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从哪里来？
法国印象派大师保罗·高庚（Paul Gauguin）有一幅作品，题目是“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背景是他脱离巴黎优渥的证券经纪人职务，去追求艺术和人生。因为对艺术和人生意义的追求，他又从法国移居万里之外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岛（海外华人也有将其翻译为大溪地的）。这里反映出的是画家非常富有哲理的人生思考。在这里我套用高庚的那句话，是因为我由这幅画的标题所引发的思考，是在城市打工的民工的来源究竟在哪里？
来源自然基本是我国的农村，这一点没有错。然而再细致一点，他们来自哪里，我们也大致清楚，华南地区的民工，主要来自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重庆、四川、贵州和广西。但是再深入一点，究竟是哪个地方的人为主，那么除了各地的公安机关的暂住证登记可以比较详细之外，公安系统之外的人，是难以拿到确实数字的。而笔者一度有一个研究，就是想确认，深圳地区的经济发展，主要给哪些省区的民工提供了就业。既然无法拿到公安局的数字，那就只好拐弯抹角地做一些猜测和估计了。
据说全国有1.4亿进城做工的离乡民工，而在这个已经在国际上可以成为人口大国标准的人数中，广东一个省就占了至少1/10强。仅仅一个2000平方公里不到的深圳，外来工官方认可的数字就在600万之巨。而毗邻的东莞，2006年春运，东莞火车汽车出去的人数有330万人，考虑到还有留下加班或者因为实在难买或者买不起火车票汽车票而没有走的，还不得有500万？两个城市一加，已经是超过1000万了。
深圳户籍人口200万不到，实际在这2000平方公里上居住工作的超过1200万，除去约200万长期居住者和约200万老的和少的，那么深圳大约为500万以上外来人员提供了生计或者就业。应该说，全世界各国，就业都是稀缺资源；而在全球人口最大国的中国，就业是最稀缺的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说，深圳是为我国作了非常大贡献的。
如果没有深圳东莞和无锡苏州等这些沿海发达城市吸纳的就业量，我国上亿农民何以进城从事非农劳动？如果农村没有每年得到来自进了城市的务工人员上千亿劳务报酬的转移支付而缓和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和矛盾，我国农村的面貌，大概会基本保持在1985到1988年的样子。因为那是我国城乡收入剪刀差在改革开放初期缩小后，重新扩大的起点，而且这个扩大趋势，直到近年废止农业税等扶持三农措施开始落实，才有所缓和。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些天文数字的外来工，推进了中国的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在销售到全球各地的“中国制造”背后，是这些外来工的身影。没有他们以微薄的薪水提供高强度的、超时的劳动，估计珠江三角洲的许多工厂，都无法以有竞争力而对老板依然有相当利润的价格拿到国际订单。他们的辛勤汗水甚至血泪，造就了一批一批老板的财富或者暴发户。
2006年东莞春运期间总发送量为637.3万人，节前回流120万人，节后回流344.9万人，走的和回来的两个数字一比，少回东莞170万，东莞的劳务市场顿时告急，好多企业招募不到人手，只好推掉订单而凑合维持。工资低，工作条件差和因为取消农业税导致的出门务工机会成本提高，江浙一带打工工薪稍微高于广东等，是民工用脚投票的几个基本原因。民工们成为中国现在财富金字塔的基座，在这个基座上面财富衍生出的豪宅、名车以及朱门酒肉及奢侈品，所谓的贵族学校（无非是暴发户大钱包子弟的烧包学校）等，不在本文涉及的范围而不多赘言。
他们来自哪里？确认这些地方，那么沿海产业的发展和结构调整，会因为外来工关系主要波及和影响哪些地区和省，这些地区该采取什么措施利用机会或者调整政策避免受到影响，政策定位就可以准一点。
我既然无法得到公安局的数字，那么就只好设法猜测估计了。那么，什么方法比较准确，这就成了一个大问题。记得80年代读的闲书之一是一本中国历史地理。海外学者陈正祥教授所著。其中有关中国古代蝗虫灾害的研究方面，他介绍自己采用的研究方法，令人拍案叫绝。
蝗虫成灾是一个突然的过程，危害农作物后又迅速飞走。古代没有报纸，没有电台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体，就是蝗虫成灾的地方人的了解，也只是局部。更何况数百年上千年后来研究呢。陈教授的蹊径是古代的县志。
