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6年12月3日14：00—
地点：北京某大厦会议厅
会议题目：司法不公影响社会和谐 （ 就华新民在北京法院的遭遇）
会议出席人：法学教授、律师、记者和民间志愿者，共二十人,其中有中国法学会教授郭道晖先生、王才亮律师、杨在明律师和孙茂航律师等，以及著名的嘉利来事件的受害者穆军先生。
主持人罗欣（自由撰稿人）
（个人自我介绍从略）
地点：北京某大厦会议厅
会议题目：司法不公影响社会和谐 （ 就华新民在北京法院的遭遇）
会议出席人：法学教授、律师、记者和民间志愿者，共二十人,其中有中国法学会教授郭道晖先生、王才亮律师、杨在明律师和孙茂航律师等，以及著名的嘉利来事件的受害者穆军先生。
主持人罗欣（自由撰稿人）
（个人自我介绍从略）
（一） 华新民代理父亲华揽洪（原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诉北京市规委的背景介绍
华新民：这个是11月20号的，不是判决，是行政裁定，写的是我们没有能够提交证明对这块土地的权利，所有权或使用权的有效法律凭证，说因此没有起诉资格。
华新民：今天主要是讲司法不公的问题,我们法院本来是讲道理的地方，我们有多少冤屈是一个说话的地方，但是我这次亲身经历了法院,它给我的伤害比一般什么人给予我的伤害都厉害的多，因为法官他穿了一件法袍。
这是我的祖父置办的家产。我的祖父叫华南圭，他是京师大学堂的第一届毕业生，到法国留学，然后认识我的波兰祖母。我祖父1914年在这里买了一块地皮后自己建了房子，我的父亲、我、我们一家人都是在这儿长大的，但是这个房子就在最近的年代里被拆毁了，文化大革命拆了一部分，大部分是去年拆的。
华新民：我的父亲也和我一样是从小在北京胡同里长大，15、16岁的时候到法国去留学，在那里学建筑并开业做了建筑师，后来回来是北京建筑设计院的建筑师，我母亲是法国人。在1948年的时候，共产党的地下党派一位沈勃先生就是来到无量大人胡同，来敲门找我祖父，问他愿意不愿意为新的政权工作，他答应了，做了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的总工程师，这个都市计划委员会就是现在作为我们被告的北京规划局的前身。后来北京市政府也邀请我的父亲回来工作，他当时做了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的第二总建筑师，但我父亲在规划局只几年，后来主要在北京市建筑研究设计院。
我这些年来从文化的角度已经说过很多了，今天主要是说司法问题，是说私人财产的保护。我们在私人财产的保护上，一点都不缺制度上的设计，法律上很全，根本不用等待物权法来保护我们，很多人总说明天该出什么法，过了几天又说明天又出什么法了，但实际上我们的法都在，但如果不执行那是什么用也没有的。
像我这次打官司之前，我对法院还是带着很大的希望，我非常认真地去准备好多的证据，我总想我这么齐全的证据应该绝对没有问题，可结果他怎么判呢？！我们实际上打了两个官司，第一个是去年9月1号起诉的，诉《用地许可证》。
第二个官司是今年，是诉工程许可证，因为在我们家这块土地现在在建什么呢？建一个非常豪华的香港赛马会北京会所。整个的过程我非常的清楚，怎么样的违法都非常的清楚，从用地开始如何违法。
我把权利先说清楚了，然后再说案例。五十年代初期农村有一个土地改革，城市没有做土地改革，私人土地受到政府的保护，对此现在有一个巨大的误区，我见过的十个律师里面有八个不知道的。就在我们的教科书上，有的都是瞎写的。私人土地受到保护，而且当时是出了很多规定，在北京有1950年的《北京市城区房地产权登记暂行规则》，当时除了敌产被没收，普通的民众不管你是老师、工程师、商人，不管是谁都要拿着我手里这个老的房地契去登记，去换我手里这个新政权的房地产所有证。
这个房地产所有证一直到今天始终是有效的法律凭据，没有任何一个政令说把它废掉，而且是后来文化大革命以后我们现在的政府要求返还私产的依据。
所以它是延续下来的。当时房子有的是自己住，还有自己出租的，这是很正常的，在全世界都是如此。我们家的房子两个院子一个是自己住，一个是出租的。
华新民：文化大革命后很多房子他还给主人了，但这些出租房在北京和一些地区就不还给主人。
到了文化大革命，我们家人当时正好不在那儿住，我们要修理房子，1964年暂时搬走的，但还没等修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红卫兵进来以后房管所就把我们自己住的那部分房子擅自拆了，拆了以后又盖了一个居民楼。
