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华

   安徽省宿州市委组织部原副部长杨哲信近日在接受审判时，抛出一块卖官的“遮羞布”：“不收不行，不想把关系弄僵”，“过节收钱在我看来很正常，这是惯例”。自2001年初至2005年3月间，杨哲信在安徽灵璧县委组织部部长，宿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的位置上，先后收受98人贿送的财物达98万余元。受贿后，经他之手提拔的干部竟有69人之多。（5月30日《检察日报》）

    在杨哲信所谓的卖官“逻辑”面前，我们没有理由笑出声。过去有些人总认为，一些地方党委的组织部长只不过是当地县、市委书记的传声筒，在提拔干部问题上，没有啥发言权，因为“过硬”的权力执掌在党委“一把手”手中。杨哲信此卖官“惯例”，让我们极不情愿地看到反贪部门打击“买官卖官”的复杂性。

    杨哲信拿“这是惯例”来为自己脱责，这是一种期盼轻罚的本能。但是，其中至少隐喻了在他的视线所及的官场范围内的一种潜规则形态。在这种形态中，结网而行的是“逢年过节，礼尚往来”的人群。尽管中央三令五申严禁利用节日之机收受礼品、礼金、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但一级级的禁令似乎根本未能震慑这些行走“惯例之圈”中不愿自拨的人群。

   这便有作为一个小小的芝麻官的组织部副部长的杨哲信，在短短几年时间里，身前便围笼来98个“礼尚往来”者，便有69顶“乌纱”经他的“官手”加戴上去。我纳闷，这69个“某人”倒底是谁？他们是通过何种途径击中杨哲信的“惯例软肋”而购回“乌纱”的？我们为何读不到一句关于对买官者追究之语，听不到一声他们头上的官帽的落地声？

       这种“只闻卖官倒地，难闻买官倒霉”的现象，俨然已成当今“买官卖官”案处理的“惯例”。不管是福建周宁县的“三光书记”林龙飞，还是将市委大院堕落为“乌纱帽批发中心”的绥化市的马德，他们将一地的官帽几乎卖光后，公众难以听到这些“灰色官位”被悉数追回的消息。

       事实上，买官与卖官者，是两条在非法利益上共同啖吃的蛀虫。如果没有卖官者，想买官者也也找不着庙门。也就是说，只要有权在手者没有擅权的空间存在，便没有人趁机捞钱的可能。同样，如果买官者被一次次打击得沮丧，及至无人再敢买官，有些对人事任免有话语权的领导，即使想在换届中捞钱，也便没有了机会。

    再者，这一顶顶由官员掏钱购回的官帽都是违反党纪国法的“劣质品”。它如果继续在官场游动，不仅撕扯着政府在民众中的公信力，还严重地扰乱着党和政府干部任用的组织程序，且妨碍了选拔人才的公正、公开、公开的体制。如果在对卖官者查处后，接着是对买官者追究的疲沓，那么，那些买官者的平安无事，必将成为更多“潜在的跑官买官”群落的“负面效范”。

       笔者认为，不管被杨哲信们提拔的干部有多少，也不管其上任的时间有多长，现在的官位有多高，我们都应对这样的“群体性买官生态场”来一次大整肃，将这69顶大小“乌纱”的购买情况进行全国公告，及至让每一个买官者丢官。并轰轰烈烈地扩大宣传，举国震醒后来者，以此荡涤“卖官鬻爵”歪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