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京城的手机市场终于比京城房市更通“人性”，中移动“先发制联通”，手机费降了！我闻讯很高兴，感到自己这个“大用户”有了出头之日，终于可以放心“神侃”了。
但回头一看新闻中的“报价”，我顿时泄气，觉得这所谓“套餐”啊，被动接听啊等等琐碎，简直便是“不通人性”的数字游戏，真让人搞不懂这是人性化服务啊，还是阿庆嫂和刁得一式的“斗智”——那真是需要仔细算计的。
事实上，股市5月“开门红”本让人兴奋，但看了中移动北京公司推出的“斗智游戏”，却立刻让我想到了去年股改开启时股民、上市公司、社会名流和证监会等几方面围绕“对价”问题的激烈争论——该不该支付“对价”，“对价”多少算合理？权证算不算“对价”……等等，吵得不可开交，最后连经济学家吴敬琏老先生也加入了战团并惹了一身骚，可见“战况”之激烈！切身利益所在，不能不争啊。
然而，盘根问底，大家发现最终的问题还在于上市公司长期以来对股民的盘剥不大好计算，而我们的上市公司盘剥股民已成习惯，对投资者根本便没一点服务和回报意识；再进一步，大家又发现根子还在于政府当年设计的这个股权分置的“巧妙”制度，发现这个“制度”如果不改，那么所谓“回报”等等根本便是无稽之谈。
也正因如此，笔者当时才力挺股改，主张政府要“用决绝和至诚推动股改”，而投资者也切不可斤斤计较于“对价”的多少而“精明过度”地去反对股改。须知，制度改了，上市公司才能有“巴结”股民的意识，而中国股市才能有“牛”起来的希望。
其时，股市里有一种丑闻叫“拜票”，有一种名人叫“投否决票的作家”，说起来是丑闻，但现在看来却有其积极的意义，即企业终于有了“服务”的意识，虽还有点“狗眼看人低”，多数时候只去拜见股票拿得多的基金或者有发言权的名流，但毕竟，较之以前的“一股独大”，总还是进步了些。慢慢地，这才有了最近中国股市的红火。
可以看出，这其中首要的“致变因素”当然还是以尚福林为首的证监会乃至国务院“策动”的股改，但“求变”的结果却是上市公司大股东们“服务”意识的增强——首先为了通过股改方案需要为基金等“大爷们”服务，其次由于流通股和非流通股的地位并轨，便也有了“服务”小散户们的意识。而服务意识一增加，这个市场的“气”便顺了。
股市如此，转轨中国在其他领域的问题也在这里。
就拿本次中移动在北京地区的“降价优惠政策”来说吧，多年来因为缺乏竞争，中移动便是“一股独大”，什么月租费、双向收费等等霸王条款都是自己定自己执行，根本不容商量。反正首都不同于其他地区，有钱、有权人多的是，不愁手机没人用!后来多了个中联通，总算有了竞争对手，但“哥俩好”，好商量，只要手机还有人用，利润还过得去，在北京地区的手机资费问题上，“哥俩”便形成默契——谁都不降！结果，对此不介意的“高端客户”自然无所谓，但却苦了绝大多数想用手机谈事却又担心话费的中低端用户。
后果当然是“严重”的，网上调查显示，绝大多数京城生活的百姓对两大电信运营商怨声载道，更对此次“降费壮举”不以为然，以为从“服务”角度来衡量，中移动此次虽然降费了但却根本无法更欧美发动国家的低收费相比。
不是么？和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们比人家穷得多，但就在我们宣布降价“喜讯”的当口，英国电信运营商沃达丰公司也宣布全面降低漫游费，其用户在欧盟境内的费用降至每分钟仅收不到6分人民币！而我们呢？即便优惠后也需要每分钟两毛甚至更多！凭什么？凭我们比人家富庶？
