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珉：乡土日记（专栏）

陈嘉珉：乡土日记（日志）

2003年初我头脑发热，把二十年前几篇陈旧的《乡土日记》贴到一个著名论坛里，结果最多一两天，少则几分钟就被删除了。后来又连续贴到几个权威的官方网站论坛，仍然遭遇同样的命运。有个论坛版主说我有“混乱意识”，是“没有受过良好健康教育的反映”，警告我不要贴这种“土东东”来“污染论坛”。

可是对一个少小生活贫寒、三岁几于殁命、九岁始读书识字、十三岁才有鞋穿……的放牛娃，我哪有机会接受“良好健康教育”啊！这难道是我的错吗？如果真是我的错我也能接受，但在一个和平文明的社会里，应该多一些拥有“健康心理”的“文明贵族”，高抬起他们的贵手，来宽容那些天生没有条件接受“良好健康教育”的人，才对啊。

我听不懂“意识”这玩意，这是我真实的“生活”，怎么会是玄乎的“意识”呢？“混乱”倒可能是真的，因为我的真实生活本身就是“混乱”的，而且我不是作家，不是靠“国家俸禄”和“嗟来之食”作为生计的人，不会用一个字来伪装我的实际生活和独特的生活方式。虽然作为市场中人，我也不会用市场营销的手段来推销这些拙劣的文字。

有位网友不解地说：“这些《乡土日记》不像是编的，而似乎真是在长期中写成的，怎么会有这样的写作动机和习惯呵，且不为名利？”我相信如果有更多的人读这些“混乱”的文字，都可能会有这种疑问。因此我须在此说明一下——

我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读中学时，遇到一位被“反右”运动打到乡下来的语文老师，他是五十年代北大历史系的毕业生。这位令人尊敬的老师教课有三个特点。一是作文多，他说语文没什么好学的，就是一个读、说、写，一个人学文化是为了交流，说、写都是交流的手段，而读则是做好交流的基础，所以把上学叫“读书”。但“读”不仅要“读书本”，还要“读生活”。二是他的作文课老是布置我们写日记，他说写日记可以不按章法来写，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他常把写日记当作周末和假期作业布置给我们做。而在他的眼里，我是把这个“作业”做得最好的一个。我写日记感觉很轻松，像自由地玩耍一样，大概是因为我天生的性格适合于做这种不规范的“游戏”。三是他批改作文（日记）从不修改内容，只修改字词、文法和各种修辞表达方法，于是我写作文（日记）就觉得有了“空子”可钻，只注意表达问题，而不考虑内容，感觉什么好玩、有意思就写什么。他对我的日记表扬过好几次，还把一篇名为《三秋一日》的日记体散文亲手刻印了几百份，当作范文散发给全校同学“学习”。在这位老师的影响下，我写“日记”和“乱写”的习惯就从那时形成了。

我长期生活、工作在偏远落后的农村，对自己那些全是泥土味、表现“非文明”生活、反映“不健康”思想的“日记”一点自信都没有，总感觉它与时代格格不入，与我听惯的声音和看惯的文字不相容。因此曾几度中断写日记，对被妻子丢在储藏室里的那箱用圆珠笔、铅笔和毛笔写成的日记，好几年都没去理睬它一下。后来有一天我发现好奇心极强的9岁的儿子，在储藏室里翻阅那些日记，还把其中的一些故事当作笑料讲给我听。儿子说他要把那些破旧的日记本捡回来放在书架上，我看他很开心的样子，就同意了。我的幼小的儿子可算是第一个阅读和喜欢这些“土玩艺”的“城里人”。

使我真正“捡回”这些日记，是九十年代初到北京大学进修之后。在北大三年听了很多讲座，我这个三十几岁的“乡巴佬”才知道会说话的嘴巴，是完全可以用不同的“声音”和“语法”来说话的，而且这是一个人最基本的权利之一，因此不必为自己讲错了的真话而感到羞愧。于是我又把“写日记”断断续续地坚持下来，并在茶余饭后把从前的“日记”一篇一篇地录入电脑。要不是有这个“从天而降”的可以自主支配的“博客”，我不会有信心把这近百万字的“日记”贴出来。我相信这些“土玩艺”是有“价值”的——那就是——给吃“西餐”的现代人增加一点“野味”——当然也会使许多的“土洋人”作呕！

（陈嘉珉，2007年10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