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仁，周其仁。

2006年12月30日，一场大雪悄然而至，窗外白雪皑皑，银装素裹。起晚了爬起来脸也没洗飞身而去，没有心情欣赏雪景，赶着去听周其仁教授最后一堂课，就是不迟到，听教授的课，永远都是起个大早赶个晚集，明星教授，旁听的人太多，教授的课发放座号，先保证那些选课的同学听课，后面的座位永远是旁听者必争之地。

课堂上，周老师还像往常一样，手持麦克绘声绘色地站着讲课。其仁教授上课的风格历来如此，四个小时包括中间休息，始终保持站立姿势，身体基本不动，他说这是听弗里德曼的课学来的传统。最后一节课下课后，教授说感谢大家提那么多好的问题启发思维，感谢大家坚持到底听课。同学们的掌声经久不息，以这样的方式向教授表达最崇高的敬意，第一次见到教授露出略带羞涩腼腆的笑容，站在那里环望着大家，良久…

教授的《新制度经济学》是给双学位的本科生开的选修课，2001年到2005年教授每年春季在浙大上课，秋季在北大上课，从2006年开始每年春季又在复旦上课，上课时间都是周六上午8点到12点。不论在哪里，周老师的课堂一定是自始至终地人满为患，教授不但学识上冰冻三尺，其讲课精彩程度非一般人能企及。整整四个小时，教授讲课从不卡壳，通过非常逻辑的话语阐释新制度经济学原理，措辞严谨，滴水不漏，这背后的有力支撑是亲历亲为的实地调查研究，从真实世界可观察的现象入手，在理论和实践中来来回回，这是其仁教授区别于黑板经济学家主要特色。教授讲课也不乏幽默，幽默不同于搞笑，往往下面的同学笑得人仰马翻教授还像没那回事一样继续讲…从来没有一个老师能把经济学讲得那么生动过，被评为“北大最受欢迎的老师”实至名归！而他自己却说：我开的是选修课，听我的课的当然是喜欢这门课的，当然评价就高。的确有道理，但是他第一节课就说过，不点名，只要选了这门课到期末参加考试就行，来不来上课无所谓，老师这样软约束，学生却硬约束自己周六上午起个大早连坐四个钟头，这样的老师有几人，这不是实力是什么？

有实力当然有魅力！除了本校学生，听课的来自各界八方：邻居院校的学生群体首当其冲（我属于此类），来北大进修访问的学者，还有就是各路新闻媒体，大家在这里聆听大师的声音、感受大师的风采、与大师面对面交流、共享精神饕餮大餐。“走过的路过的千万不要错过”“哈尔滨香港的，南来得北往的”这样的吆喝用到这里丝毫不过分。不过也真的见到过这种情形，看到教室里黑压压的一片人全神贯注痴狂地听课，开个小门探进脑袋瞅瞅、听听，觉得有意思也不管什么课，走进教室立在那里就有滋有味地听了起来。一个知名学者能够坚持给本科生上课，其精神风貌和对真实世界的真切关注感染着每一个人，同学们的学习兴头也很足，课间休息教授总是被围得有水泄不通讨论问题，师生良性互动，教学相长，于教者和授者，都是一种愉悦地享受。

教授这学期的课结束了，回顾十几讲，围绕着“稀缺-竞争-约束-产权与转让权-交易与交易费用-企业与组织-国家理论与制度变迁”这一主线，思路清晰、内容一脉相承。一学期的课程下来，收获的不仅是知识，很难想象现在再来思考经济学问题时，再拘泥于新古典范式而不考虑制度变量。更深入骨髓的收获是思想和认识世界的全新视角和方法。爱屋及乌，对老师的课堂上所讲感兴趣，自然就对教授本身感兴趣，每次在媒体上看到教授的相关新闻或者讲演、文章，忍不住要留意。关注久了自然会发现，感觉好像对教授非常了解，虽然我只是其仁教授的众多拥趸之一，在媒体或者网上看到其仁教授，总觉得陌生又熟悉，亲切感油然而生。一直以来是其仁教授的课给了我一个盼望周末的理由，一个学期十几周的课程，每周四个小时，其仁教授的形象栩栩如生地烙在脑海里…