华新民：我说的这个问题就是说红卫兵，把我们家房产和所有人的房产都收走了。文化大革命以后，说开始返还私产，但到现在只返还了一部分。另外到了1982年的时候《宪法》突然宣布了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但是对于老房子这一块儿，所有权到现在也是客观存在的。
王才亮：叫公有，就是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剥夺了土地私有权。
华新民：城市这一块儿是1982年宣布的，宣布是宣布了，实际上比如说在北京来讲，它没有做任何的手续上的事情。再有，即使说宣布“所有权”没有了，1990年国家土地管理局回答最高法院有一个司法解释，就是1982年以前城市业主私人所有的土地在1982年以后自然享有使用权。也就是说这跟咱们现在买商品房不是一样的，那个不是自然享有，那是出让的，“自然享有”等于是无限期，实际上跟所有权没有什么区别。从这个案子来讲，规划局、发改委是从计划经济沿袭下来的这么一种情况，它立项或者规划时不考虑你这片土地上有没有私人产权，想怎么立项就怎么立，想什么时候规划就做一个规划。
现在所发生的，在拆我们的房子之前它先做了一个规划，规划局先把土地允许划拨给一个公司。
先是划拨整片土地，然后具体到我们家这一片，他是分片了，然后他就卖了，由北京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卖的，具体到我们家这一块土地就是现在叫做“金宝街七号地”的，现在建香港赛马会北京会所的这一块地，到2003年就卖掉了，因为从1999年以来的信息都公示了，只要上国土资源局的网站看“土地出让”，就可以看到了。房子还在下面土地就被卖掉了，然后还去被拿到银行去抵押，抵押了三次，叫“金宝街七号地”，我们这里还有人家，他就给我们编上号了。
再说我父亲的产权。是这样的，我的祖父1961年去世以后，我父亲继承了这个房地产，在1963年继承了，他继承是出租部分，我们自己住的部分今天还在我祖父名下。我父亲退休后回法国了，现在94岁。当看到拆迁通告贴出来的时候，我就想办法跟他们讲这是有主人的。而在这个拆的过程当中，他们还把房子一小块一小块的处分掉了，就是一个假的“卖”，因为按照《拆迁管理条例》（先不管《拆迁管理条例》它本身其实也是违宪的），就是“被拆迁人是房屋所有人”，但是住在我房子里这些住户都不是房屋所有人，那么为了让这些人成为“被拆迁人”并得到补偿，便贴出布告声称把房子卖给你叫做“房改”，但所谓“房改”应该只能“改”公房，不能拿私人的产业假装卖一下，每平方米一千多块钱，签一个所谓的合同，只有买方签字，所谓卖的人不签字，然后就拿走，就算他自己履行了这个手续了，然后再给拆迁办打一个电话，说行了。我们家房子住了十几户人，每一户用这样的办法，使他们成为“房屋所有人”，当然这只是一种内部操作，后来到法庭他们都不敢说这个事。
我们的房子就这样没有了，一间一间的拆。在拆完了我们家的这片土地上，本来要盖新建四合院的，突然变成香港赛马会了，我就写信给赛马会说你们不能参与这些事情，一个是侵犯私人财产，一个是参与破坏古城。我就说你们是一个慈善机构，不应该破坏这座古城的文化和历史，以及侵犯私人财产，我家院子财产权还在上面没有转移过，他们一直不理会我。
华新民：今天主要是讲司法不公的问题,我们法院本来是讲道理的地方，我们有多少冤屈是一个说话的地方，但是我这次亲身经历了法院,它给我的伤害比一般什么人给予我的伤害都厉害的多，因为法官他穿了一件法袍。
这是我的祖父置办的家产。我的祖父叫华南圭，他是京师大学堂的第一届毕业生，到法国留学，然后认识我的波兰祖母。我祖父1914年在这里买了一块地皮后自己建了房子，我的父亲、我、我们一家人都是在这儿长大的，但是这个房子就在最近的年代里被拆毁了，文化大革命拆了一部分，大部分是去年拆的。
华新民：我的父亲也和我一样是从小在北京胡同里长大，15、16岁的时候到法国去留学，在那里学建筑并开业做了建筑师，后来回来是北京建筑设计院的建筑师，我母亲是法国人。在1948年的时候，共产党的地下党派一位沈勃先生就是来到无量大人胡同，来敲门找我祖父，问他愿意不愿意为新的政权工作，他答应了，做了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的总工程师，这个都市计划委员会就是现在作为我们被告的北京规划局的前身。后来北京市政府也邀请我的父亲回来工作，他当时做了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的第二总建筑师，但我父亲在规划局只几年，后来主要在北京市建筑研究设计院。
