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TAXI上与司机聊天，这位老哥有把子年纪了，属于北京“资深政治评论员”一类的“高层次的哥”。他回忆说，当年小平同志提出GDP要翻两番，全国老百姓何等激动；到上个世纪末，终于实现了总量翻两番，那时我们是多么自豪；后来提出在此的基础上再翻两番，老百姓也是欢欣鼓舞。可到现在，再次提出“翻两番”的概念，而且是“人均”，这当然是好事，不过老百姓咋就没感觉了呢？

　　由此想到，最近有一位在联合国所属国际组织工作的朋友问我，中国的中位收入是多少。回想起来，好像国家统计局从来没有公布过这个数据。收集了1978年以来历年的及用“五等分法”分组统计的城乡平均收入，计算了一番，发现中国的平均收入线明显是向上偏的，这条线划在了中等收入组与中等偏上组的平均收入之间，估算下来，保守的是60%，最有可能是在65%左右，激进点说在70%上下也不是没有根据。这也就是说，中国的30—35%的“富人”的收入把65—70%“非富人”给提拉起来，形成了这条常挂在嘴边的“平均收入”线。

　　于是又想到一个问题，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提出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个决定无疑是正确的。后来在执行中有点过，老百姓就有意见了。但是，公众的议论大多将视线聚焦在“一部分”上。可从社会政策的视角看，这句话最为关键的当属那个“让”字。君不见，2006年以来，一些城市的地方政府对房地产商明里“不让”暗里“让”，结果这个群体就赚钱就赚得“不好意思”了，并当仁不让地占据了富豪榜的相当一部分。

　　改革开放马上就30年了，中国的以平均9.67%的速度一路领先地跑到现在；展望未来，据国内、国际专家预测，中国还可以继续以这种速度跑上20多年。与十七大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社会和谐相一致，与分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成果相匹配，我们是否可以把“让普通老百姓‘中产’起来”作为一个美好的愿景提出来。

　　因此而联想到，最近在清华大学举办的研讨会上，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王一江教授提出，可以考虑大幅度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月收入一万元不要作为高收入人群调节的主要对象，而应是进入中产阶层的起点。窃以为王教授的建议很有见地，要实现以上所述的美好愿景，政府在税收方面“让利”的空间其实是很大的。

　　王教授认为：目前月收入1600元作为起征点过低了，非常赞同：2007年前三季度，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16675元，月平均1853元，以1600元作为起征点，就意味着工资收入在平均工资86%左右的“单位在岗职工”就要交税了。

　　王教授还认为：把年收入12万元以上的群体视为高收入人群不太合适，这也有道理：“中产”之产，首先是房产吧。现在的楼盘，动辄以百万计，月入1万，不吃不喝，也起码得十年才能买上房。所以，月入1万，其实还是“悉悉碎”。还是把富人的桂冠戴到年收入50万元以上的富豪头上吧，把年收入1万与富人等同起来好像是个“阴谋”。

　　中产阶层对社会稳定的好处最近已经说的很多了，明智的政策选择当然是要使这个阶层尽快发展起来。现在讲“民生”，似乎只与低收入群体相关，这显然是误解。在当今中国，真正的民生问题解决之道，必然是要“让”普通老百姓都“中产”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