中国人主体是泛神论的民族，因为天有天老爷，地有土地爷。关于河神，在中国古典文献中脍炙人口的一则故事是西门豹的故事。为收拾巫婆骗子，他故意装神弄鬼要将骗人钱财的巫婆投到河里去问问河神究竟需要什么祭品，结果就把巫婆骗子收拾了。那年我到山东莱州讲课，那里是著名的金矿集中的地方。那天傍晚到莱州，正是一个祭祀日，金矿照例不动土，并且大放烟花爆竹以敬山神土地。据说猎人和矿工都要敬山神。至于土地爷，西游记里老孙弄不清妖怪来历，总要将可怜兮兮的土地爷给折腾半天，打听清楚后再设计降伏那妖精。自然，古代的人们为贿赂蝗虫之神，让它们少来乃至不来为祸民众，则需要修建蝗神庙来祭祀供奉。
这些都记录在了县志里：庙宇道观等一节里，总有些这些杂神寺的记录。陈教授将各县志有关章节里蝗神庙的数量一摘录，并将古代县的行政区域跟现在的行政区域一对比，蝗虫危害的主要范围就大致确定了。蝗神庙多的地方，必然是蝗虫危害严重的核心地方，少的地方，则可以看作是蝗虫危害稍微小一点。到蝗神庙稀稀拉拉只有一两间的地方，大概是边缘区了。紧挨着蝗虫危害地区而没有蝗神庙记录的地方，未必没有蝗虫的灾害，估计比较小，也比较偶然，人们犯不上去贿赂蝗神了。再外围的地方，估计就没有什么蝗虫危害了。就这样，陈正祥教授绘制了中国古代蝗虫危害的区域图。
在动脑筋探索深圳地区民工主要来自那些省区的时候，陈教授的做法就被我想了起来。旁证再不精确，总好过没有证据而凭常识和感觉下结论。正好在春节前，我的办法有了。深圳的报纸上广告公布深圳各大长途汽车站的班次和终点站。这不就是非常好的旁证。
既然是外来工，到过年总要回家去的吧？记得曾经在北京过了几个春节，想到附近餐厅吃碗面，餐厅关门。想上街头买几张报纸，报亭关门。有人抱怨农贸市场也基本是没有人，想吃个豆腐，买个油条烧饼等都没了。保姆也回了家，医院的护工走了病人也只好自己家的人去护理照顾了，清洁工也走了，街上和家里都没有清扫。
春节前他们往哪里去，就是他们来自哪里的证据。春节前一两周两三周内出远门的人基本是回家。他们去哪个县，家乡肯定就是那个县。这样，我搜集齐全了广告，将各汽车站开往哪个省区哪个县的班次和数量一弄清，大致情况就清楚了。2004年春节春运期间深圳主要长途汽车站班车线路的终点一一统计清楚后，其结果足以证明这一点。深圳11个汽车站省外长途班车的终点站所在省份包括：广西，湖南，江西，福建，贵州，重庆，四川，湖北，河南，陕西，浙江，江苏，安徽。2004年2月笔者在深圳街头随机调查民工籍贯时，发现过有来自甘肃武都县、兰州市和酒泉的。云南籍贯的没有发现。这只表示来自甘肃和云南的民工，绝对数字与湖南四川湖北等相比很少而已。根据宁夏各有关地方政府2002年的资料，全国最贫困的西吉、海原、固原地区，都向福建、广东等地输送了民工（宁夏与福建是扶贫结对对子）。
根据班车线路数量算：湖南有105个班车终点（以下均含重复地点），江西有53个，湖北有35个，广西有26个，四川有14个，福建有11个，贵州有9个，重庆有5个，河南有2个，安徽有2 个，陕西有1个。应该指出的是，湖南、江西、湖北、四川、贵州、重庆、河南、安徽、陕西均有运量更大的直达火车到广州或深圳（京广线、京九线、成渝－渝黔－湘黔线，陇海－京广或京九线）。民工只有在购买不到火车票时，才购买长途汽车票返乡过年。比方说，东莞就有客车直达合肥和河南的潢川。惠州有火车直达成都。这两个地方与安徽、河南、四川的经济关系，也基本只有外来工的来来回回。因此还需要从铁路线作些补充。而广西民工因为紧邻广东，有很大一部分自己骑摩托返乡。
深圳有京九线火车，经过广东、江西、湖北、安徽、河南和山东到北京西站。广州有京广线经广东、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到北京。广州还有来自成都方向的火车，途径四川、重庆、贵州和广西；来自西安、兰州、乌鲁木齐方向的长途列车，则途径新疆、甘肃、陕西、河南。距离深圳非常遥远的地方的外来工，比如甘肃宁夏云南等，一般是不可能坐长途汽车的。汽车公司也未必愿意赔本开那么远的班车。在汽车站广告方面，连续几年我只看到最远的班车到甘肃天水附近的西峰县。也许有包车服务开到更远的地方，但是我不掌握情况。此外，还有宁夏彭阳等地专门包车送本地民工到江浙和广东打工的。这些材料也很难搜集。不过那里到深圳来务工的人，绝对数量和相对比例，都远远低于两湖地区与河南安徽，江西等邻近广东的省份。
至于广西，从深圳过去的班车数量非常少。如果由此断定来自广西的民工少，这是假象。实际上广西民工，尤其是来自邻近广东的广西东部各地的民工，为数很多。但是因为火车不方便，要到衡阳绕道，而汽车不安全而且车票价格贵，他们干脆开摩托回乡，一天就到了。新闻照片有许多反映广西民工驮着老婆，孩子夹在夫妻之间，后座上吊挂着行李和礼品等，车把上也挂了点东西成帮结伙地从广东往广西家乡风驰电掣地在路上。
而这些省区，除了江西、湖南、湖北、安徽、福建等外，都是西部省区。即使不是西部省区，也是中部落后省区，即中国广义上对欠发达地区的统称“中西部”。这就意味着，中西部省区因农村经济结构调整而富裕的劳动力，有相当一部分在沿海获得了就业机会。
在人均收入偏地的中西部，获得在东部沿海的就业机会，即意味着获得比在本地更高的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