我这些年来从文化的角度已经说过很多了，今天主要是说司法问题，是说私人财产的保护。我们在私人财产的保护上，一点都不缺制度上的设计，法律上很全，根本不用等待物权法来保护我们，很多人总说明天该出什么法，过了几天又说明天又出什么法了，但实际上我们的法都在，但如果不执行那是什么用也没有的。
像我这次打官司之前，我对法院还是带着很大的希望，我非常认真地去准备好多的证据，我总想我这么齐全的证据应该绝对没有问题，可结果他怎么判呢？！我们实际上打了两个官司，第一个是去年9月1号起诉的，诉《用地许可证》。
第二个官司是今年，是诉工程许可证，因为在我们家这块土地现在在建什么呢？建一个非常豪华的香港赛马会北京会所。整个的过程我非常的清楚，怎么样的违法都非常的清楚，从用地开始如何违法。
我把权利先说清楚了，然后再说案例。五十年代初期农村有一个土地改革，城市没有做土地改革，私人土地受到政府的保护，对此现在有一个巨大的误区，我见过的十个律师里面有八个不知道的。就在我们的教科书上，有的都是瞎写的。私人土地受到保护，而且当时是出了很多规定，在北京有1950年的《北京市城区房地产权登记暂行规则》，当时除了敌产被没收，普通的民众不管你是老师、工程师、商人，不管是谁都要拿着我手里这个老的房地契去登记，去换我手里这个新政权的房地产所有证。
这个房地产所有证一直到今天始终是有效的法律凭据，没有任何一个政令说把它废掉，而且是后来文化大革命以后我们现在的政府要求返还私产的依据。
所以它是延续下来的。当时房子有的是自己住，还有自己出租的，这是很正常的，在全世界都是如此。我们家的房子两个院子一个是自己住，一个是出租的。
华新民：文化大革命后很多房子他还给主人了，但这些出租房在北京和一些地区就不还给主人。
到了文化大革命，我们家人当时正好不在那儿住，我们要修理房子，1964年暂时搬走的，但还没等修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红卫兵进来以后房管所就把我们自己住的那部分房子擅自拆了，拆了以后又盖了一个居民楼。
华新民：我说的这个问题就是说红卫兵，把我们家房产和所有人的房产都收走了。文化大革命以后，说开始返还私产，但到现在只返还了一部分。另外到了1982年的时候《宪法》突然宣布了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但是对于老房子这一块儿，所有权到现在也是客观存在的。
王才亮：叫公有，就是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剥夺了土地私有权。
华新民：城市这一块儿是1982年宣布的，宣布是宣布了，实际上比如说在北京来讲，它没有做任何的手续上的事情。再有，即使说宣布“所有权”没有了，1990年国家土地管理局回答最高法院有一个司法解释，就是1982年以前城市业主私人所有的土地在1982年以后自然享有使用权。也就是说这跟咱们现在买商品房不是一样的，那个不是自然享有，那是出让的，“自然享有”等于是无限期，实际上跟所有权没有什么区别。从这个案子来讲，规划局、发改委是从计划经济沿袭下来的这么一种情况，它立项或者规划时不考虑你这片土地上有没有私人产权，想怎么立项就怎么立，想什么时候规划就做一个规划。
现在所发生的，在拆我们的房子之前它先做了一个规划，规划局先把土地允许划拨给一个公司。
先是划拨整片土地，然后具体到我们家这一片，他是分片了，然后他就卖了，由北京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卖的，具体到我们家这一块土地就是现在叫做“金宝街七号地”的，现在建香港赛马会北京会所的这一块地，到2003年就卖掉了，因为从1999年以来的信息都公示了，只要上国土资源局的网站看“土地出让”，就可以看到了。房子还在下面土地就被卖掉了，然后还去被拿到银行去抵押，抵押了三次，叫“金宝街七号地”，我们这里还有人家，他就给我们编上号了。
再说我父亲的产权。是这样的，我的祖父1961年去世以后，我父亲继承了这个房地产，在1963年继承了，他继承是出租部分，我们自己住的部分今天还在我祖父名下。我父亲退休后回法国了，现在94岁。当看到拆迁通告贴出来的时候，我就想办法跟他们讲这是有主人的。而在这个拆的过程当中，他们还把房子一小块一小块的处分掉了，就是一个假的“卖”，因为按照《拆迁管理条例》（先不管《拆迁管理条例》它本身其实也是违宪的），就是“被拆迁人是房屋所有人”，但是住在我房子里这些住户都不是房屋所有人，那么为了让这些人成为“被拆迁人”并得到补偿，便贴出布告声称把房子卖给你叫做“房改”，但所谓“房改”应该只能“改”公房，不能拿私人的产业假装卖一下，每平方米一千多块钱，签一个所谓的合同，只有买方签字，所谓卖的人不签字，然后就拿走，就算他自己履行了这个手续了，然后再给拆迁办打一个电话，说行了。我们家房子住了十几户人，每一户用这样的办法，使他们成为“房屋所有人”，当然这只是一种内部操作，后来到法庭他们都不敢说这个事。
