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史学界，“史料的尽量扩充”这种现象更是突出，史料扩充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在近代史研究中往往也没有“二十四史”可看。与古代史研究相较而言，近代史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资料浩繁，在给研究者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使研究者感到搜罗穷尽史料的困难。许多古史研究者蜗居一室皓首穷经即可完成相当多的研究项目，而治近代史者要做一个稍有开拓性的研究，往往须南征北战，“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要费很大的力气。最为明显的是档案史料的运用，几乎成了攻读近代史学位论文能否过关的一个基本要素。值得指出的是，在这种史料扩充的趋势中，作为史料的日记在最近十几年近代史研究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一方面是出版的日记史料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则是依托日记取得的成果层现叠出。
王汎森也注意到，"近年来，不管是与近代思想文化史有关的文集、出版史料等都出版得很多"，他认为促进新史料的整理印行的因素主要是历史眼光的改变和政治气候的变化，"使得原先不被注意或不被容许的材料大量出土，包括日记、信件、档案"，"一些原先有敏感性的资料得以正式出版，如数量庞大的《胡适的日记》。在中国大陆，正在经历一个‘恢复历史记忆的时期，也就是对民国时代非左派的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好奇与兴趣，连带的，也使得与这些人物相关的各种材料，尤其是比较带有私密性质的日记大量被整理出版。"王汎森特别重视日记在史学研究中的作用，他说，"在林林总总的新材料中，我个人印象比较深刻的，如刘大鹏的《退想斋日记》、《吴宓日记》、金毓黻的《静晤室日记》、《朱恃三日记》、《陈范予日记》、缪荃孙的日记等。此外当然还有许许多多未被印出的日记，从晚清以来，估计在一、两千部，许多存在县、镇级的图书馆，如果能有效地使用这些日记，几乎可以按年按日排纂出各个阶段、不同阶层的人对历史事件的看法、心态的变化、思想资源的流动等等问题，使得我们可以不局限于探讨思想家的言论，而能从一个新的广度与纵深来探讨思想、文化史。"可见，从日记中发现历史，其间纵横开拓的空间还很巨大，在当前许多研究者和研究生为选题发愁的同时，大量日记尚未认真发掘或充分利用，实在是件很遗憾的事情。当然，最近十几年来，学界也日益重视日记等史料的运用，取得的研究成果也开始多了起来，不管是大小人物，都从日记中发掘出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
现在研究陈寅恪的都知道，《吴宓日记》是不可缺少的重要材料。因为他们在海外留学时就过从甚密，归国后又有同事经历，关系一直比较亲近。而且陈这个人似不甚喜日记，偶有书信和诗词，吴宓则不仅诗词书信不辍，而且最爱写日记，又写得最详细，直可当近代学人的私人信史，甚至可以当小说读，因为该日记可以说完全满足小说的特性，往往是事无巨细面面俱到地谈到了许多自身故事及儒林内史。吴宓这个人喜怒哀乐皆形于色，至少在日记里毫不掩饰内心的诸如焦虑、悲观、自得等情绪。对于陈寅恪，吴宓是非常崇敬的，陈的很多谈话，吴宓日记都有详尽的记述。这里就是其中的一则，时为1919年12月14日。此段所记，可见其时国人及留学生的学风。
“中国之哲学、美术，远不如希腊，不特科学为逊泰西也。但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长处，即修齐治平之旨。短处，即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故习则士子群习八股，以得功名富贵；而学德之士，终属极少数。今则凡留学生，皆学工程、实业，其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之意则一。而不知实业以科学为根本。不揣其本，而治其末，充其极，只成下等之工匠。境遇学理，略有变迁，则其技不复能用，所谓最实用者，乃适成为最不实用。至若天理人事之学，精深博奥者，亘万古，横九垓，而不变。凡时凡地，均可用之。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学）为根基。乃吾国留学生不知研究，且鄙弃之，不自伤其愚陋，皆由偏重实用积习未改之故。此后若中国之实业发达，生计优裕，财源浚辟，则中国人经商营业之长技，可得其用；而中国人，当可为世界之富商。然若冀中国人以学问、美术等之造诣胜人，则决难必也。……夫国家如个人然，苟其性专重实事，则处世一切必周备，而研究人群中关系之学必发达。故中国孔孟之教，悉人事之学。而佛教则未能大行于中国。尤有说者，专趋实用者，则乏远虑，利己营私，而难以团结，谋长久之公益。即人事一方，亦有不足。今人误谓中国过重虚理，专谋以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精神之救药，势必至人欲横流，道义沦丧，即求其输诚爱国，且不能得。西国前史，陈迹昭著，可为比鉴也。”
