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市东城区史家胡同的一个大杂院内，住着这样一位老人，他30余年来坚持剪报300多本，内容涉及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从2001年开始，老人对有关环保的新闻产生了越发浓厚的兴趣，到目前为止，老人已经剪出了厚厚的八本《环保观察》，这位老人就是李福增。
李福增出生于1933年，小学没毕业就到北京学徒，1952后参加工作，先是在北京百货公司，后来在东四街道办工作到1993年退休，主要负责居民和文教方面的工作。老人说：“我文化程度不高，知识少，从20世纪70年代起就想把不懂的东西从报上剪下来，积累些知识。那时候多是讲政治、讲革命，报纸上不讲环保，老百姓知道得也少。这些年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我才开始剪《环保观察》。”
老人告诉记者：“记得1948年我学徒时，站在王府井百货大楼的二楼上，眺望西郊玉泉山的塔，清晰可见。今天站在王府井看西单都看不清楚，一片模糊，这大概是空气污染的原因，现在经济发展了、工厂多了、汽车多了、烟雾也就浓了。照此说法，那些经济发达的国家，老百姓岂不生活在毒气弥漫的环境里？我没出过国，但从电视里看那些发达国家城市的环境，还是蛮清新的……”
“环境的恶化与国家的决策有着一定的关系”。老人说：“1958年大跃进，政府把化工厂建在居民的大院里，当时老百姓都认为是个好事，干部也把建在居民大院里的化工厂作为成绩往上报。可现在呢？污染企业都往外搬。建国后的三十年，国家基本就没有谈环保，老百姓也没有什么环保意识。这二十年开始谈环保了，但一些地方政府却不买账。”
说到这里，老人很激动，索性站了起来，提高了嗓门：“一些地方政府的昏官不讲环境保护，只顾经济发展，不顾老百姓的性命；一些庸官对环境污染或视而不见，或束手无策；一些贪官对污染企业纵容包庇，污染企业只要给钱就为其说话，充当‘保护伞’或‘消息树’；而一些政客只顾政绩，不顾污染，或先发展，后治污！”
“现在的环境问题与过去的盲目乐观分不开！”老人说。“过去为了增加粮食产量，林地搞‘伐木扩耕’，草原搞‘除草扩耕’，耕地面积扩大了，可生态环境也破坏了。就拿沙尘暴来说，虽然现在搞‘退耕还草’和‘退耕还林’，但草原的植被被破坏了，想修复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现在北京每年都植树，根本就档不了沙尘暴，治标却治不了本。”
李福增老人对环保现状忧心忡忡：“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老百姓的生活质量，老百姓生活在污染的环境里，经济是上去了，各种疾病却使人的寿命短了，有什么幸福可言？！”说到这里，老人很激动：“还有的人说中国老百姓的环保意识差，这个怪谁呢？直到现在，课本里没有关于环境保护的知识，怎么能怪老百姓的环境意识差？中国有那么多的博物馆，但没有一个环保博物馆，不对群众进行环境意识宣传，百姓的环保意识怎么会好起来？”
说到这里，老人指着桌上一篇标题为《小事才重要》的剪报，给记者朗声念道：“‘饭后，雪子不小心把剩菜倒进了可回收的垃圾桶，这下可麻烦了，她干脆把那只垃圾桶扣个底朝天，再从倒出来的垃圾里一点一点往外择剩菜。’我知道，韩国是世界上很少的推广垃圾分类成功的国家之一。”
当记者问老人在日常生活中是否也注意将垃圾分类时，老人说，我没有做到，一是家里只有一个垃圾桶，二是胡同里的垃圾站就没按垃圾分类的要求回收。他说，要求垃圾分类都好几年了，但落实得很不够。设施不到位，咱怎么分类啊？只有从街道、居委会开始做起，多搁几个桶，写清楚这是什么，那是什么，大家才能做好。
老人不仅剪报，还会在剪报的同时配上自己的评论。他指着剪报上的一篇题为《纸浆厂“败给”小鹦鹉》的文章告诉记者：澳大利亚一座投资6.5亿澳元的大型纸浆厂工程被政府叫停，因为要建工厂需要砍掉附近的6棵红桉树。如果砍树建厂，无异于间接杀害濒危鸟类。该工厂在建设期间将为当地提供600多个就业机会，但在小小的鹦鹉面前仿佛变得不再重要了。而就在该剪报的空白处，就写着老人这样的评论：“澳大利亚为保护鹦鹉停建大工程，中国的企业为赚钱而偷偷排污，把长江黄河都污染了，鱼都难活。”
