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国家（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及其基本职能
--致车武军先生
叶行昆
在讨论本文主题之前，有必要先略微回顾一下经济学说史与经济史的发展历程。
在欧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在14和15世纪就已经在一些城市出现。15世纪末，开始产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封建制度开始进入瓦解时期。重商主义就是封建制度崩溃、资本主义产生这样一个历史时期的产物。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的历史时期中，资本原始积累、地理大发现和商业资本起着重要的作用。其中，商业资本的发展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既市场经济的形成所起的作用尤为重要表现。
商业资本要求积累货币资本，为此，它要求消除封建割据，统一国内市场；要求加强中央政权的力量，尤其在对外经济贸易和殖民地贸易中，希望得到国家的支持和保护。封建割据已经严重地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不利于封建王权的巩固。所以，在商业资本发展的同时，西欧一些地区建立了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由于商业资本要实现货币的积累，进而要求国家政权的保护，而当时的封建统治者进行的宫廷挥霍与战争掠夺也需要得到商业资本的支持，因而两者就结成了同盟。它们通过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国家来推行能体现商业资本利益的经济政策，即利用行政措施，尽量把各种货币吸引到本国来，因而产生了重商主义政策；与此同时，为了从理论上阐述这些政策的合理性，就形成了重商主义的经济思想。应该说，重商主义也是文艺复兴运动在经济领域的产物。
“重商主义”一词是亚当-斯密在其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中首次提出的。重商主义是欧洲市场经济产生时期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策体系和经济思想。它在方法论上具有反封建、反传统、反宗教规范倾向等特征；其基本思想为：把金银视为货币，并视为财富的唯一形态；主张国家干预经济。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想，被称为原始的国家干预主义，后来成为凯恩斯经济政策思想的先导。希克斯指出，“重商主义”标志着一种发现，即经济成长可以用来为国家的利益服务。他说，当君主们开始认识到可以把商人用来当作为他们的非商业的目的服务的工具时，他们才变成“重商主义”者。如果说，资本原始积累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史，那么，重商主义就是市场经济理论的前史。
当历史的车轮驶入了十八世纪，西欧大陆迎来了启蒙运动。这一运动的领袖们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启蒙时代，基本上将过去的时代看作是一个迷信和无知的时代，并一致地认为只有在他们这个时代，人类社会才终于从黑暗走进了光明。不仅知识是力量，理性更是力量。在经济领域中，他们提出了“自由放任主义”（laissez-faire）的口号。这是对政府严格控制和干预经济生活的一种反动，是对重商主义的一种反应。他们表示，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不仅是徒劳多余的而且是有害无益的。尤其是斯密在其不朽的《国富论》中提出了“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他说：“每一个人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不是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福利。”经济参与者受利己所驱动，而市场中“看不见的手”指引这种利己去促进一般社会福利。（韩非子也曾说过，做棺材的希望天天有死人，做轿子的希望天天有人升官；这并不意味前者心地险恶，后者心地善良。）自利是个人经济活动的动机，国家福祉只不过是在一个国家中起作用的个人利益的总和，每一个人都比政治家更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这只“看不见的手”被马歇尔在1890年推出的《经济学原理》发挥的淋漓尽致，进而形成了现代微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由这只自利的“看不见的手”的牵引和推动，出现了经济的繁荣，国家的福利；这便是市场经济的魔力和魅力。这就像一个无序到有序的天体运行不需要上帝来安排一样，市场经济让国家走开；因为中央计划者之所以失败，乃是他们在经济管理时把市场上那只看不见的手给束缚起来了。博尔丁指出，市场的形成就像语言的发展一样。语言是一个能够不断演化的、相互关联的、复杂的结构。然而，并没有人那样地计划它。它只不过是经过为自由的语言交换所协调起来的、成千上万的个人的自愿合作，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公共法律结构是另一个出色的例证。
然而，正当这只看不见的手缔造了在人类社会历程中空前的经济繁荣，创造出比以往任何时期还要多的物质财富时，1867年，马克思的《资本论》则断言，这只看不见的手所挥洒出经济的繁荣将会导致经济危机；而此不合时宜的断言一时被视为“欧洲的幽灵”。但是，历史发展到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果然遭遇第一次空前大危机，整个市场经济几乎面临崩溃；所以有“萧条的三十年代”之称。在一片恐慌声中，一种主张国家干预经济，加强宏观调控的经济理论应运而生了，这便是凯恩斯主义。从此现代经济学里有了宏观经济学。而这种强调国家全面干预的经济理论在美国的罗斯福“新政”时期得到了有效的印证。因此，有人说“马克思看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病根，而凯恩斯给出了药方。”真是这帖对症下药的药方使得几乎一蹶不振的市场经济得以大难不死，起死回生；如今市场经济依然是的组织人们经济活动，配置各种生产要素和稀缺资源的不二法门。在某种意义上说，凯恩斯主义也就是“政府经济学”。