其仁教授求学经历颇为复杂，早年在黑龙江农场下乡，被发配到完达山深山老林狩猎七年半，读父亲从上海寄去的马克思《资本论》时已经完全脱离了西方工业化发达经济的现实基础，是《资本论》中引用的很有文采的西方文学著作名句吸引了他。“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吧”，（但丁《神曲》炼狱篇）让我喜欢。“这里就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吧”（《伊索寓言》）令人欣赏。“真爱情的道路决不是平坦的”（莎士比亚），被用来形容商品追逐货币之艰难，实在妙不可言。还有歌德、伏尔泰。当我读到罗马皇帝因为儿子不同意征收厕所税，脱口说出“货币没有臭味”的时候，就是再劳累，也会放声一笑…”。当然《资本论》也是教授接触的第一本完全意义上的学术著作，当他第一次翻阅《资本论》的时候，就对书中密集而详尽的注释(仅第一卷就有注释251条)感到吃惊。和当时已被简化为语录的毛泽东思想的表达方式很是不同，更与那些自封的“马克思主义大批判作品”大相径庭。观察到那个时代在“大田”和“自留地”人们的行为方式天壤之别给其仁教授上了第一堂制度经济学课，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其仁教授直到28岁国家重新恢复高考才考上大学，这种不可的复制的生活求学经历，为教授以后实地调查的研究之路奠定了经验基础，也是早期成为农村问题专家的经验基础。同时教授也撰文说实地调查从身边的现象入手也是经济学鼻祖留下来的传统：翻开《国富论》，第一篇第一章，开首就是一家英国扣针制造业的小工厂。斯密的实地观察入细入微：10个工人，稍加分工，配以简陋的设备，日产扣针48000枚；要是不分工，“他们各自独立工作，……不论是谁，绝对不能一日制造20枚针，说不定一天连一枚针也制造不出来”——就是说，生产率因简单的分工而上升了240倍甚至4800倍！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学著作就是这样开篇的。不是概念，不是思辨，也不是真假难辨的奇闻，而是任何人都不难观察到的普通现象。没有深奥的术语，更没有花拳绣腿，就是用明晰优雅的英语——而不是当时英国的饱学之士喜欢的拉丁语言——娓娓道来。斯密抓住的现象是如此平实，以至于根本无须交代“我见过的这样一个小工厂”的种种细节，而是单刀直入，直面真实而又高度简化的分工现象。是的，只有最普遍的现象才可以这样处理，在工业化时代已经来临的英国，这样的小工厂随处可见。然后才开始阐释。为什么分工可以成百上千倍地提升生产率？为什么妙不可言的分工本身受制于市场规模？市场究竟是怎样运转的？为什么要货币？商品到底是怎样成交的？什么是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商品的市场之价如何形成，又如何分配为工资、利润和地租？然后是资本与资本的积累，然后才是……

不容易相信，如此洋洋大观、被称为“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心灵，同时也是整个时代的一部呕心之作”的划时代经济学著作，就是从一个简单现象出发的。后人讲到斯密，不是“看不见的手”，就是“自利和理性”。对吗？不好说错——斯密理论的核心正在于此。但是少有人问：斯密的理论到底是解释什么的？更少有人想：离开了那可观察的现象，理论犹如脱离身躯之魂，还那样容易被理解和掌握吗？（周其仁，2006）

教授走经济科学学术研究之路也受到了华人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的影响，其仁教授这样评价张五常：他的基础稳固，出发点简单明了，推理和分析逻辑井然，坚持的理念多少年寸步不移；同时，他敢碰的题材千变万化，视角每每与众不同，结论奇而不怪，大小文章总是新意昂然…张五常的文字浅白，观察到的现象不是稀世奇闻，理论简洁，从不故扮玄虚，不堆砌复杂的方程式，也少用让人眼花缭乱的数据。是的，五常风格令很多像我这样肯定不是天才的人，也以为有机会学得他的本领。这是我对天下有那么多“五常迷”的一个解释。搞科学不是拜菩萨，有机会学到的，吸引力才够大…很喜欢张五常《经济解释》里的一句话：最蠢的就是试图解释不存在的现象，试看今天的学术研究，有多少是在切切实实做实地调查深入到真实世界解释真实存在的现象呢？很多劳什子的学术论文就是头脑里先理所当然假想一个问题，不管是不是真实存在，然后用各种技术手段各种高深理论去“研究”去“解决问题”。其仁教授是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长江商学院的特聘教授，没有官位，始终持有一个学者独立的思想天马行空地去观察解释真实世界，多数人会认为他们聪明有天分，善于把握机遇；他们读书勤奋，厚积而薄发；他们阅历丰富，能运筹帷幄；他们洞悉社会，明白事理……等等不一而足。不错，这些的确成就了他们，但这并不能充分解释他们能在有同样条件也同样出色的“名人”中也能如此地卓越不凡。周教授给你一个肩膀，他让你站上去，在他的肩膀上，你会看得更远…