当然不是。我们的运营商凭的是垄断性的行业准入，凭的是信息产业部的管制政策。据称，本次“降费”便是信息产业部的“特许”，而此前的高收费也是信息产业部的“卿定”，似乎两大运营商的责任并不大。这就好比我们的上市公司一样，国家规定了他们实行股权分置，在那样的体制下人家当然便难以培养出什么市场“服务意识”了。
是的，我们国家转轨中的一大问题其实就在这里，即企业没有服务意识——没品牌的企业坑蒙拐骗，无恶不作，直如前些年浙江温州的鞋子衣服，河北白沟的“无所不能”；有品牌的企业也是能卖一件算一件，过后就不管不顾了。海尔的售后服务为何多年来能一枝独秀，笑傲江湖？原因就在于国内企业“服务意识”的稀缺——以前吃大锅饭久了，结果是根本没有服务意识；后来搞了市场经济，服务意识便增强到了想方设法卖货，然而只要“一出手”，便再不大管“服务”问题了。在欧洲你买了商店一双鞋，可以在三个月后没发票便顺利退货，在国内你敢想像这样的服务？
当然，和上市公司股改前没有服务股民的意识一样，根子还在制度上，证监会之前因为种种原因拖延股改，最后才在本届证监会领导班子的促动下放出了“不回头的箭”；而中移动、中联通两大巨头的主管——信息产业部，多年来也是执著地“按兵不动”，直到近日才启动了“降价按钮”，向人们发出一个“市场化”的信号——虽然晚些，但却也算是一大进步，而能否像中国股改那样引发一轮手机用户的“牛市”，却依然需要耐心等待！
不是么?政府经济学家巴曙松早在2004年底便说了：中国股市是国内最透明、最有效、最如何如何的“四最市场”，若果真如此，那么现在的中国移动通讯市场呢？比依旧黑幕重重的房地产市场好点还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而且，历史经验表明，政府部门主导的“改革”，总是赶不上人们对“牛市”期盼的升温速度，所以享受手机乃至固话的“牛市”欢乐之前，博弈仍然是必不可少的。
---广州日报5月11日“经济漫谈”专栏文.
但回头一看新闻中的“报价”，我顿时泄气，觉得这所谓“套餐”啊，被动接听啊等等琐碎，简直便是“不通人性”的数字游戏，真让人搞不懂这是人性化服务啊，还是阿庆嫂和刁得一式的“斗智”——那真是需要仔细算计的。
事实上，股市5月“开门红”本让人兴奋，但看了中移动北京公司推出的“斗智游戏”，却立刻让我想到了去年股改开启时股民、上市公司、社会名流和证监会等几方面围绕“对价”问题的激烈争论——该不该支付“对价”，“对价”多少算合理？权证算不算“对价”……等等，吵得不可开交，最后连经济学家吴敬琏老先生也加入了战团并惹了一身骚，可见“战况”之激烈！切身利益所在，不能不争啊。
然而，盘根问底，大家发现最终的问题还在于上市公司长期以来对股民的盘剥不大好计算，而我们的上市公司盘剥股民已成习惯，对投资者根本便没一点服务和回报意识；再进一步，大家又发现根子还在于政府当年设计的这个股权分置的“巧妙”制度，发现这个“制度”如果不改，那么所谓“回报”等等根本便是无稽之谈。
也正因如此，笔者当时才力挺股改，主张政府要“用决绝和至诚推动股改”，而投资者也切不可斤斤计较于“对价”的多少而“精明过度”地去反对股改。须知，制度改了，上市公司才能有“巴结”股民的意识，而中国股市才能有“牛”起来的希望。
其时，股市里有一种丑闻叫“拜票”，有一种名人叫“投否决票的作家”，说起来是丑闻，但现在看来却有其积极的意义，即企业终于有了“服务”的意识，虽还有点“狗眼看人低”，多数时候只去拜见股票拿得多的基金或者有发言权的名流，但毕竟，较之以前的“一股独大”，总还是进步了些。慢慢地，这才有了最近中国股市的红火。
