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可以明显的看到，不论是网上言论还是报刊言论，堵是堵不住的，只有放开一途。或者说只有事实上放开一条路。开放的言论既有益处，也有弊端；既可以对社会产生正面积极的影响，也可能产生负面消极的影响，关键在引导。现在上下都认识到这一点。“引导舆论”是一个重要的课题，说起来四个字，实际做起来需要很高的技巧，很多合乎实际的政策手段。
要引导舆论，首先要对舆论有一个合乎实际的认识。舆论究竟是什么，舆论实际能起什么作用，是首先需要搞清楚的问题。这里的关键是要放弃舆论认识的意识形态化。我们知道，政治经济文化的意识形态化曾经使我们吃尽了苦头。所谓不争论，实际所起的作用就是不搞意识形态化，实事求是的评判现实、评价政策的是与非，不上升到意识形态、价值观的高度去谈论它们、认识它们。用效益标准、效率标准、实践标准、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等等标准判断具体事物、现象的合理与否，摒弃意识形态标准，如姓资姓社标准、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标准、教条主义标准等等等等。
对于舆论或者说言论，一直以来有着脱离实际的非常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认识，从过去的思想阵地说（即思想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到领导人的“任何组织要夺取政权，首先就要造舆论”，“如果专拣坏的登，这个政权三天也存在不了”云云。从领导人亲自撰写报刊社论，亲自干预和撤换报刊负责人，以引导控制舆论，到直接控制小说剧本电影的出版，控制大众所能看到的读物以至于文革期间，一部电影能否公映，都要最高领导批示，一年出版多少长篇小说都要最高领导人发话。两报一刊社论，罗思鼎、梁效的文章是所有报刊必登的，言论控制达到极限，很多宣传部门、报刊出版部门的干部、学者，就因为发表了不同的言论观点，对时政和政策有不同的看法，便被戴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帽子，受到打击迫害。不少人还为此付出了生命。
改革之后，这种对言论的意识形态化的认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淡化了，言论控制也放松了，这是因为“形势比人强”。经济社会文化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的极大改善，改革政策受到人民群众广泛拥护，这种形势带给领导层高度的自信。还因为改革需要突破意识形态禁锢才有可能进行，重要的是，现实问题解决的满意程度，现实发展的人民满意程度，使得个别不协调的言论根本没有必要担心。当然这个时候言论同样是控制的，不过是由新左派所说的“右派”控制着。
6.4事件后，现实政治稳定的要求，促使当局重新控制言论，实行校正式的舆论导向，这就是所谓弘扬主旋律的政策。一时间“主旋律”书籍文章电影纷至沓来，报刊言论再次变得形式化和没有内容起来。由于旧的传统观念的影响，加上反右必倡左。如此，在右派受到批判之时，各种形式的左派及左派言论开始大行其道。用旧的观点评价市场经济、批判市场经济、非议改革以来的政策，是这一时间言论控制负面影响的重要表现。我们新时期经济改革的深入推进所以受到极大的阻力，与这一时期舆论的左倾化影响不无关系，当然也与既得利益者的阻碍有关。今天，理论界对改革尤其是深入改革必要性的认识显得如此稚嫩，认识水平如此低下，与对改革的意识形态合法化宣传不够有很大关系。今天的政治改革，更因为缺少必要的思想理论准备，显示出群体性的迷茫和朦胧，进一步改革面临的许多意识形态障碍至今没有破除。
要知道，言为民声，不同的言论乃是社会不同的人及人群对事物的不同认识、不同感知，也是人们不同愿望和要求的反映。现代政治既然是民主政治、政党政治，是多数人参与的政治，那么让人们说话就是领导和决策者了解民情、集中民众智慧、反映民众意愿所必需的。不同的声音、意见，你不让他说出来，领导怎么能了解；不同的政策主张，你不让他发表，怎么能够对已有的政策主张产生影响，又何以能弥补既定政策的缺陷，决策者又怎么能开拓思路，比较认识不同政策主张的优劣呢？
不同的要求、不同的利益倾向，你不让它有一个顺畅的渠道表达出来，公共政策的制定又怎么能做到平衡利益、主持公道、令多数人民群众满意呢？毛主席说过，让人说话天不会掉下来。历史证明，什么时候党的领导层发扬民主、广开言路，什么时候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就比较顺利，就较少挫折和失败，反之则相反。遵义会议之后到全国解放相当长的时期内是如此，改革开放后这几十年大部分的时间也是如此。
