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汉语趣谈
汉语使用汉字，山东邹平丁公陶文和山西陶寺毛笔朱书是4000多年前的汉字。《尚书》有古文和今文之分。古文确实来自三代史书，但与楚简对比就知道，现在的版本已经与先秦、秦汉时不大一样了。
用S代表主语，用V代表谓语动词，用O代表宾语，汉语基本上属于SVO结构。藏语、羌语、蒙古语等是SOV结构，高山族语言是VSO结构。易洛魁人莫哈克部落的莫哈克语，宾语在动词两边同时出现。如“我读书”，在莫哈克语中是“我书读书”，“我尝到了读书的甜头”在莫哈克语中是“我书读书的甜头尝到了书读书的甜头。”可以定义为SOVO语序。这是轩辕黄帝的语言吗？羌族是炎帝后裔之一，羌语有声调，与汉语相似，却是SOV结构。汉语应是不同语言互相影响、彼此融合的结晶。原始汉语应当是有形态变化的。
国外有人推测，大多数印第安语言最终有亲缘关系，正是一语道破天机。印第安人故乡主要在中国,从旧石器时代到中世纪，中国人陆续到美洲去，留下了丰富的文献文物证据。从语言学来讲，印第安语言保存了使用者迁出故土时的特征。比如玛雅语与汉语词汇对比发现，玛雅语与汉语分离是在５０００年前。这一结论与少昊生活在５０００多年前相符，也与玛雅历法大周期从公元前３１１４年开始相符。如果东亚语言学家能到美洲研究印第安语言，应当能取得更大的突破。这需要有识之士共同努力!
藏语与汉语是否同源？国内外学者已有过不少探索。藏语是SOV结构，有四声（部分方言无声调）。藏语名词、代词、数词、动词等许多基本词汇与汉语同源，如数词一至十，代词我、吾、汝、其……发音相近或相同。没有任何一种语言的基本词靠全部借用。古汉语“其”与藏语gji的发音、用法严格对应，更是借用无法解释的。这只能说明,古藏语与古汉语的同源词的真实背景是，变化较小又与其它语言接触少的古藏语保存着较多的原始特征，变化很大的汉语在上古时代的一个基础语言应与古藏语同源。这是中国历史的特点。学者应当予以考虑。谁要再将今天的汉语当作原始形式，就是故意颠倒黑白。
汉语的声调演化可从文献和现代方言来推求。王力先生认为上古汉语声调分平入两大类，各分长短。在声调中音高音长都可以起决定作有，与汉藏语系许多语言里元音分长短的普遍特征相似。古人讲话现在的人听不到，汉语与外族语对译时的译音词成为揭开谜底的钥匙。在来自梵语的音译词中，梵语低调音节总译作去声汉字，所以知道去声是低平调。梵语高平调音节总译作上声汉字，所以知道上声是高平调。平声为中平调。东汉时入声有-b,-d,-g,-s韵尾，在现代汉语多数方言中都消失了。
古代，汉字的注音方式主要有反切，就是上一字的声母与下一字的韵母相拼。如“东，都宗切”。反切之前使用“读若”，即用同音字注音。一般认为反切是从东汉末开始的。但这以前已有用例,不是注音，而是正式的表达。《诗·新台》：“鱼网之设，鸿则离之”。鸿历来被解释为鸿鹄——天鹅，可鸿鹄怎么会进入鱼网？得到鸿鹄是好事，但与上下文意境矛盾。闻一多先生指出，苦龙是蛤蟆的别名,切音为鸿。蛤蟆进鱼网就不奇怪了。《周礼·考工记·玉人》：“大圭，杼上终葵首”，终葵二字是椎的切音，指圭上部尖，如椎形。“疾言”（说快了）是“椎”，“缓言”（说慢了）是“终葵”（黄生《义府》)。商代有一位王叫河亶（dǎn）甲，甲骨文作“戔甲”，显然这同样是“疾言”与“缓言”的区别。王大有先生认为中美洲的科潘河（Copan）之名来自殷都的洹河，是符合商代语音实际的。由于语言演变，唐宋时的注音与现代汉语普通话相比，有的已经不同了。如“亥，胡改切”，读上声，今读去声。中古的声调与现在是不同的概念。
先秦的书面语与口语差距不太大。《诗经》今天读来不太容易，周代则是口头上唱的。时代在前进，语言在发展，可古代文人一味仿古。到了二十世纪上半叶许多人还在用文言文。白话文在唐代已经出现，叫变文。元曲、明清小说把人民的活语言融入文学作品，可以说是现代汉语改用白话文的基础。《山海经》主要部分在战国时代已成书，可其语言比其它同时代文献平易，这是由于作者或口述者为巫，采用的是口语，比其它文献更接近于中古和现代的语言。
拉萨大昭寺前的唐蕃会盟碑，碑文使用汉藏两种文字
西汉征服西域后，汉语、汉字一度成为西域的通行语文。朝鲜、日本、越南、琉球等没有本民族文字的时代，人们学汉语，用汉字写作。日本早期史书《古事记》全用汉语写成。现在的人们学外语觉得难，外国人学汉语同样难，可古代，周边各族各国采用汉语汉字，不也很难吗？这是当时中国文化的地位使然，没有强迫，没有命令，他们自愿学习和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