李福增老人在将剪报汇集成册的同时，几乎给每一篇文章都做了点评。例如“现在若不爱惜水，过20年后真没有可用的水，那可愧对子孙后代了。那些想树碑立传的领导，将会有什么碑文传记呢”；“有些城市出现了光化学烟雾，使人双目刺痛流泪。旧的污染还没消除，新型的污染又出现了”……
关注环保，老人也想为中国的环保事业做出点贡献，2007年9月，李福增将自己的剪报《环保观察》寄到了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的手里，他在信中写道:“潘岳同志，我是一个业余剪报爱好者。出于对中国环境保护的关心，剪辑了8本《环保观察》，都是中国环境污染的内容。现在寄给你一本，其目的有三：一是说明中国百姓还是关心环境保护的；二是剪辑一些关于污染环境的事件，供给环保局在制定治理污染方案时做参考；三是如果感觉剪报还有点用，我再将其余几本寄给你们。剪报上的评语若有言语偏激的地方，也是因为对中国环境的忧愤，还请谅解……”
当记者问老人为什么要给潘岳副局长写信时，老人说，假如我二三十岁时，还可能会是有所它图，今年我已经75岁了，别的都不想，只要对社会公益事业起点作用就行了。信里说的就是我想的，假如能对治理中国环境起点作用，这个报纸就没有白剪，信也就没有白寄。
李福增老人说，对于中国的环境问题，老百姓最有发言权。国家给咱老百姓管理环境问题的权利还是太少，全社会的环境意识还是太差。国家环境法律中应该多给老百姓一些管污染的权利、说话的权利，政府和环保部门应该多听取意见，让老百姓积极起来，这才行。
老人还告诉记者这样一个故事，一名环保志愿者走了好几个省，自费考察环境问题，后来找到某环保局想汇报一下自己的想法，却被拒之门外。老人说，对这事我很生气。老百姓这么关心环境问题，环保局那么多工作人员，难道就没有一个人愿意听听一个关心环保的老百姓的想法吗？
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北京老人，文化程度不太高，生活条件不算好，但却长年操着环保的心。在采访过程中，老人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但他质朴的话语，表露出对环境的忧虑，成为中国关注环保的普通大众的一个缩影。
李福增出生于1933年，小学没毕业就到北京学徒，1952后参加工作，先是在北京百货公司，后来在东四街道办工作到1993年退休，主要负责居民和文教方面的工作。老人说：“我文化程度不高，知识少，从20世纪70年代起就想把不懂的东西从报上剪下来，积累些知识。那时候多是讲政治、讲革命，报纸上不讲环保，老百姓知道得也少。这些年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我才开始剪《环保观察》。”
老人告诉记者：“记得1948年我学徒时，站在王府井百货大楼的二楼上，眺望西郊玉泉山的塔，清晰可见。今天站在王府井看西单都看不清楚，一片模糊，这大概是空气污染的原因，现在经济发展了、工厂多了、汽车多了、烟雾也就浓了。照此说法，那些经济发达的国家，老百姓岂不生活在毒气弥漫的环境里？我没出过国，但从电视里看那些发达国家城市的环境，还是蛮清新的……”
“环境的恶化与国家的决策有着一定的关系”。老人说：“1958年大跃进，政府把化工厂建在居民的大院里，当时老百姓都认为是个好事，干部也把建在居民大院里的化工厂作为成绩往上报。可现在呢？污染企业都往外搬。建国后的三十年，国家基本就没有谈环保，老百姓也没有什么环保意识。这二十年开始谈环保了，但一些地方政府却不买账。”
说到这里，老人很激动，索性站了起来，提高了嗓门：“一些地方政府的昏官不讲环境保护，只顾经济发展，不顾老百姓的性命；一些庸官对环境污染或视而不见，或束手无策；一些贪官对污染企业纵容包庇，污染企业只要给钱就为其说话，充当‘保护伞’或‘消息树’；而一些政客只顾政绩，不顾污染，或先发展，后治污！”
“现在的环境问题与过去的盲目乐观分不开！”老人说。“过去为了增加粮食产量，林地搞‘伐木扩耕’，草原搞‘除草扩耕’，耕地面积扩大了，可生态环境也破坏了。就拿沙尘暴来说，虽然现在搞‘退耕还草’和‘退耕还林’，但草原的植被被破坏了，想修复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现在北京每年都植树，根本就档不了沙尘暴，治标却治不了本。”
