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李建华教授新著《执政与善治》
（吴晓林，中南大学公共管理系）
政党领导是现代国家政治过程的基本特征，在现代国家的政治过程中，政党是最活跃、最有影响力的政治主体[①]。政党伦理、政党责任在政治实践活动中得到有效发挥并拓展互动，形成了指引和影响政治秩序的价值导向，直接作用于国家机体，生成政治产品。特别是执政党，在现代复杂多变的社会政治条件下，如何把握时代脉搏，夯实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有效整合日趋分散的政治资源，治理日趋膨胀的公共事务，在广阔的决策网络中占据有利节点，推动社会经济进步，都受制于执政党施政过程的价值取向和党组织本身的立党原则。
历史和现实都明确无疑地告诉我们，关涉合法性基础的伦理发挥，直接形成着政党执政成败的合法性资源。由于主流话语不断脱离实际生活，执政党不能掌握社会思想的领导权，“八·一九”后，苏联迅速土崩瓦解，存在近70年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一朝覆亡；与此相反，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自1959年新加坡独立以来，一直执政至今，国富民强，人民行动党之所以能长期保持旺盛生命力，就在于其能够极好地适应社会环境，广泛代表民意，努力塑造大众政党的形象，积聚合法性资源；当政治性格多变、毫无诚信可言的民进党执政群体，不断践踏民意、挑拨族群，不断丧失台湾民众支持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却正在如磁铁般不断激起13亿民众参与和谐社会建设的热情。政党伦理就这样衡量着执政者与人民之间的距离，影响着执政党的治理水平。
就是基于对执政党合法性视角的审视，中南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院院长、知名伦理学教授李建华先生找到了伦理与政党的历史结点，历时三年完成了政治伦理研究的新篇——《执政与善治——执政党伦理研究》。全书洋洋洒洒三十万字，理论剖析力透纸背，个案研究独到深刻，犀利、冷静、透彻地直视现实问题，读来让人颇受教益，不能不说是一部充满公共理性与现实情怀的政治伦理佳作。
全书共分“基本理论：基于政治哲学视角的执政党伦理”、“个案研究：中国共产党伦理的理论与实践”上下两篇十章。作者开宗明义，从政党合法性入手，从政党伦理视角探讨了政党增强政治合法性的法理问题。认为“在社会转型期，各执政党不同程度地存在合法性危机问题”[②]，从伦理视角来看政治合法性主要有三个方面“制度层面的合法律性内生出法权高于党权的伦理原则”、“价值层面的合道德性催生出执政党的道德权威”、“目标层面的合公益性决定了执政党全心为民的伦理宗旨”[③]，要增强党的政治合法性就必须不断加强党的伦理建设。
在社会转型期，任何政治组织都容易产生合法性危机。特别是对发展国家而言，不但要面对经济国际化、全球化的压力，更要面对国内工业化、现代化的急转变革，在这种情况下，如若执政党在政治上丧失权威，就不能有效地推动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还极有可能在急速的变革中被压力冲倒，丧失执政地位，危害政治秩序。对我党而言，社会转型同样给我们带来了伦理困境：“传统利益集团与新阶层集团的利益日益明显，政党权威的合法性资源已定程度受到阶层分化的消解”、转型期面对庞杂的公共事务“需要承载的社会责任也急需增加，这对于只有有限能力的政党来说无疑会出现‘超载’现象”、“公众的公民意识在价值多元化冲击下得到了强化，现代性因素与传统意识形态的冲突也不断地解构着传统合法性基础”、“党内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中损害了政党权威”[④]，怎样有效建设与维护党经过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积累的政治权威资源，对我们这个拥有数千万党员的执政大党来说无疑构成了一个极大的挑战。作者正是本着这样一种缜密的逻辑推理和对现实生活的急切关注，对执政党伦理问题进行了全面剖解。书中不乏至理惠言，作者通过“政党本质及其伦理内生”、“执政党伦理特质”、“执政党伦理的理性基础”、“执政能力的伦理纬度”、“执政党的伦理建设”等五章内容的阐述，在比较的基础上提出了执政党伦理的特性，敏锐地指出：“党必须是一个公益的政党、理性的政党、民主法治的政党、廉洁的政党”[⑤]，执政党的伦理建设需要两个保证“一是以健全的政治制度和法制为核心的制度体系；另一个是执政党党员的道德自律”[⑥]。像这样深刻睿智的分析和见解，尽藏于书中章节段落，令人深思给人启迪。
作为一个以人民利益为旨归，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来说，如何发掘先前革命和建设历程中的伦理资源，丰富执政实践的理论宝库，是当前学术界面对现实问题困扰时对历史的回溯与追问。李建华教授等从浩瀚的党史文献资料入手，提纲挈领地总结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领袖的政党伦理思想，对于加强党的建设提供了历史借鉴和指导价值。作者针对目前党内存在的道德失范现象和原因进行了全面分析，指出“中国共产党自身的伦理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复杂的文明建设过程……必须根据党的角色定位及其组织使命的要求，以三个代表为原则，以三观教育为基础，以三讲为实施办法，以法制为制度保障，才能完成组织主体精神世界的境界升华，进而实现组织自身的道德崇高”[⑦]。这些都是作者在本书下篇中奉献给读者的有益养分。
如果说将加强执政党伦理建设的缘由完全归于当前纷繁复杂的社会形势，毋宁归于执政主体本身的需要。因为基于应对社会责任回应为目的的道德提升似乎更多地沾上了被动的意味，这样的伦理建设永远不能先行于社会，助于执政主体执政资源的主动积累，只有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面前结合现实需要充分展望未来，才能在伦理视野中为执政实践提供先验式的道德权威。作者本书无疑打开了政党政治研究的另一扇门，为政治学特别是政党政治学增添了一朵美丽奇葩。
[①]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111
[②]李建华等：执政与善治——执政党伦理研究[M]，人民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页
[③]同上，参见本书导论。
[④]同上，参见本书第14-17页
[⑤]同上，参见本书第179-181页
[⑥]同上，参见本书第189页
[⑦]同上，参见本书第3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