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一次惊险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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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具有压倒性优势的“中国制造”具有一种共性的生产模式：美日欧国际品牌商(或大型零售商)定出技术标准，按照效率原则向不同国家和地区企业发出订单；日本、东南亚、中国港台等地的企业成为订单的第一承接人。技术含量较低，劳动和资源密集型的生产环节则转移到中国内地、越南和印度等地。产品经过品牌商指定的检验机构认可后，被贴上品牌商的标签，沿着品牌商所掌控的销售渠道被摆上世界各国市场的货架。

　　经济学家们看来，中国内地有效利用了劳动力及其他资源价格低廉的比较优势在国际贸易中受惠；但也有人提出了质疑，在“两头在外”的生产模式下，中国代工企业只赚取少量加工费——根据广东省2004年的相关统计，这类企业的工业增加值率只有22.8%。却将耗能过大、环境污染和社会问题留给政府解决。

巨额顺差下的“双失衡”
　　1994年至2005年，“中国制造”为中国带来了长达11年的国际贸易顺差。汇丰银行的经济学家屈宏斌认为，中国巨额贸易顺差从根本上反映了全球制造业持续向中国转移。对此，学者们并不乐观，因为巨额顺差已经对中国的宏观经济持续发展造成严重影响——外部经济和内部经济双失衡。

　　2003年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进出口总额和GDP之比)达到60%，2005年达到64%，过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使得我国产品供给结构受国际需求和国际分工约束较大。[全文]
国际贸易摩擦升级的考验
　　国际贸易摩擦升级、国际采购条件变更及人民币升值压力都在考验“中国制造”的承受力。商务部进出口公平贸易局副局长李成钢指出，中国今年全年贸易顺差有望突破1200亿美元，以及多哈回合谈判刚被宣布无限期中止，贸易自由化遭遇重大挫折，这些因素将使中国在今后一两年面临着比现在更为严峻的贸易摩擦。

　　中国贸易顺差持续扩大，根本原因在于国际产业转移所形成的“美欧消费、亚洲加工”的全球贸易格局，短期内迅速调整、实现贸易平衡的难度很大。[全文]

耗能过大环境污染 工业增加值率低
劳动力等成本上涨 竞争力下降
　　从上世纪80年代至本世纪初，贴牌生产的“中国制造”模式为中国GDP及外贸的快速增长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十五”期间，最具“中国制造”特色的加工贸易出口在我国出口贸易出口额中所占比例为55%左右。其中广东省以其毗邻香港的区位优势成为中国贴牌生产最密集的区域。

　　经济学家们看来，中国内地有效利用了劳动力及其他资源价格低廉的比较优势在国际贸易中受惠；但也有人提出了质疑，在“两头在外”的生产模式下，中国代工企业只赚取少量加工费——根据广东省2004年的相关统计，这类企业的工业增加值率只有22.8%。却将耗能过大、环境污染和社会问题留给政府解决。[全文]

 　　自去年7月人民币汇改一次性升值2%以来，人民币在13个月里的累计升值幅度为2%。2006年9月1日开始广东各地已经实施了省政府新颁布的最低工资标准。根据该标准，各地市最低工资的平均涨幅超过18%，位于长三角的上海、浙江和江苏也不甘落后地将最低工资标准平均上浮了10%。人民币升值、劳动力成本上涨将会导致中国对欧美出口竞争力下降，亚洲几个经济体有可能再次将部分产业往东南亚转移，

　　2004年下半年至今，原材料、能源、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的大幅上升不断压缩“中国制造”的利润空间。目前，以“中国制造”主要基地珠三角为例，该地区企业在加工贸易中获得的平均利润率在3%~5%左右。[全文]



“中国制造”或被“印度制造”取代
中国继续“制造工厂”的命运
　　 随着印度经济发展重点从服务业向制造业转移，2005年超过2/3的外国投资进入了印度制造业。2006财年第一季度数据显示，印度制造业增长率达到10年来的最高纪录11.2%。

　　尽管在制造业产业规模上落后于中国，但是印度制造业出口的增长速度高于中国；而据一些学者推算，若干年后印度的壮年劳动力数量将超过中国，20年后“中国制造”或被“印度制造”所取代；但考虑到印度在基础设施上的投入只有中国的1/7，欠缺完整的工业体系以及对国内产业的过分保护，这个目标可能被延缓。

　　学者们担心的问题是，如果生产成本的过快增长，就可能抵消劳动生产率的优越性，毕竟越南的平均工资为35~45美元，合人民币400元左右，大约是广东省的1/2。

 　　在全球一体化的大趋势下，利润将沿着产业链流向上游的标准制定者；自主品牌和研发能力将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新的生产模式和利润分配格局已经形成：美日欧国际品牌商(或大型零售商)掌握着渠道、品牌和标准。他们拥有最高的定价权，享受丰厚的利润；产业链的中端，日本、东南亚等地掌握研发力量，拥有较强的讨价还价的能力，并赚取研发费用；产业链的低端，中国企业利用生产要素廉价的比较优势赚取加工费用。