言论开放与政治稳定、言论自由与政权巩固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像我们一直一来所认识的那样紧密。地位很不巩固的皇帝或者遭到众多反对的专制统治者，可能一两句反对的话，一两段口号式的言论，便使其政权处于危险中，因为它本身就天天处在这样的危机环境中。对于政党政治民主政治下的政权来说，它的稳定依赖于体制结构的合理性与基本政治体制的正常有效运行。实践证明，如果一个社会关系体制是合理有效的，则不论人们怎么非议它怀疑它，它照样功能良好、有效运转。大包干农业生产关系体制，从个别地区农民偷偷摸摸的建立，到允许看允许学、允许争论，再到推荐使用、为之辩护、普遍发展，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这一体制是在充满争议与非议中建立运行的。争议乃至非议，并没有影响大包干体制的优越性，也没有从根本上影响该体制的有效运转。同样，今天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制的稳定与发展，依赖的不是社教运动与反和平演变的政治宣传，也不是那一系列满是漏洞、左的可爱的新左派老左派观念做出了什么贡献，而是改革开放的新体制的巨大功效和人民群众对这一体制的真心拥护。邓小平同志一语道破天机：没有改革开放这些年的成就，6·4这一关我们过不了。
意识形态宣传和抽象的价值观念弘扬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的功效，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虽然我们反复说“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虽然我们天天宣传孔繁森牛玉儒的先进事迹，在思想文化领域，反腐败倡廉政始终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观念，但是，由于我们干部选拔评价体制存在根本的缺陷，社会公共权力的使用缺少基本的制约，官风的问题、腐败的问题，并没有因为这一占统治地位或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观念的强大而有所改变，倒是有不断恶化的趋势。一些新左派朋友总希望从意识形态上找到产生这些不良现象的原因，结果发现，一些主流经济学家主张追求利益最大化是理性人的基本特征，发现他们还在说“腐败出一套新体制”，“腐败是次优选择”，就因此认为，时下无节制的物质主义追求，腐败公行，正是这类主流经济学家的错误观念造成的。这其实是太看高了观念的作用了，也太看重了经济学家的社会作用了。如果真是这样，这几年经济学家磨破嘴皮天天唠叨“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戒除垄断，减少政府管制”，发表的文章不计其数，怎么不见有多少实际的影响，不见有多少现实的改变呢？
要引导舆论，首先要对舆论有一个合乎实际的认识。舆论究竟是什么，舆论实际能起什么作用，是首先需要搞清楚的问题。这里的关键是要放弃舆论认识的意识形态化。我们知道，政治经济文化的意识形态化曾经使我们吃尽了苦头。所谓不争论，实际所起的作用就是不搞意识形态化，实事求是的评判现实、评价政策的是与非，不上升到意识形态、价值观的高度去谈论它们、认识它们。用效益标准、效率标准、实践标准、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等等标准判断具体事物、现象的合理与否，摒弃意识形态标准，如姓资姓社标准、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标准、教条主义标准等等等等。
对于舆论或者说言论，一直以来有着脱离实际的非常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认识，从过去的思想阵地说（即思想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到领导人的“任何组织要夺取政权，首先就要造舆论”，“如果专拣坏的登，这个政权三天也存在不了”云云。从领导人亲自撰写报刊社论，亲自干预和撤换报刊负责人，以引导控制舆论，到直接控制小说剧本电影的出版，控制大众所能看到的读物以至于文革期间，一部电影能否公映，都要最高领导批示，一年出版多少长篇小说都要最高领导人发话。两报一刊社论，罗思鼎、梁效的文章是所有报刊必登的，言论控制达到极限，很多宣传部门、报刊出版部门的干部、学者，就因为发表了不同的言论观点，对时政和政策有不同的看法，便被戴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帽子，受到打击迫害。不少人还为此付出了生命。
改革之后，这种对言论的意识形态化的认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淡化了，言论控制也放松了，这是因为“形势比人强”。经济社会文化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的极大改善，改革政策受到人民群众广泛拥护，这种形势带给领导层高度的自信。还因为改革需要突破意识形态禁锢才有可能进行，重要的是，现实问题解决的满意程度，现实发展的人民满意程度，使得个别不协调的言论根本没有必要担心。当然这个时候言论同样是控制的，不过是由新左派所说的“右派”控制着。