我们的房子就这样没有了，一间一间的拆。在拆完了我们家的这片土地上，本来要盖新建四合院的，突然变成香港赛马会了，我就写信给赛马会说你们不能参与这些事情，一个是侵犯私人财产，一个是参与破坏古城。我就说你们是一个慈善机构，不应该破坏这座古城的文化和历史，以及侵犯私人财产，我家院子财产权还在上面没有转移过，他们一直不理会我。
（二）第一场官司——要求撤消用地许可证
先是去年9月1号打的那场官司，北京市规划局是被告，然后法院追加这个开发商，这个具体的开发商就是华富金宝房地产开发公司，那个法人是陈丽华和他的儿子赵勇。我现在是说第一个案子，诉《用地许可证》，我们说你侵犯私人财产，因为你没有经过我们的同意，就许可把土地划拨给开发商了，然后国土局又卖给了开发商。
后来通过被告举证又发现了新的违法证据，规划局批规划的时候第一个许可是“选址规划意见通知书”，我发现举证中提供的《选址规划意见通知书》的日期是在1999年12月9号，签发给了一个叫“金宝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的。我对照从工商登记部门查到的文件，上面显示在2000年1月24号还没有成立这个公司，还在申请成立，但1999年就给他签发了这个通知书。他现在叫富华金宝，这个“金宝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是他所谓的前身，前身先得到了这些许可以后，现在他接着这么干下去，可是这个前身公司没有注册过。
可是规划局就写着你单位如何如何，我同意给你这么一大片的土地，但连法人都不是的！你单位申报的金宝街工程设计方案，我们经过审查，同意了！一开始起诉说的是侵犯私人财产，是比较普遍的情况，而现在介绍的这个是很新鲜的，因为法人根本就不存在。
违法的地方非常多，但在发现了这个情况以后，我们就说你这个法人不存在，你整条金宝街都应该废掉，你既然是依法行政，我们的各种行政审批是应该依据法律和法定程序的，如果不合法现在我们可以拿着《行政诉讼法》起诉。我们自己制度上已经设计好了，有《行政诉讼法》和《行政许可法》，我们就依这两个法去诉，我有这么确凿的证据，包括证明其它的违法之处。在我们的诉状和代理意见里写了很多很多不合法的地方。
但是，在发现了这个问题以后，就是这么一个点就行了。向二中院上诉时诉的是一大堆违法之处，判我们败了，败诉了以后就准备上诉时光提这一件事，我想你躲不过去。但是结果怎么判的呢？因为白纸黑字在判决书上可以看到，通过第三人华富金宝公司的答辩所说的，就是虽然某某公司没有注册，但是不能因此否定金宝街工程的合法性，接着法官就认可了这家公司的答辩。这是太荒唐了，所以我为什么说这已经超过一般的枉法判决了，是荒唐的不得了了。
我们现在是要申诉了，现在忙着打第二个官司。这是我说的这是第一个荒唐枉法判决，我们上法院就是拿着证据去讲理去了，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结果。
可是规划局就写着你单位如何如何，我同意给你这么一大片的土地，但连法人都不是的！你单位申报的金宝街工程设计方案，我们经过审查，同意了！一开始起诉说的是侵犯私人财产，是比较普遍的情况，而现在介绍的这个是很新鲜的，因为法人根本就不存在。
违法的地方非常多，但在发现了这个情况以后，我们就说你这个法人不存在，你整条金宝街都应该废掉，你既然是依法行政，我们的各种行政审批是应该依据法律和法定程序的，如果不合法现在我们可以拿着《行政诉讼法》起诉。我们自己制度上已经设计好了，有《行政诉讼法》和《行政许可法》，我们就依这两个法去诉，我有这么确凿的证据，包括证明其它的违法之处。在我们的诉状和代理意见里写了很多很多不合法的地方。
但是，在发现了这个问题以后，就是这么一个点就行了。向二中院上诉时诉的是一大堆违法之处，判我们败了，败诉了以后就准备上诉时光提这一件事，我想你躲不过去。但是结果怎么判的呢？因为白纸黑字在判决书上可以看到，通过第三人华富金宝公司的答辩所说的，就是虽然某某公司没有注册，但是不能因此否定金宝街工程的合法性，接着法官就认可了这家公司的答辩。这是太荒唐了，所以我为什么说这已经超过一般的枉法判决了，是荒唐的不得了了。
我们现在是要申诉了，现在忙着打第二个官司。这是我说的这是第一个荒唐枉法判决，我们上法院就是拿着证据去讲理去了，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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