李福增老人对环保现状忧心忡忡：“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老百姓的生活质量，老百姓生活在污染的环境里，经济是上去了，各种疾病却使人的寿命短了，有什么幸福可言？！”说到这里，老人很激动：“还有的人说中国老百姓的环保意识差，这个怪谁呢？直到现在，课本里没有关于环境保护的知识，怎么能怪老百姓的环境意识差？中国有那么多的博物馆，但没有一个环保博物馆，不对群众进行环境意识宣传，百姓的环保意识怎么会好起来？”
说到这里，老人指着桌上一篇标题为《小事才重要》的剪报，给记者朗声念道：“‘饭后，雪子不小心把剩菜倒进了可回收的垃圾桶，这下可麻烦了，她干脆把那只垃圾桶扣个底朝天，再从倒出来的垃圾里一点一点往外择剩菜。’我知道，韩国是世界上很少的推广垃圾分类成功的国家之一。”
当记者问老人在日常生活中是否也注意将垃圾分类时，老人说，我没有做到，一是家里只有一个垃圾桶，二是胡同里的垃圾站就没按垃圾分类的要求回收。他说，要求垃圾分类都好几年了，但落实得很不够。设施不到位，咱怎么分类啊？只有从街道、居委会开始做起，多搁几个桶，写清楚这是什么，那是什么，大家才能做好。
老人不仅剪报，还会在剪报的同时配上自己的评论。他指着剪报上的一篇题为《纸浆厂“败给”小鹦鹉》的文章告诉记者：澳大利亚一座投资6.5亿澳元的大型纸浆厂工程被政府叫停，因为要建工厂需要砍掉附近的6棵红桉树。如果砍树建厂，无异于间接杀害濒危鸟类。该工厂在建设期间将为当地提供600多个就业机会，但在小小的鹦鹉面前仿佛变得不再重要了。而就在该剪报的空白处，就写着老人这样的评论：“澳大利亚为保护鹦鹉停建大工程，中国的企业为赚钱而偷偷排污，把长江黄河都污染了，鱼都难活。”
李福增老人在将剪报汇集成册的同时，几乎给每一篇文章都做了点评。例如“现在若不爱惜水，过20年后真没有可用的水，那可愧对子孙后代了。那些想树碑立传的领导，将会有什么碑文传记呢”；“有些城市出现了光化学烟雾，使人双目刺痛流泪。旧的污染还没消除，新型的污染又出现了”……
关注环保，老人也想为中国的环保事业做出点贡献，2007年9月，李福增将自己的剪报《环保观察》寄到了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的手里，他在信中写道:“潘岳同志，我是一个业余剪报爱好者。出于对中国环境保护的关心，剪辑了8本《环保观察》，都是中国环境污染的内容。现在寄给你一本，其目的有三：一是说明中国百姓还是关心环境保护的；二是剪辑一些关于污染环境的事件，供给环保局在制定治理污染方案时做参考；三是如果感觉剪报还有点用，我再将其余几本寄给你们。剪报上的评语若有言语偏激的地方，也是因为对中国环境的忧愤，还请谅解……”
当记者问老人为什么要给潘岳副局长写信时，老人说，假如我二三十岁时，还可能会是有所它图，今年我已经75岁了，别的都不想，只要对社会公益事业起点作用就行了。信里说的就是我想的，假如能对治理中国环境起点作用，这个报纸就没有白剪，信也就没有白寄。
李福增老人说，对于中国的环境问题，老百姓最有发言权。国家给咱老百姓管理环境问题的权利还是太少，全社会的环境意识还是太差。国家环境法律中应该多给老百姓一些管污染的权利、说话的权利，政府和环保部门应该多听取意见，让老百姓积极起来，这才行。
老人还告诉记者这样一个故事，一名环保志愿者走了好几个省，自费考察环境问题，后来找到某环保局想汇报一下自己的想法，却被拒之门外。老人说，对这事我很生气。老百姓这么关心环境问题，环保局那么多工作人员，难道就没有一个人愿意听听一个关心环保的老百姓的想法吗？
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北京老人，文化程度不太高，生活条件不算好，但却长年操着环保的心。在采访过程中，老人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但他质朴的话语，表露出对环境的忧虑，成为中国关注环保的普通大众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