6.4事件后，现实政治稳定的要求，促使当局重新控制言论，实行校正式的舆论导向，这就是所谓弘扬主旋律的政策。一时间“主旋律”书籍文章电影纷至沓来，报刊言论再次变得形式化和没有内容起来。由于旧的传统观念的影响，加上反右必倡左。如此，在右派受到批判之时，各种形式的左派及左派言论开始大行其道。用旧的观点评价市场经济、批判市场经济、非议改革以来的政策，是这一时间言论控制负面影响的重要表现。我们新时期经济改革的深入推进所以受到极大的阻力，与这一时期舆论的左倾化影响不无关系，当然也与既得利益者的阻碍有关。今天，理论界对改革尤其是深入改革必要性的认识显得如此稚嫩，认识水平如此低下，与对改革的意识形态合法化宣传不够有很大关系。今天的政治改革，更因为缺少必要的思想理论准备，显示出群体性的迷茫和朦胧，进一步改革面临的许多意识形态障碍至今没有破除。
要知道，言为民声，不同的言论乃是社会不同的人及人群对事物的不同认识、不同感知，也是人们不同愿望和要求的反映。现代政治既然是民主政治、政党政治，是多数人参与的政治，那么让人们说话就是领导和决策者了解民情、集中民众智慧、反映民众意愿所必需的。不同的声音、意见，你不让他说出来，领导怎么能了解；不同的政策主张，你不让他发表，怎么能够对已有的政策主张产生影响，又何以能弥补既定政策的缺陷，决策者又怎么能开拓思路，比较认识不同政策主张的优劣呢？
不同的要求、不同的利益倾向，你不让它有一个顺畅的渠道表达出来，公共政策的制定又怎么能做到平衡利益、主持公道、令多数人民群众满意呢？毛主席说过，让人说话天不会掉下来。历史证明，什么时候党的领导层发扬民主、广开言路，什么时候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就比较顺利，就较少挫折和失败，反之则相反。遵义会议之后到全国解放相当长的时期内是如此，改革开放后这几十年大部分的时间也是如此。
言论开放与政治稳定、言论自由与政权巩固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像我们一直一来所认识的那样紧密。地位很不巩固的皇帝或者遭到众多反对的专制统治者，可能一两句反对的话，一两段口号式的言论，便使其政权处于危险中，因为它本身就天天处在这样的危机环境中。对于政党政治民主政治下的政权来说，它的稳定依赖于体制结构的合理性与基本政治体制的正常有效运行。实践证明，如果一个社会关系体制是合理有效的，则不论人们怎么非议它怀疑它，它照样功能良好、有效运转。大包干农业生产关系体制，从个别地区农民偷偷摸摸的建立，到允许看允许学、允许争论，再到推荐使用、为之辩护、普遍发展，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这一体制是在充满争议与非议中建立运行的。争议乃至非议，并没有影响大包干体制的优越性，也没有从根本上影响该体制的有效运转。同样，今天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制的稳定与发展，依赖的不是社教运动与反和平演变的政治宣传，也不是那一系列满是漏洞、左的可爱的新左派老左派观念做出了什么贡献，而是改革开放的新体制的巨大功效和人民群众对这一体制的真心拥护。邓小平同志一语道破天机：没有改革开放这些年的成就，6·4这一关我们过不了。
意识形态宣传和抽象的价值观念弘扬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的功效，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虽然我们反复说“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虽然我们天天宣传孔繁森牛玉儒的先进事迹，在思想文化领域，反腐败倡廉政始终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观念，但是，由于我们干部选拔评价体制存在根本的缺陷，社会公共权力的使用缺少基本的制约，官风的问题、腐败的问题，并没有因为这一占统治地位或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观念的强大而有所改变，倒是有不断恶化的趋势。一些新左派朋友总希望从意识形态上找到产生这些不良现象的原因，结果发现，一些主流经济学家主张追求利益最大化是理性人的基本特征，发现他们还在说“腐败出一套新体制”，“腐败是次优选择”，就因此认为，时下无节制的物质主义追求，腐败公行，正是这类主流经济学家的错误观念造成的。这其实是太看高了观念的作用了，也太看重了经济学家的社会作用了。如果真是这样，这几年经济学家磨破嘴皮天天唠叨“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戒除垄断，减少政府管制”，发表的文章不计其数，怎么不见有多少实际的影响，不见有多少现实的改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