周老师在课上说走经验科学路线的人，不能太幻想经济理论能多么地改造世界。要学会何处用“心”，何处用“脑”：学经济会遇到很多困难。其中一个困难，就是我们在分析经济现象的时候，常常不知道何处用心，何处“用脑”。这里所谓“用心”，就是对任何经济现象，我们总有自己的情感、好恶、是非标准或道德标准。所谓“用脑”，就是对经济行为的逻辑有一个理智的判断或推断。人是万物之灵，灵在人在有情感，又有理智。困难在于，在分析经济现象的时候，人的情感与理智常常容易用错了地方。学经济难就难在不容易做到把情感的因素尽可能地放在一边，比较客观地看世界。不是说不要情感、不要价值观、不讲是非，但是一定要把情感、愿望与事情本身的规律和结果，冷静地分开来处理。

其仁教授还说，有时候真的很羡慕自然科学家，他们少有“心”“脑”问题的困扰。“推断地震的发生条件，一般不会被人怀疑“喜欢地震”，正如研究艾滋病，通常不会被怀疑“究竟拿了艾滋病毒多少好处”。研究人在社会里的行为，麻烦从来就比较大。用脑得出的见解和判断，要经受情感甚至情绪的蹂躏和审判。不问青红皂白的“愤青”倒也罢了，可是居然还有“愤老”。有什么办法呢？慢慢来吧…”

新年伊始，2007年1月1日《经济观察报》新年特刊人物专辑——转型力量·思想以媒体公众的角度这样评价其仁教授：猎人出身的周其仁日前是北京大学最受欢迎的教授之一，他教书的内容，主要是新制度经济学，而他的研究则是以实地调查为主。其著作涉及产权与和约、经济制度变迁、企业与市场组织，以及垄断与管制改革等，文笔流畅，不滞于物。有人说，这将是一些经济历史学者不会忽略的随笔小文章。他非常熟悉中国农村改革历程。他用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分析、观察真实世界，用微观笔法解释真实世界。面对否定国企改革等思潮，他实事求是，据理力争。经济学家理应在经济研究领域向决策机构提供可靠、可行的研究成果，而不能成为大众面前自我加冕、起哄乱言的投机家。周其仁先生是经济学家中的榜样。他亲历实地的调查，客观理性的分析，忠实严谨的写作，也是新闻记者的榜样。

标准的简历是这样介绍的：

周其仁，生于1950年8月7日。早年在黑龙江下乡，其中在完达山狩猎七年半。1978年至1982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大学毕业后在国务院发展研究所工作，主要为中央制定农村经济政策提供中长期背景研究。其间专业研究领域包括农村和国民经济结构变化、土地制度和乡镇企业发展，主要的成果包括著作两本，重要论文若干篇，并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等奖励。1989年至1995年在英美访问求学。先后在科罗拉多大学、芝哥大学和洛杉矶加州大学学习，获得博士资格。1996年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2001年起，每年春季在浙大任教，秋季在北大任教。自1995年底回国以来，周教授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为博士、硕士和双学位学生相继开设了有关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发展经济学类课程。通过大量的课堂讨论和课下阅读，这些课程有效培养了学生们在对真实世界的观察中运用理论、发展理论的兴趣和能力。

一直不知道“学者风范”的含义，听周老师的课，看他的书读他的文章，通过媒体关注其仁教授，才知道那是学者行为的一种高品位的标准。当然不是硬性的规定，而是一种感召，让你心向往之，就是距离很远也不放弃，就是要仿他、学他、靠近他。教授分明不是那种令人高山仰止的学问家——你一看就知道学而无望，“仰止”算了。

衷心感谢其仁教授！感谢他的工作和精神带给自己的启发、激励和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