
我们知道封建皇明是私有治政制，私有治政制如果封建君主会识人用人的话，那么一般来说都能够起到富国强兵的作用。但是私有治政制如果是那些昏君或者是无能的君主来领导，那么这个就遭糕了。
我认为按照历史发展规律表明，能干君主的私有治政制在起用振兴人才方面比起昏庸君主的私有治政制强多了，而且能干君主的私有治政制在起用振兴人才方面甚至比起现在的法治不善的公有治政制在起用振兴人才方面又强多了。
按照历史发展规律表明，封建私有治政者由于最高统治者的继承关系，如果第一代是大有作为的，那么后几代中就很有可能出现无所作为或昏庸的君主，这时就会出现治政上的危机，那么就有可能面临改朝换代的结局，也就有可能造成社会的战争或动荡的情况，这样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就会产生破坏性。
2、振兴人才由于性格关系，不去搞那些曲中求的事情
——振兴人才由于具有很好的为人民服务的治政思路，所以性格上一般很正直，大多数不去搞阎锡山的那一套踩在三个鸡蛋上跳舞的事，或者说这种要踩三个鸡蛋跳舞的事，本身就堵塞了振兴人才去路，阎锡山既要处理好与共产党的关系，又要处理好与蒋介石的关系，既要抗日又不能太得罪日本人，避免日本人向他攻击造成损兵折将，这种搞园滑的战术，其实就不是振兴人才的表现。比如组织部长叫我下去倪南乡调查，准备看倪南乡领导反映好的话就任命我挂职乡长助理，我既要调查个名目来，又要取得乡领导的好感，同时又要想方设法保证自己能在倪南乡实施我的改革新思维，这个事情对我来说也是踩在三个鸡蛋上跳舞的事，但显然这种让我踩三个鸡蛋跳舞的做法本身就是不能振兴经济的
一个振兴人才，一般来说都是出于如何振兴区域经济或富国强兵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如果他仅仅只从他自己的角度来考虑问题，那么则很有可能他的振兴思路则是振兴自己的思路的而不量振兴国家的思路。所以说一个振兴人才一般都是从国家和人民百姓的角度来考虑的问题。因此他们基本上养成了一种为国为民无所畏惧的性格，甚至有些人还表现出了为了请命的精神。
如彭德怀，粟裕，梁漱溟、潭嗣同，孙中山，龚自珍等等这些人，他们都是振兴人才，但是他们一般不去搞阎锡山的在三个鸡蛋上跳舞的事。
但是现在很多人的表现是好象学会阎锡山的在三个鸡蛋上跳舞的本事。但这种要踩三个鸡蛋跳舞的事，本身就堵塞了振兴人才去路，这样使他不能成为振兴人才。阎锡山既要处理好与共产党的关系，又要处理好与蒋介石的关系，既要抗日又不能太得罪日本人，避免日本人向他攻击造成损兵折将，这种搞园滑的战术，其实就不是振兴人才的表现。
比如组织部长叫我下去倪南乡调查，准备看倪南乡领导反映好的话就任命我挂职乡长助理，我既要调查个名目来，又要取得乡领导的好感，同时又要想方设法保证自己能在倪南乡实施我的改革新思维，这个事情对我来说也是踩在三个鸡蛋上跳舞的事，但显然这种让我踩三个鸡蛋跳舞的做法本身就是不能振兴经济的。
因此振兴人才直来直去，就当然得不到别人的重视和提拨。
3、振兴人才由于在发展过程中，由于本身的缺点突出所致，由于领导没有一种用其所长的观念，也没有认识到振兴人才有长处则必有所短，有短处则必有所长的辨证关系，所以没有重用振兴人才
——中国历史上只有曹操认识到士有偏短的特点，认识到用人必须要避其所短用其所长。如果唐明皇认识到这一点的话，那么李白也不会抱憾终身了
曹操的第二次求贤令的题目是《有司取士无废偏短令》，颁发于214年，内容是：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而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之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
在这一次求贤令中，曹操提出了“士有偏短”这一带有普遍性问题，主张应用人所长，避其所短，不可求全责备。
李白却因为他性格开放，一贯放荡形骸，纯属无意。他平进同王公大臣相处，从不低三下四，而是平等对待。他以为让太监帮他脱靴，员外朗帮他研墨，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可是高力士、杨国忠又怎么容得了他呢！朝廷中许多大臣也把李白看作眼中钉。
我认为有长处的人有时也有大缺点，他得罪了高力士、杨国忠，结果受小人谗言不受重用，可惜湖涂唐玄宗不知道有特别才华的人有时也有特短，有缺点的人也正 是他有特长的原因之所在。失者乃是得也的道理。那些四平八稳的人，往往也是无所特长的人，有特长的人如果让他放弃特长那么他也会在其他方面搞出专长，唐玄宗如果能象曹操懂得这一点道理的话，那么李白也不会抱憾终身了。
4、没有在科举制度或在大学考试制度上，建立招聘振兴人才的制度
中国从隋朝开始就建立了科举制度。由于当时的考上科举的人数少，所以说按照现在的话来说，考上去的人都是中国的高材生，但是这些好象现在是清华大学的学生而组成的官僚队伍，却不能使中国强大，每一个朝代除了开国时期较强盛一点，后来都逐渐走向衰弱，不是内乱就是外患，最后走向灭亡。分析其中的原因，当然跟封建皇朝的政治体制有关，但是这跟实行了科举制度后没有实行招聘振兴人才制度有关。
