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德音，《21世纪经济报道》，2003年1月9日，第30页)
商学院并不是一种职业培训学校。作为综合性大学中的一个独立学术单元，商学院同其他院系、学科一样，需要以理论研究和学术活动来为自身赢得承认与尊重。基于中国企业的学术研究，只有按照国际规范来进行，并打入国际主流学术刊物，才能为中国商学院在国际上赢得学术地位，并使之在今后国际化的生源竞争中生存下来。而在国内商学院的竞争中，最早引进国际学术型人才的院校会取得持久的先行优势。
商学院不是职业培训学校
商学院的迅速发展是近十年来中国高等教育体制内的显著现象之一。中国商学院尽管起点低（十年前还几近于零），却能在最近数年内获得长足的进步，并制造出越来越多“标准化”的MBA毕业生。虽然与世界水平的差距仍然是对中国MBA最大的诟病之一，但如果与医学院、法学院等其他“职业化”学院（professional schools）相比，或者与除经济学以外的其他社会科学（如社会学、政治学）相比，中国商学院及其系科向国际标准靠拢的趋势还是很明显的。
中国商学院的这种发展趋势是可以理解的。正因为中国的商学院是大约十年前从零开始的，而商学本身又是一个纯粹的“洋”学科，所以商学教育从课本到案例，以至教学模式，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进口”，特别是从美国“进口”。这其中也包括了在美国以至欧洲都盛行的MBA院校排名及其他各种宣传策略。
但是在这股争相使用英文教材、争相派遣教师去美国进修、争相使用案例教学并且最终把各种资源注入到MBA教学和排名竞争上去的风气中，大多数商学院似乎都忘记了一点，即与其他大学院系一样，商学院具有研究（知识创造）与教学（知识传播）的双重任务。在国际化的过程中，大多数商学院都只想到后者而忽略了前者。这尤其体现在社会上以至学术界广为流传的一种错误观念，即商学院是一种培训经理人员的“职业训练学校”（Vocational training school）。而这一点恰恰是在美国商学院发展的历史上早已被纠正了的看法。
崇尚学术研究的北美商学院美国的商学院自从20世纪初产生以后，直到1950年代末，长期以来仅仅被看成是职业培训学校而受人轻视，始终未能获得像其他科学一样的独立学科地位。1959年，著名的《戈登－豪威尔报告》（Gordon－Howell Report）严厉抨击了商学院这种作为职业学校的现状，对商学院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在其后的几十年中，美国的商学院大力崇尚学术研究，建立起包括战略管理、组织行为、人力资源、会计、金融、营销、运筹等完整的学科体系。并吸引了大批来自其他传统学科，如经济学、心理学的人才，在商学院中获得终身教授的资格。同时，在商学院自己的博士项目中产生的毕业生，也主要必须依靠学术研究成绩来取得终身教授资格。虽然最近十几年来，随着对MBA排名的关注日益增强，对教学的重视也相对提高了，但要想在二流以上的北美商学院中取得终身资格，如果没有在一流学术杂志上发表过至少一两篇论文，几乎是不可能的。实行这种制度的结果，是现在美国大学一二流的商学院中终身制下的教授几乎全部是拥有博士学位的学术研究人员，来自企业界的讲师都是作为外聘教师在校内讲课。
顺便提一下，所谓MBA教师应该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实践工作经验的说法是又一个广为流传的谬误。如果在网上查看美国各个商学院的师资情况，特别是那些冠名、讲座教授，几乎全部是纯粹的理论研究人员，毕竟商学院与咨询公司的定位是不同的。商学院的理论研究也确实对实业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比如金融学中的Black-Sholes Model“创造”了价值数以亿万美元计的金融衍生工具行业；波特在研究工作基础上发展出的“五力”模式和行业分析方法至今仍然是公司战略分析的基本手段之一。
北大清华的接轨运动
中国的商学院现在正在重复美国商学院发展早期走过的弯路，即把自己看成是职业培训学校，而不是综合性大学多样化学科中的一员。结果是我们的商学院虽然在不同程度上有国际化的教材和教学模式，却没有具有国际标准的学术研究活动。这表现在中国商学院的教师在国际管理学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的数量微不足道。在发表的论文中，大多数并不在商学院的各个领域内，而是在其他学科，如经济学、心理学、人口学、工程学等。