可以看出，这其中首要的“致变因素”当然还是以尚福林为首的证监会乃至国务院“策动”的股改，但“求变”的结果却是上市公司大股东们“服务”意识的增强——首先为了通过股改方案需要为基金等“大爷们”服务，其次由于流通股和非流通股的地位并轨，便也有了“服务”小散户们的意识。而服务意识一增加，这个市场的“气”便顺了。
股市如此，转轨中国在其他领域的问题也在这里。
就拿本次中移动在北京地区的“降价优惠政策”来说吧，多年来因为缺乏竞争，中移动便是“一股独大”，什么月租费、双向收费等等霸王条款都是自己定自己执行，根本不容商量。反正首都不同于其他地区，有钱、有权人多的是，不愁手机没人用!后来多了个中联通，总算有了竞争对手，但“哥俩好”，好商量，只要手机还有人用，利润还过得去，在北京地区的手机资费问题上，“哥俩”便形成默契——谁都不降！结果，对此不介意的“高端客户”自然无所谓，但却苦了绝大多数想用手机谈事却又担心话费的中低端用户。
后果当然是“严重”的，网上调查显示，绝大多数京城生活的百姓对两大电信运营商怨声载道，更对此次“降费壮举”不以为然，以为从“服务”角度来衡量，中移动此次虽然降费了但却根本无法更欧美发动国家的低收费相比。
不是么？和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们比人家穷得多，但就在我们宣布降价“喜讯”的当口，英国电信运营商沃达丰公司也宣布全面降低漫游费，其用户在欧盟境内的费用降至每分钟仅收不到6分人民币！而我们呢？即便优惠后也需要每分钟两毛甚至更多！凭什么？凭我们比人家富庶？
当然不是。我们的运营商凭的是垄断性的行业准入，凭的是信息产业部的管制政策。据称，本次“降费”便是信息产业部的“特许”，而此前的高收费也是信息产业部的“卿定”，似乎两大运营商的责任并不大。这就好比我们的上市公司一样，国家规定了他们实行股权分置，在那样的体制下人家当然便难以培养出什么市场“服务意识”了。
是的，我们国家转轨中的一大问题其实就在这里，即企业没有服务意识——没品牌的企业坑蒙拐骗，无恶不作，直如前些年浙江温州的鞋子衣服，河北白沟的“无所不能”；有品牌的企业也是能卖一件算一件，过后就不管不顾了。海尔的售后服务为何多年来能一枝独秀，笑傲江湖？原因就在于国内企业“服务意识”的稀缺——以前吃大锅饭久了，结果是根本没有服务意识；后来搞了市场经济，服务意识便增强到了想方设法卖货，然而只要“一出手”，便再不大管“服务”问题了。在欧洲你买了商店一双鞋，可以在三个月后没发票便顺利退货，在国内你敢想像这样的服务？
当然，和上市公司股改前没有服务股民的意识一样，根子还在制度上，证监会之前因为种种原因拖延股改，最后才在本届证监会领导班子的促动下放出了“不回头的箭”；而中移动、中联通两大巨头的主管——信息产业部，多年来也是执著地“按兵不动”，直到近日才启动了“降价按钮”，向人们发出一个“市场化”的信号——虽然晚些，但却也算是一大进步，而能否像中国股改那样引发一轮手机用户的“牛市”，却依然需要耐心等待！
不是么?政府经济学家巴曙松早在2004年底便说了：中国股市是国内最透明、最有效、最如何如何的“四最市场”，若果真如此，那么现在的中国移动通讯市场呢？比依旧黑幕重重的房地产市场好点还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而且，历史经验表明，政府部门主导的“改革”，总是赶不上人们对“牛市”期盼的升温速度，所以享受手机乃至固话的“牛市”欢乐之前，博弈仍然是必不可少的。
---广州日报5月11日“经济漫谈”专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