王汎森也注意到，"近年来，不管是与近代思想文化史有关的文集、出版史料等都出版得很多"，他认为促进新史料的整理印行的因素主要是历史眼光的改变和政治气候的变化，"使得原先不被注意或不被容许的材料大量出土，包括日记、信件、档案"，"一些原先有敏感性的资料得以正式出版，如数量庞大的《胡适的日记》。在中国大陆，正在经历一个‘恢复历史记忆的时期，也就是对民国时代非左派的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好奇与兴趣，连带的，也使得与这些人物相关的各种材料，尤其是比较带有私密性质的日记大量被整理出版。"王汎森特别重视日记在史学研究中的作用，他说，"在林林总总的新材料中，我个人印象比较深刻的，如刘大鹏的《退想斋日记》、《吴宓日记》、金毓黻的《静晤室日记》、《朱恃三日记》、《陈范予日记》、缪荃孙的日记等。此外当然还有许许多多未被印出的日记，从晚清以来，估计在一、两千部，许多存在县、镇级的图书馆，如果能有效地使用这些日记，几乎可以按年按日排纂出各个阶段、不同阶层的人对历史事件的看法、心态的变化、思想资源的流动等等问题，使得我们可以不局限于探讨思想家的言论，而能从一个新的广度与纵深来探讨思想、文化史。"可见，从日记中发现历史，其间纵横开拓的空间还很巨大，在当前许多研究者和研究生为选题发愁的同时，大量日记尚未认真发掘或充分利用，实在是件很遗憾的事情。当然，最近十几年来，学界也日益重视日记等史料的运用，取得的研究成果也开始多了起来，不管是大小人物，都从日记中发掘出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
现在研究陈寅恪的都知道，《吴宓日记》是不可缺少的重要材料。因为他们在海外留学时就过从甚密，归国后又有同事经历，关系一直比较亲近。而且陈这个人似不甚喜日记，偶有书信和诗词，吴宓则不仅诗词书信不辍，而且最爱写日记，又写得最详细，直可当近代学人的私人信史，甚至可以当小说读，因为该日记可以说完全满足小说的特性，往往是事无巨细面面俱到地谈到了许多自身故事及儒林内史。吴宓这个人喜怒哀乐皆形于色，至少在日记里毫不掩饰内心的诸如焦虑、悲观、自得等情绪。对于陈寅恪，吴宓是非常崇敬的，陈的很多谈话，吴宓日记都有详尽的记述。这里就是其中的一则，时为1919年12月14日。此段所记，可见其时国人及留学生的学风。
“中国之哲学、美术，远不如希腊，不特科学为逊泰西也。但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长处，即修齐治平之旨。短处，即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故习则士子群习八股，以得功名富贵；而学德之士，终属极少数。今则凡留学生，皆学工程、实业，其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之意则一。而不知实业以科学为根本。不揣其本，而治其末，充其极，只成下等之工匠。境遇学理，略有变迁，则其技不复能用，所谓最实用者，乃适成为最不实用。至若天理人事之学，精深博奥者，亘万古，横九垓，而不变。凡时凡地，均可用之。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学）为根基。乃吾国留学生不知研究，且鄙弃之，不自伤其愚陋，皆由偏重实用积习未改之故。此后若中国之实业发达，生计优裕，财源浚辟，则中国人经商营业之长技，可得其用；而中国人，当可为世界之富商。然若冀中国人以学问、美术等之造诣胜人，则决难必也。……夫国家如个人然，苟其性专重实事，则处世一切必周备，而研究人群中关系之学必发达。故中国孔孟之教，悉人事之学。而佛教则未能大行于中国。尤有说者，专趋实用者，则乏远虑，利己营私，而难以团结，谋长久之公益。即人事一方，亦有不足。今人误谓中国过重虚理，专谋以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精神之救药，势必至人欲横流，道义沦丧，即求其输诚爱国，且不能得。西国前史，陈迹昭著，可为比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