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自云：《农行改革：不能逆势分拆》
李尊
背景介绍：本文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银行管理系主任何自云博士，本文主要针对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等提出农业银行分拆上市的观点进行反驳。
一、银行业天下大势：“合”
1999年美国《金融现代化法案》的出台，标志着严格实施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美国，“纠正了66以前所犯的严重错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董事罗伦斯•梅尔语），全面走向混业经营。这表明，“合”已成银行业天下之大势。
除了业务的“合”以外，更有机构的“合”。2006年1月4日，日本排名第二的东京三菱银行与排名第四的日联银行正式合并，成为日本最大的银行，资产总规模达到1.68万亿美元（中国2005年GDP为18.23万亿人民币，约合2.22万亿美元）。在如此庞然大物面前，资产总值为1.55万亿美元的美国花旗集团，也只能无奈地将全球最大银行的宝座拱手相让。两家银行的合并，使得东京三菱金融集团的股票价格跃升了近50%，说明市场对其合并后的良好前景充满了十足的信心。
东京三菱日联银行的横空出世，使我们不由想起五年前日本另一“巨无霸”的诞生：2000年9月29日，由第一劝业银行、富士银行和日本兴业银行三家日本大银行合并组成的“瑞穗控股公司”在东京挂牌成立，总资产达到1万亿美元，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银行。
日本两家巨型银行的出现，只是“合”之“天下大势”的“冰山之尖”，下列巨额并购所显示出的全球范围内的购并浪潮，更是显示出了巨大的“冰山之体”：德国德意志银行1998年收购美国银行家信托，1999年收购美国信孚，2000年收购德累斯顿；美国美洲银行1998年与国民银行合并，2003年收购波士顿舰队金融公司，2005年收购信用卡公司；美国花旗银行1998年与旅行者集团合并，2001年收购墨西哥国民银行，2004年收购韩国韩美银行；英国汇丰银行1999年收购纽约利宝公司，2002年收购美国家庭国际银行，2003年购美国家庭国际公司，2004年收购法国信贷商业银行；摩根大通银行与第一银行2004年合并；西班牙圣坦德-中部美洲银行2004年收购英国阿比国民银行；新加坡星展银行2001年收购香港道亨银行；意大利联合信贷银行2005年收购德国裕宝银行；法国巴黎银行2006年收购意大利国民劳工银行；……。所有这些并购，反映在统计数据上，是银行业的资产集中度在大幅度上升：英国《银行家》杂志的全球千家大银行排名中，最大25家银行总资产占全部1000家银行总资产的比例，1997年为27.92%，而仅仅在八年之中就提高了11个百分点，在2005年达到了38.55%。
我国银行业也同样呈现出“合”的趋势。1995年，我国《商业银行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证券经营业务，不得向非自用不动产投资或者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这标志着我国金融业分业经营体制的正式确立。2003年底，人大常委会修订了《商业银行法》，在这一条的末尾中加上了一句“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从法律上为中国的混业经营打开了一扇大门（或者说是“一扇小门”或“一条门缝”）。工行、建行、交行成立基金公司，中信、光大、平安相继成为涉足保险、证券、信托、银行四大金融领域的金融控股集团，新华保险、太平洋寿险也跃跃欲试，已初显混业经营之势。
我国银行业机构之间的“合”，虽不像国际上“巨无霸”之间的并购那样惊心动魄，虽然还主要是政府主导，虽然还不能称之为“蔚然成势”，但已显示出“势所必然”：从1995年起，城市信用社纷纷合并组建城市商业银行（起初称为城市合作银行），截止2005年底，已达115家；数量极其巨大的农村信用社改革，也采取了“合”的基本思路，截至2005年10月末，全国共组建银行类机构57家，其中农村商业银行11家，农村合作银行46家（另有9家银行类机构获准筹建），组建以县（市）为单位统一法人机构325家（另有200家获准筹建）；广东发展银行1996年收购中银信托投资公司；海南发展银行1997年并购重组了28家城市信用社；中国投资银行的政策性业务1998年并入国家开发银行，其余业务1999年并入中国光大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2001年收购浙江瑞丰城市信用社；福建兴业银行（后改名“兴业银行）2001年收购浙江义乌市商城城市信用社，2004年收购佛山市商业银行；招商银行2003年收购盘锦市商业银行……
二、规模经济：现代商业银行绝不能放弃的“金山”
美国为什么能够成为世界第一超级大国？欧洲为什么要建立联盟？在经济腾飞期间，亚洲四小龙为什么会无一例外地采用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中国为什么要启动内需，而不能再主要依赖出口？这四个看似不相关的问题，却具有相同的答案，那就是：规模经济（规模增加导致单位平均成本下降的现象）。美国巨大而统一的国内市场，使得美国的公司和政府都能够享受巨大的规模经济效应，而欧洲在统一货币之前则被分割成了二十几个小市场。亚洲四小龙国内市场狭小，不得不利用国外市场以达到最低有效规模，而中国巨大的生产能力只能靠巨大的国内市场来消化。
对现代商业银行来说，规模经济更是一座绝对不能放弃的“金山”。“合”之所以成为银行业天下之大势，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各方要充分利用这座“金山”。相对于其他行业来说，银行业的规模经济效应更为明显，而且随着计算机和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金融创新的日新月异，政府管制的不断放松，银行业的这种效应还在不断强化，银行能够仍然享受规模经济效应、而不出现规模不经济（规模增加导致单位平均成本上升的现象）的最大规模（简称“最大适宜规模”）还在不断上升，也就是说，对现代商业银行来说，由于如下两方面的原因，规模经济这座“金山”还在不断膨胀，岂可“视之如草芥、弃之如敝屣”？
