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主创新产品的市场转化难题要解决，固然离不开企业通过自我提升以突破自身营销瓶颈，但更为迫切的，则是寻求相关政策的配套和支持，破除其自身无法逾越的外部屏障。

而要从根本上实现这一热望，关键在于中国的创新政策要从整个体系上进行转轨，转向以市场需求鼓励企业和整个国家自主创新的模式，让企业真正成为创新主体，有效激发其创新活力，使创新成为一股催生和创造财富的重要力量。

创新政策体系的转轨趋势，有着怎样的历史前奏与现实依据？又该如何推进并迎接这一转向的到来？带着这样的疑问，笔者日前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与张文魁副所长进行了交流。

传统创新体系是个“闭循环”

朱　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新经济导刊主编）：在谈论起恩必普的市场困境时，大多数人认为石药自主研产创新药的初衷丝毫没有问题，是利国利民的。但也有人表示疑问：当初在做投资决定时，有没有认真考虑过它将来的市场需求以及经营难度？

张文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石药研产的新药恩必普，作为一款治疗脑血管疾病的重大创新药物，我想它首先是有市场需求的，政府也有义务为屈指可数的自主创新药开通“绿色通道”，将这种市场和社会的需求有效地转化为企业的经济效益。

至于有人把它现在遇到困难的账，算到之前的决策环节上，反映出的还是我们似乎没有冷静想过：国家重视科技这么多年了，中国创新资源这么多，中国人又这么聪明，中国的自主创新为什么老不行？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中国自主创新今天的滞后局面？我们一起来分析分析。

朱　敏：我所知道的是，这里面有我们对知识产权重视不够，以及科研与企业“两张皮”的问题，还有就是国家投入资金不足。

张文魁：你说的这些确实都在制约创新。不过，尤其是后面一点，还只是表象。

朱　敏：您认为还有什么因素更为深层次地影响着中国的创新进程？

张文魁：实际上我们突然发现，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中国的创新体系和创新政策，是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联系在一起的，打上了很强的计划经济烙印，与市场经济的需求不是很符合。中国改革开放近30年，改革最慢的部门是什么？科教文卫，首当其冲的就是科研。

在“两弹一星”背景下，中国建立起了一个国家创新体系，我们把它叫作“创新供给促进政策”。这种体系主要表现为产业发展政策和科技计划，如《汽车产业发展政策》、国家科技攻关计划、科技产业化环境建设计划等，旨在鼓励企业、科研院所、高校开展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活动，研制开发相关产品……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促进了技术的，但存在很大局限性。国家的创新资源都投向了科研单位和国有企业，而且那些供给不需要市场需求拉动，像“两弹一星”，造出来放在那里，更不用考虑买家了。

朱　敏：那是一种更为特殊的政府采购了。

张文魁：即使是采购，像军用品都是军方直接订购直接付款，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的市场需求。这样就导致我们过去的创新体系是个“闭循环”。

朱　敏：一个封闭的体系？

张文魁：对。这个“闭循环”就是，研发项目一直沿着“立项目—要资金—出成果—搞鉴定—评奖项—调职称—立新项”的封闭路径，无法与市场接轨，导致研发与市场“两张皮”，浪费了大量的创新资源。创新项目具有强烈的鉴定和评奖导向，而不是市场和效益导向。许多研发成果获奖一大堆，专利也不少，但能实现产业化的并不多。鉴定和评奖导向也显著地增加了创新过程中的道德风险和腐败行为，有很多连鉴定都是假的。前些年，上海交大微电子学院的“汉芯”项目弄虚作假、骗取国家上亿研发资金，就是一个典型事例。

朱　敏：这种立项和鉴定都缺乏科学性，与市场是脱节的。其实研发产品真正的前端应该在市场，首先考虑需求，再通过相应的政策来配套拉动。

张文魁：你说的对。仅仅组织企业和科研单位进行项目攻关，并不能保证攻关成果顺利转化为规模化生产的产品，更不能保证这些产品真正符合市场需求了。你说的这点，就要靠一种与“创新供给促进政策”相对的、更符合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的创新体系来实现，这就是“创新需求鼓励政策”。最近我们一直在呼吁这个。

创新政策应转向重视需求鼓励

朱　敏：“创新需求鼓励政策”，具体是怎样的一种政策模式？

张文魁：这种创新体系，主要是政府通过直接补贴、税收优惠、价格优惠等措施鼓励用户购买创新产品，通过强制性标准和倾向性措施引导民众使用创新产品，或者以政府采购的方式直接购买创新产品。毕竟，建立在技术研发基础上的创新产品在投放市场之初，由于生产规模小、研发费用分摊大，甚至生产工艺还不太成熟，加上社会化的生产配套体系没有形成，生产成本从而销售价格往往比较高，需求受到抑制。同时，创新产品的性能可能还不为外界所熟悉，会导致使用意愿低。

朱　敏：恩必普这样的创新药，就面临市场接受度低的情况。

张文魁：医药行业，本身在整个市场效益的格局中就表现得低迷，有点“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的意味。在这种不利情况下，需求鼓励政策可以有效提升市场对恩必普这类创新产品的需求，有利于消除创新供给方对于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感，有利于减少它的财务压力，有利于创新供给方的合理竞争，从而刺激供给方的创新活动。

朱　敏：国外的情况是怎样的？

张文魁：在过去，发达国家曾经也以供给促进政策为主，如欧洲国家在航空航天领域、美国和日韩在微电子领域都组织和资助过大型的研发活动。但是，近十几年来，国外越来越重视创新需求鼓励政策，创新供给促进政策退居其次。国际上的研究表明，政府的需求鼓励政策，往往比研发资金拨款等供给促进政策更能有效地带动创新，促进创新走向“研发—生产—销售—再研发”的良性循环。

通过创新需求鼓励，如税收优惠、区别性价格、直接补贴、政府采购等政策，以及标准设定和倾向性措施，一些国家各自形成了具有创新优势和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性产业。像美国的国防工业、韩国的微电子工业、德国等欧盟国家的节能和环保产业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与需求鼓励政策是分不开的。

朱　敏：看来这样的政策模式在国际上已是大势所趋，中国目前有没有迈出相应的步子？

张文魁：中国应该说已经开始引入创新需求鼓励政策了。你看国务院颁布的《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的若干配套政策》就明确规定，要建立财政性资金采购自主创新产品制度。国家税务总局也表示，将对混合动力汽车等产品实行一定的税收优惠。但总体上看，中国创新需求鼓励政策刚起步，与发达国家差距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重供给促进、轻需求鼓励的观念由来已久，并直接影响到国家创新资金分配，已有的创新需求鼓励政策能否真正落到实处，还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朱　敏：就是说，有了政策，还需要配套的鼓励措施。

张文魁：中国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已经确定了核心电子器件、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大型飞机等16个重大专项，目前已开始或准备实施。但从配套角度讲，还应通过强制性标准、政府采购、直接补贴、税收优惠等措施创造和扩大对相关产品的需求；同时要相应改革创新资金的分配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