最近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的一篇题为“中国金融学批判”的文章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种现状。该文坦陈中国学术界在国际一流的金融学杂志（如Journal of Financ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等）上发表的论文数为零，甚至在二三流杂志上发表的也几近于零。而在国内的金融学杂志上发表的又多数是非学术性的政策分析性文章，最为典型的是“问题－现状－对策”的三段式文章。与其他院系相比，这样的现状对商学院尤其不利。因为商学研究在中国是全新的学科，仅仅满足于在国内进行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工作是不能为中国商学院带来人们的尊重的。中国商学院要研究的重点固然应该是中国企业，但研究的方法却应该是国际化的，只有按照管理学的国际规范与标准开展学术活动，才能够为中国商学院在国际与国内的学术界赢得一席之地。
值得庆幸的是，在国内具有领先地位的几所商学院的领导层都已经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并且加快了引进研究人才的步伐。以北大和清华为例，光华管理学院在过去两年里就引进了海外博士毕业生二十多人，其中不乏名校毕业生（如哈佛、斯坦福等）。而清华经管学院也以“百万年薪”为号召聘请了一批兼职的经济学讲座教授。“中国金融学批判”中所描述的现象已不再准确。光华的教员不但在国际金融学界的二流杂志上已有数篇论文发表。就是在一流杂志（JFE）上也已有论文被接受。而其他如在管理学领域内，也实现了国内商学院的零的突破。此外，光华还取消了定位不清的在职博士生项目，并将从2003年起建立面向世界的标准化的国际博士生项目。其目标很明确，就是为国内的一流商学院培养理论型、研究型、具有国际学术水准的师资。
打入国际主流学术圈
中国处于领先地位的几所商学院分别把建设世界一流和亚洲一流的商学院作为中长期的发展目标。而要在学术研究方面达到这个目标，工作最为艰巨。从发展阶段来看，北美商学院已经进行了几十年的理论研究工作后才开始向研究与教学的“平衡”靠拢。而中国商学院才刚刚起步，基于中国企业的研究成果还十分有限，我们还没有多少本土的东西可以教给学生。因此，把具有国际标准的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工作放在首位是目前中国商学院发展中的要务。
由于中国经济在近年来的高速发展，以及中国企业竞争力的逐渐加强，国际管理学界对中国企业研究的兴趣正在日益提高。一个有力的证据是在管理学的一流学术杂志上，已逐渐有基于中国企业的研究出现。这就为中国商学院的学术活动打入国际主流学术刊物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中国商学院只有抓紧这一机遇，才能在商学教育的国际竞争中免遭淘汰。
当然，一支具有国际水准的科研队伍不是短期内可以建立起来的。好的师资是一所商学院的核心资源，他们所拥有的科研能力是一种核心能力。正因为这种资源不是在短期内可以从无到有地积累起来，是否能在这方面确立“先行者优势”将是今后商学院竞争制胜的关键。因为学术人才具有相互吸引力。一旦某个学校具有了一个“critical mass”，更多的人才会比较容易被吸引过来。由于学术研究的人力资源在形成过程中具有这样的“途径依赖性”（path dependence），一个学术团队形成后，竞争对手很难在相同的研究领域内仿造出类似的师资，结果就可能是掌握先行优势的商学院在中国的教育行业内拥有可持续的竞争优势。
从更大的范围来看，国内其他商学院迅速跟上这种步伐是十分必要的，否则就难以在商学院中形成一种学术氛围与团体。在美国的商学院联盟中，只有不到一百所左右的精英学校被视为是research institutions，即以研究工作和博士生教育为重点，其他两三百所都以教学为主，即所谓teaching schools。也许在中国的大学里不久也会出现这种分工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