一方面，信息技术大大降低了规模不经济出现的可能。信用技术的广泛应用，大大加宽了管理幅度，即使得任何主管能够直接有效指挥和监督的下属数量增加，这是因为：信息技术延伸并增强了管理人员的体能（借助于信息技术，管理人员可以看到、听到、感觉到以前无法感知的事物，可以完成以前体能无法完成的工作）；提高了管理人员判断、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借助于信息技术，管理人员能够及时获得大量信息，使得“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成为可能）；节约了管理人员的时间和精力（信息技术节约了原来靠人脑和文件处理、存贮、传输信息所消耗的大量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管理幅度的加宽，使得管理扁平化成为可能，而管理的扁平化又能有效地避免规模不经济，增加了最大适宜规模。
另一方面，银行经营的特殊性，极大地增加了资源共享的收益。信誉是银行的生命，是银行所有业务活动的根基，而信誉又是以银行的资本实力、风险程度、品牌形象、管理水平、创新能力、营销手段、技术应用等为基础的，具有明显规模经济效应的这些基础性因素，决定了银行信誉巨大的规模经济效应。风险管理最重要、最基本的方法之一是分散，而分散必须以规模为基础。从理论上来说，银行规模越大，风险就越能够得到有效的分散。同时，为客户提供“一站式”服务的完全产品线，保证客户能够随时随地以任何方式获得服务的营销渠道（包括不可或缺的网上银行），树立银行品牌形象、强化银行声誉的广告，极其稀缺的高级管理人才，能够处于前沿的产品开发和研究团队，进行贷款定价所需要的巨大数据库和极其复杂的产品定价模型（尤其是贷款定价模型），更准确地度量风险并计算资本需要量的内部模型等等，都需要极其巨大投入，只有规模巨大的银行才有可能承受其巨额成本。
三、竞争力与贡献度的下降：农行逆势分拆不可避免的结局
对于中国农业银行的改革，有人提出了“按省分拆”的“最优”方案。这种逆“合”之大势而“分”的方案，将不可避免地造成中国农业银行市场竞争力的下降，将不可避免地降低中国农业银行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度。
首先，信誉度将不可避免地下降。一分为三十，每家银行的规模大为缩小，规模经济效应这座“金山”将在瞬间“灰飞烟灭”。三十家银行中除了沿海省份极少数几家以外，其他绝大多数银行将如何获得客户的充分信任？
其次，业务处理能力和经营收入将不可避免地下降。分散的三十家银行，将不可能再提供农行目前所提供的几乎完全的产品线和营销渠道，尤其是不断增长的中间业务，将不得不大量缩减，客户将大量流失，收入将不升反降。
第三，劳动生产率将不可避免地下降。分拆的巨大震动，机构、人员翻天覆地的变化，未来的高度不确定，将会导致银行员工思想的混乱，工作效率将必然下降。
第四，成本将不可避免地上升。中国传统的“大而全、小而全”思想，必然会使得每家银行建立起一套完全独立的系统，“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成本上升是必然的。
第五，服务“三农”的能力将不可避免地下降。“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要落到实处，必须有一家连接城市和农村、工业和农业的桥梁，中国农业银行正是这样一座拥有四万多亿资产、被《财富》评为世界500强企业之一、网点遍布中国城乡的桥梁。砍断这座桥梁，将大大降低中国金融体系服务“三农”的能力，服务“三农”也有可能仅仅停留在口号上。
第六，以行政区划为单位的“按省分拆”更是不可取。中国经济、金融的改革实践证明，经济要发展，市场要健全，必须减少政府的行政干预，必须打破部门利益，必须消除地方保护，但是，按行政区划分拆，无疑是“引狼入室”。
总体上来说，农行逆势分拆，是看错了病、抓错了药，是丢了“规模经济”这个“西瓜”（实际上是比“西瓜”价值高无数倍的“金山”），捡了“经营管理重心下移”这粒“芝麻”（实际上可能还是携带大量诸如政府干预、部门利益、地方保护等毒素而根本不能食用的“芝麻”）。
四、整体改制上市：农行改革的唯一出路
中国农业银行不能拆分，不等于不需要改革。从本质上来说，农行的问题与另外三家国有银行的问题没有什么差别。因此，药方也不需要不同，那就是整体改制上市。建行的成功上市，中行、工行的成功改制和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一方面为农行探索了改革的道路，另一方面也增加了我们对农行的成功改制上市的信心。
如果非要找出农行与其他三家国有银行的不同，或许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历史包袱，二是改制上市后的农行如何有效地服务“三农”。
就历史包袱来说，与解决其他三家国有银行的办法应该是一致的，只是数量上可能更大。但不管数量有多大，最终必须有人承担，而承担者最终只可能是政府。虽然我们应该尽可能采取市场化的方法，采取一切手段来减少损失，但农行在过去因承担改革过程中巨大社会成本所造成的不良贷款和资本亏损，应该由本来应该承担这些社会成本的政府（和全国人民）来承担。对于政府承担可能导致的道德风险，将通过改制上市、加强公司治理来予以防范。
就服务“三农”来说，由于并无实际的经验可循，只能在改革与发展过程中不断探索。任何一家银行都必须建立自己的特色，都必须有不同于其他银行的战略，而服务“三农”，连接城市和农村、工业和农业，在国家实施“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宏伟战略中承担重任，正是农行可以强化的特色。“从塞北到江南、从雪域高原到东海之滨、从繁华都市到旖旎乡村”，遍布中国城乡的农行网点，加上农行已经建成的国内最大的金融电子化网络，在改制上市以后，将发挥其巨大的力量，为农行服务“三农”奠定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