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很多年以后，我陷入了真正的迷宫。整个夏天，我都在江南游荡。后来，有一辆破旧的长途车，把我带到了苏州。本来我不打算去那里，因为我对苏州园林丝毫不感兴趣（尽管我的集邮册里珍藏着一套精美的苏州园林邮票），但我还是去了，仿佛抵挡不了天堂的召唤。应当承认那座城市所代表的唯美的生活情趣对我的诱惑，革命教育并没使我的六根清净，各种俗念一不留神就露出马脚。好在这时，我的心态已放平了许多。我的生活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与此同时，差不多已经把李秀成忘得一干二净，说得严重点，我早已背叛了少年的梦想，我在了解到凡俗生活的不可更改之后，看到了并且尊重着它的价值。
这个时候，我无意识地潜入一座巨大的府宅：忠王府。忠王。这两个字令我一下子回到二十年前，看到作业本背面那些铁盔铁甲的英雄身影——李秀成！他居然住在这里！尽管太平天国确曾是我一度迷恋过的天国，但我对他的知识却少得可怜，来苏州前，竟不知道这里曾是李秀成的政治基地。如今，我不是以一个同志而是以一个游客的身份来到这里，这里的一切都那么适合于我的游客角色——它的殿堂、它的游廊、它的花园、它的戏楼，每一处都印证着门票的价值。唯有一点，那就是不大像革命圣地。它会令朝拜者大失所望，它的奢华消解了革命的严肃性。
忠王府被纳入了苏州的主题之中。苏州的主题是享乐。我这样说，丝毫没有对苏州的贬意，因为这份享乐是苏州人自己所创造的，并且由每一个平民百姓分享。这个天堂是他们自己的，谁也夺不走，夺走了他们还会再创造。苏州人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制造出无尽的情趣，他们精致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表明了中国人的生活智慧和生活态度。革命的最终目标，通俗地说，也是使每一个人都过上好日子。然而，当革命者一心营造自家的乐园，情况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忠王府我们不难发现，苏州每一个美好的细节，最终都成为打造忠王府的好素材，出现在忠王府的视觉图景中，被高高的红墙封锁起来。这些红墙把苏州分割成两个部分：平民的市井，和贵族的特区。市井受到约束，而特区则可为所欲为。
历史中那些被红墙遮掩起来的部分如今已经彻底裸露出来，时间瓦解了他们的权力，他们的隐私已得不到任何保护。即使是历史的发霉部分，也可以拿到太阳下面晾晒了。这是历史的规律，是前人的尴尬和后人的荣幸。有趣的是，当人们获得了精读历史的权利的时候，他们却又都在真相面前止步不前。在禁忌的年代里人们可以执著于对真理的探寻，不惜代价，而当冰川纪过去，风暴不再，那些探寻的目光却随风险一同散去。仿佛真理和风险是一种同谋关系。如果没有了风险，如果在历史的隧洞中探密如同在自家的庭院里漫步一样悠然自得，而不再需要勇气，探险者就会觉得索然无味，人们也就失去了对历史真相的兴趣。也许这，也是市井小民总对来路不明的小道消息情有独钟，而从不关心公开发表的报章新闻的原因之一。
来忠王府游览的人们于是都沉醉于它辉煌典雅的建筑格局中了，而它的主人，以及那场惊心动魄的风暴，对他们来说，已经无关紧要。面对历史，人们只顾顺从外表的诱惑，而没人再去追问它们背后的深意。如果我们坚持将这座府宅从革命的背景中剥离出去，而仅仅从建筑文化的角度去打量它，应当说，它是精美绝伦，无懈可击的。它对空间节奏的掌握和对细节的处理，刚好契合了人性深处的某种渴望。那些在阳光下排列的廊柱和重叠的飞檐，铺展着它的气派与奢华；而欲望与欢乐，也在每一个角落闪动。我至今清楚地记得府宅里的那座戏楼，记得那巨大的厅堂和雕镂考究的舞台。这样的奢侈在苏州城是绝无仅有的一例。锣鼓响处，李秀成便是戏楼里唯一的观众，当然，那些服侍他的下人和身边围绕的献媚者除外。然而，他是否也能同样将自己的表演看得分明？
由于权力的不受制约，因而他们对享乐的投奔，对他们的事业来说绝对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可以说，太平天国由盛及衰的苗头，自洪秀全执意定都南京那一天就开始显现出来。本来，他们可以趁着大好形势，将革命进行到底，直取北京，夺取政权。但是繁华的金陵止住了他们的脚步。船到码头车到站，天堂就在身边，他们有些猝不及防，有些迫不及待，谁都不愿意再在艰难的行军路上颠簸下去了。这些农民一夜之间都变成唯美主义者，灵秀健美的江南一下子成为他们争夺和哄抢的对象。他们的革命在这时暴露出不可告人的一面。他们急匆匆地兑现着自己的野心，再也听不到行军中的马嘶，和旌旗被霜风拍打的劈啪声。激情被香梦解除了武装，杏花春雨的江南无意中成了革命者的敌人，洪秀全躲在江南粉红色的夜晚里，等待着历史的报复。
即使在当时，也有明眼人一眼就看出这份太平图景中蕴含的凶兆。功高爵显的战将罗大纲就是其中之一。过早建都，从军事上讲，不仅给了清廷喘息的机会，而且使南京（天京）成为太平军北上夺取政权的一个沉重包袱，太平军的战略，将由攻转变为守；从政治上讲，则将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变成一个矛盾丛生、贪欲横行的官僚系统。但罗大纲的建议不可能符合洪天王的意愿，相反，殿前右史何震川则因撰写《建天京于金陵论》而被连升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