应该来说，当时也有实行招聘振兴人才的做法，如范仲淹在督修捍海堤坝时就向朝中宰相们上了一份长达万言的《上执政书》，劝说宰相们不能安习守常，要从“择郡守，举县令、斥游惰、去冗僭。慎选举、抚将帅”六个方面进行改革。这份进言没收到什么效果，但引起了晏殊等人人的注意，范仲淹得以进京做官。他任谏官期间，还向朝廷提出“救弊十事”，虽未被采纳，不过最后仁宗皇帝看到了他是一个振兴人才，下诏从前线调回范仲淹。
当时赵宋王朝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以夷狄”。嘉祐年间，王安石奉诏到朝中，任三司度支判官。不久他就给宋仁宗上了一封洋洋万言的《言事书》。熙宁元年（1068）四月，宋神宗想到了他是一位振兴人才，此时才任命他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
但是由于封建皇明没有建立招聘振兴人才的制度，所以虽然偶有提拨振兴人才的现象，但是从长时期来看，振兴人才得不到重用和提拨。
我们现在还没有实行建立招聘振兴人才制度，我认为现在实行的科举制度与封建皇朝的科举制度是很相似的。所以建立在大学考试的基础上招聘振兴人才尢为重要。
5、排贤嫉能是振兴人才不能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个重要因素
排贤嫉能自古至今从来就有。
战国时期，秦国宰相范瞧妒贤嫉能，排挤战无不胜的白起大将就是一例。
还有李斯妒贤嫉能排挤韩国的韩非也是一例。
可以说，排贤嫉能是枚不胜举的。
6、公有治政制下由于官不能当一辈子，而财可益一世，任官唯财而不唯才。这说明了在起用振兴人才方面，公有治政制如果没有建立很好的法治制度则比私有治政制差
我在前面已阐述了这样的观点：能干君主的私有治政制在起用振兴人才方面比起昏庸君主的私有治政制强多了，而且能干君主的私有治政制在起用振兴人才方面甚至比起现在的法治不善的公有治政制在起用振兴人才方面又强多了。
那么这其中的道理是什么呢？
因为任何一个统治者都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多重危机，如果没能起用振兴人才，那么最终他自己也要多重危机所困死而被历史所淘汰。因此他很善于发现振兴人才并重用振兴人才。只要把振兴人才用好了，那么就可以保住得天下或保住自己的位置稳固，这样就保证一生安稳地享受荣华富贵。所以他特别会善于提拨振兴人才，也善于听取合理化建议。
而现在是公有治政者，由于自己不能一辈子当官，而财多了可益自己的一世，所以他考虑问题，并不那么从公心出发，也相应也从自己的私心出发了，这样子就有可能不起用振兴人才。而是根据谁送的钱多，谁送的礼多来决定他的官位了。
7、是对振兴人才的认识偏差所造成的
（1）没有认识到不是振兴人才的人也可发展成为振兴人才
一个人之所以成为振兴人才，除了他本人的素质、机遇外，还有一个人才的发展规律是他成为振兴人才都有一个过程。也就是人不是生下来就是振兴人才，而是经过磨练后才成为振兴人才的。
比如前秦荷坚的重臣王猛，少贫贱，以贩畚诱为业，常至洛阳卖畚，后隐匿于华阴。猛“博学好兵书”，气度雄远，有治世之才。这说明少年时王猛也不是振兴人才，而是卖畚的人。只不过后来经过刻苦学习后才成为振兴人才的。
由于人们可能对一些人才有一种思想定势作用，原来此人是很一般的人，那么也就判断此人不是振兴人才。
（2）振兴人才并不是智力超群者才算振兴人才，只要他有经世济民之道就行
中国自从实行科举制度以来，为什么这么多的人状元会如此不能名流千古呢，而且甚至也没有写出一本什么著作传世，这说明了智力超群的人不一定是振兴人才。振兴人才不在于有超群的智力，而是在于能够对解决当时现实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经世济民之道。这样的人才算振兴人才。
8、现在的组织部长不是经济学家，管理学家，他们不是伯乐何以能选振兴人才
我认为能否选出振兴人才，这与组织部长有密要切的关系，我认为判断一个人是否属于振兴人才，因为首先考虑他的治政思路如何，治政思路好的人，那么他所产生的对社会的贡献价值量大，由于价值量有不同的考核目标，这样很难比较不同工作岗位，不同专业、不同行业的振兴人才的价值量大小，而根据我的振兴人才的价值量考核公式，把振兴人才的价值量都以他所产生的后续连带投入的乘数效应即国民收入的增加量如何来判断。因此组织部长在用此人首先应判断一下的他对社会的价值量是多少，所以我认为一个组织部长应该是经济学家或懂得经济学知识的人才行。
而现在的组织部长对经济方面的知识知之甚少，所以他就搞不清楚用了这个人后，他对社会的报所产生的贡献价值量，他就搞不清楚了。而如何计算人才的价值量，那么首先应该根据他的治政思路作个预先的判断，而现在是什么判断都没有，那么这样子任命干部，这么能找出振兴人才呢？
所以组织部长不是经济学家，管理学家，他们不是伯乐，要想选出振兴人才的可能性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