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的农民与傲慢的哲学家


草树先生-刘伟雄

最近买了一本《社会学家茶座》精华本,里边读到了一篇由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周国平写的一篇“哲学家或中蛊者——记一个为思想而痛苦的农民”的文章。这篇文章中说到,常有一些疯子或半疯子自以为自己是哲学天才,给他写信、打电话或直接找到他,向他提出了一些乱七八糟,没有逻辑论述的哲学观点要求得到他的认可或评价。然而,他对这些家伙感到非常的不耐烦。其中一个安徽的“农民哲学家”,在没有预约的情况下,贸然耗费两个月的工钱特地从温州来到北京找到了哲学家周国平,拿出四张自己写的哲学观点要求得到周的肯定或评价。然而,周看后却立即在内心作出了毫无新鲜观点的评价,并急于找借口打发这个“疯子”,然而又没有及时找的好的借口。于是,在这个“农民哲学家”脆弱而又执着的精神影响下,周又不得不采用了“缓兵之计”终于把打发走了。之后,这个“农民哲学家”不断的给周打电话和写信,然而,这些信中的一些观点却令周逐渐的发现了对方一些不寻常的哲学智慧,而且也不象周开始时认为的那样——对方只是一个没有文化的精神疯子,而是对中外哲学都有一番认识的农民工。于是,将对方的一些观点摘录在他写的这篇文章中,并呼吁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都来关心这一群人,还表示希望社会能够给这些人开辟一些发挥他们才能的渠道。

读了这篇文章以后,我对中国体制内的哲学家们的傲慢以及当今政府对民间思想家们的生存现状缺乏应有关怀感到悲愤。同时也庆幸周没有把对方每次的来信随手丢掉,而且还写了上面提到的那篇文章,这也算是有些觉悟了。

哲学作为人类最高等的学术,其研究成果并不象其它实用学术那样是可以较为直接的为社会创造福利的。它的价值是需要一个完整的学术生态系统去进行各种形式的传播,才能在人类的生产、组织、管理和生活(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中体现出来的。因此,作为哲学的研究者通常是很难自己养活自己的。

体制内的哲学家们有政府的供养,但是民间的哲学家们却只能自生自灭,既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也很难得到家人的理解。这是社会对民间哲学家们生存空间的无形挤压,也是整个社会的悲哀。

作为真正具有哲学天赋的人,其思想和行为一定是怪异的和难于甚至不能自我控制的,因为他们的智慧能量受压抑到一定程度以后是一定要释放出来的。因此,他们给世人的感觉总是天真的和精神疯子似的。历史上的伟大思想家中,凡受到打压者几乎都会常常表现出精神失常的状态。

精神非常正常,没有明显怪癖的伟大哲学家是没有的。因为,智慧(潜逻辑思维能量)天性首先作为直觉能力和作为生物性格能量中精神能量的三大内容(逻辑、意象、情感)之一的逻辑思维能量的最高级形式之一,其能量丰富者自然比一般民众或平庸的学者所能认识到的真理更多也更深刻。又,由于每个人的性格能量总和的差异是很小的,所以,智慧能量高的人在其它一些性格能量,包括意识逻辑和意象思维能量方面也就必然的逊色于常人。所以,智慧高的人所提出的观点往往缺乏逻辑的、实证的和有趣的理论论证。从东方古典学术所谓演绎法的学术方法有别于西方古典学术推理法的学术方法也可以说明,更高的智慧同时也代表了更低的理论论证能力。(公元前东方哲学著作(如道德经、易经、佛经)篇幅简短,西方哲学著作则长篇大论的历史事实不也说明了这一规律吗?)

作为体制内的哲学家们,他们大都并不是具有非凡智慧能力的“疯子”,而只是拥有较丰富哲学知识和较强抽象理论能力的一群平常之人而已。不过,他们显然可以通过借助于历史上众多伟大哲学家的智慧而对哲学具有更深刻的认识和解读能力。因此,他们是可以站在比一般学术更高的地位来指导这个世界的发展和提高民众的素质,以及对“疯子”们的观点加于深究以辨其真伪的。并且,这其实就是他们的职业使命。但是,这一群人在当今社会显然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自身存在的意义。哲学家自己不知道自己的意义在何在,而执着于自身的名利,这不是很悲哀吗?

当今社会哲学界的地位正在受到科学霸权为首的实用主义的猛烈冲击,造成这一局面的因素除了近现代科学技术快速发展之外难道不也是因为体制内哲学的无能和体制外哲学力量受到压制造成的吗?

也许有人会问,这些民间的“疯子”没有丰富的哲学知识仅仅依靠智慧的天性如何胜任得了高深的哲学问题的研究呢?其实,越是高等的学术研究对具体知识的依赖越小(佛学作为最高层次的哲学,其修学就要求不要去分辨事物),它最需要的是对现象世界的直接感悟能力——悟性。正如恩格斯所说的,理论思维能力是一种以生俱来的天性能力。更何况,这些民间的“哲学家”们并不是对相关哲学史一窍不通的,而是进行了有目的的学习的。依靠他们的天性,自学比在学校受教授们的不知是第几义的教育更为有利。

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就是,哲学研究需要丰富的自然知识和体验。因为,大自然是宇宙真理最真实的表现,而那些生活在民间的哲学家们的生产劳动所赖以的自然环境和独立于常人生活之外的旁观者视觉显然更有利于哲学问题的研究。关于这一点,我个人作为山村长大现虽生活于大都市但也常常跑到大自然环境去体察自然之妙的疯子是有深刻体会的,因为我的许多品牌学术观点的直觉结论的产生和得到逐步的阐释都深受大自然的教诲。而作为在人堆中和书堆中成长起来的体制内哲学家们,似乎就没有这个先天优势了。

所以,从中国众多民间“哲学家”们的痴狂现象来看,他们才真正具备作为哲学家所应该具有的首要特征。因此,体制内的哲学家们不但没有资格对民间的哲学家们表现出傲慢,而且还应该向他们虚心的学习,努力的去发现、诠释和传播他们的智慧。另外,作为政府也应该关心民间的学术群体,建立适当的鼓励和奖励机制,为他们中的佼佼者提供施展才华的有利条件。而作为民间的“哲学家”们,他们所要求的其实是那么的少。

所以,充分发挥体制内外的智慧力量,使两者的智慧力量得到有效分工与合作才是哲学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返回其自然赋予的高贵地位,最大限度地造福于人类世界的不二选择。

 

作者简介:草树先生-刘伟雄——品牌战略与消费动机研究学者,自由人,生理性格能量哲学理论创始人。E-mail:[email protected]http://www.v199.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