　　“在经济一体化下，中国代工企业已经不能被称为‘世界工厂’，而仅仅是一个制造车间。”广东省社科院科研处处长丁力说。[全文]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及经营成本大幅上涨，企业往往有三条路线可选择：一是将工厂迁移到劳动力等成本低廉的地方，二是自我进行内部调整来提高生产效率、优化生产模式，三是由贴牌生产转向自主品牌。

　　“中国要从原始设备制造商(OEM)向设计商(ODM)的转变必须依靠自主创新。”广东省社科院科研处处长丁力说。创新战略确立之后，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将如何布局？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高虎城强调：“近期中国出口退税比率的调整反映了我国产业政策的调整方向。”

　　丁力认为中国企业要想获得“话语权”，只能向产业链的上游走，获取自主品牌和研发能力。“毫无疑问，难度会大于中国以往任何一次产业升级。”他说，“这将是‘中国制造""一次惊险的飞跃”。
内迁与外迁的十字路口
　　“政府不会强迫劳动密集型企业迁出，但可以通过宏观手段提高经营门槛。这次最低工资调整幅度过大，我正考虑是否要往中西部迁移，反正厂房是租来的。”广东省开平市侪达制衣厂老板张毅生第一次感到有很大的经营压力。张毅生算过一笔账，目前生产40万件滑雪服的利润才相当于1998年生产6万件的利润。

　　与张毅生打算转战内地的想法不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台商告诉本报记者，他正在考虑将厂子迁往印度。而越南劳工成本只有广东的1/2，印度最基层工人的工资还要便宜，大约只有广东15年前的水平。

　　根据2005年2月公布的《广东省工业产业结构调整实施方案》(下称《实施方案》)，广东省鼓励服装、鞋、食品、饮料、塑料、皮革、玩具、部分家电产品和有污染的企业内迁。[全文]

整体环境不至于大规模迁移
　　制造业成本的增加会不会导致沿海企业向内地迁移的热潮？对于这一说法，中南亚太(国际)顾问咨询机构商品流通高级顾问洪志业认为：“大多数企业还是会选择留在广东，通过自身调整适应新变化。”

　　在洪志业看来，港商、台商等是以候鸟模式群迁到广东，目前整体环境尚不至于促使大规模迁移。洪志业分析，两三个月出一趟货物的可能是运作成本比较高的中等加工企业，会考虑选择从广东等沿海城市往工资低、地价低的中西部内迁；而部分受反倾销、配额等贸易壁垒影响的企业为了分散经营风险，会选择将部分生产线转移到印尼、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并将中国的一些中层管理及技术人员派去。[全文]

吸收外资门槛提高
外迁得不到地方政府的支持
　　据了解，珠三角部分城市已停止审批属于内迁范畴的新建项目。“中国吸收外资门槛在提高。东莞市虎门外商投资企业协会秘书长谭家骅说，现在吸收外资要达到500万美元以上才配置土地。”

　　大幅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成为政府筛选产业重要手段。“这是一种信号”丁力说。他认为政府不仅希望企业更关注社会责任，更重要的是迫使落后产业加速外迁，为产业升级留出空间。

　　但上海社科院部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杨建文也表示担忧，如果处理好，产业结构会跃上新台阶；但如果传统产业维持不下去，而替代产业没有及时形成该怎么办？“这个关节点能否把握好，是对执政能力的考验。” [全文]

　　“我们希望保持稳定”，东莞市经贸局副局长叶葆华说。一种保守的做法非常普遍：在稳住传统产业的基础上，对新进入的企业提高要求。一些官员担心：过于严厉的政策会导致企业过早退出，地方丧失经济支柱；力度过小，产业升级的速度又很慢。

　　东莞长安镇政府上述官员证实：为了保证经济的平稳，近年来长安镇迁出去的企业并不多——企业数量始终保持在1630家左右。对于部分污染较大的企业，镇里更倾向于把这些企业迁入一块正在筹建的环保工业园，由政府统一处理排污。“迁不迁由投资者决定。”他说我们的态度是“不鼓励、不反对”。另一方面，长安镇的社区居民也对企业外迁表示反对，因为他们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出租厂房、土地和住宅的租金。[全文]




　　 华为、TCL等企业从加工开始起步，但现已朝价值链各个环节渗透，包括上游的设计、研发，中游的生产流程、生产科技，以及下游的品牌和市场。

　　 这种模式是“中国制造”升级中最理想的一条路线。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既具有在全球占主导地位的研发和技术，又具有在全球占主导地位的营销和品牌，导致“中国制造”在价值链的高端环节缺席。90%以上中国商品出口到世界各地时依然是贴牌另加一个公共标签“MADE IN CHINA”。

　　 商品以自主品牌形式走进世界各地，这几乎是所有企业的梦想，但开创自主品牌和开创自己掌握的销售渠道，这种高投入、高风险的运作使绝大多数加工厂始终未敢跨出这步。

　　 虽然从代工转自主品牌可应对劳工成本大幅上涨，但转型绝对不是容易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