希克斯说：“市场经济的演进自始至终都少不了国家的介入。” 他还认为，我们确实需要国家提供某些服务，但国家有它自己的私利，国家也会象“经济人”一样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国家出面制定符合市场经济心意的规则，是出于国家巩固自身统治的需要。一部市场经济在近代欧洲确立的历史，同时也是民族国家建立的历史。由于近代民族国家系借助市场经济力量成型，也依赖于市场经济的不断支持才能行使统治权，所以国家就会意识到必须保障市场经济的壮大和发展。国家作用和地位由此不断提高，它又会忍不住逐渐向市场经济伸手，加大对经济活动的控制。国家和市场经济纠缠得越来越密切，终于难分难解，这就是所谓“现代市场经济”。
哈耶克则说，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一种“自发扩展的秩序”。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基本上不起什么作用，或者毋宁说，国家起不到什么正面的作用。弗里德曼提出，在目前的分歧程度与无知程度下，他们更喜欢要自由竞争市场的“浪费”，而不喜欢中央计划的集中控制。经济分析能够对政治科学家及哲学家作出最大贡献之处。原因在于：它揭示了这样一种结构如何能够从个体人类的自发的、且自愿的合作中，产生并得到发展，而并不需要由达官、帝王、贵族政治论者、总统或立法人的实施、建造或立法来实现——尽管对于这一结构的发展来说它们都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从很多方面来说，这构成了自由市场在产品及思想领域中的基本作用——使人类得以在研究与发展价值观念的进程中携手合作．
被誉为“新经济史学”创始人的诺斯认为：“国家是一种在行使暴力上比较利益的组织。”即国家具有一般社会组织所没有的“暴力潜能”，它能界定和行使产权，具有比较优势。 “决定经济绩效和知识技术增长率的是政治经济组织的结构。”“国家的存在对于经济增长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国家又是人为的经济衰退的根源。”这便是著名的“诺斯悖论”。
市场经济的起源与发展与国家政府之间存在着难舍难分，若即若离的关系；这是不争的事实。一部市场经济发展史简直就是一部市场与国家的明争暗斗史。没有国家干预的市场，将是处于无政府状态的霍布斯丛林；而被政府严格束缚的市场，则是毫无生气的一潭死水。单一的计划经济把经济搞死，而活跃的市场经济则要把经济搞活。是死，还是活；这应该是个问题；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是凯恩斯主义还是斯密主义；这在经济学上恐怕永远是个问题。
中国的传统社会是集权的官本位社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国人对国家权威性的迷信与依赖可谓根深蒂固，几乎已经成了一种习惯思维的路径依赖。上帝死了，皇恩浩荡的阴魂也应该散了。即便在多年来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今天，人们不找市场找市长的观念依然如故。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下，我们有必要理性地对我们的国家或政府应该具有的最最基本的职能予以适当、合理的定位；下面就略微简述一下国家（政府）的应该有所为之处：
一、保护产权与制度创新：一个国家的存在需要“大炮与蛋糕”，国家在领土完整方面有维护主权的职责，这时候就需要大炮发威。而在做大做好蛋糕时，在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就要行使保护产权的职能。有不少学者说，西方世界的兴起原因与其说是工业革命，还不如是产权革命。依据汤因比的文明社会之间的“挑战—应战”模型，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不仅仅是是科技的竞争，更是制度的竞争。经济的落后实质上是制度的落后。对社会有利的产权规则，推动了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制度变迁，这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似有异曲同工之妙。国家的存在，产权的界定，制度的设置与创新等，就是为了保护这只看不见的手；而决不能用凶狠的看得出的脚去踩断这只奇妙的看不见的手，更不能用大炮去轰扁蛋糕。只有产权得到保护，市场才能运行。
二、切割“蛋糕”：迄今为止的历史证明，市场经济在把“蛋糕”做大做好方面有其独特魔力和魅力，它在以一种促进社会经济福利的方式来组织经济活动，创造物质财富等方面非常成功。在一个市场经济的氛围中，中央计划者的决策被千百万个分散的，利己的蛋糕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决策所取代。看不见的手能把蛋糕做大做好，却不能确保公平地切割蛋糕；所以，政府不仅要促进做大做好的蛋糕的效率（efficiency），而且尽量做到切割这块蛋糕时的公平（equity）；然而，当政府试图想要把经济蛋糕均衡地切割时，这块蛋糕往往就变小了。
三、避免“市场失灵”：被称为“金融鳄鱼”的索罗斯手下有一大批专家，他们专门研究“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他们的理念是：只要有市场，就会有失灵；有失灵，就有空子可钻。在东南亚金融风暴时，有位总统说：“我的国民几十年的血汗钱都被这条‘鳄鱼给吞噬了。”而“鳄鱼”却说：“这怪谁呢？”这种市场失灵表明那只活跃在市场上的看不见的魔手有时并不能完全有效地配置资源。当市场失灵时，政府有必要适当介入；就像发生交通事故时，交警要介入一样。
四、关注“外部性”：经济学上的“外部性”（externality），是指一个人的行为对他人造成的负面影响，比如，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制造的环境污染。政府有必要出台相应的环境保护政策，加大企业的外部成本，以改善国民生活的环境条件。
五、消除“市场势力”：如果一个村镇里的每一个人都需要水，但这个村镇里只有一口井，而这口井的拥有者并不受残酷竞争的限制；基于看不见手的自利性，他将以“奇货可居”来垄断对水的消费价格。这种对一个人或一群人不适当地影响市场价格的能力，就被称为“市场势力”（market power）。这种市场势力的存在将扭曲价格体系，降低经济效率；这时候，政府也有必要设计良好的公共政策予以干预。
六、推翻“三座大山”：如今教育、医疗、住房，成了我们新的三座大山，几乎压的老百姓喘不过气来。教育和医疗资源的垄断，管理效率的低下，使得相关成本增长幅度加大，而这种成本却转嫁给了普通消费者，使其不堪忍受。而普通商品房的价格上涨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老百姓的经济承受能力。安居乐业是我们的优良传统，但是国民居住条件水平远在一般发达国家之下。建造经济适用房，廉价房，廉租房等已经刻不容缓。上学难，看病难，买房难，成了我们当今社会的老大难。我们的公共福利水平，社会保障机制等远远未能与国际接轨。
七、造桥修路：要发财，先修路；已经成了我们的共识。而这些公共设施的建设要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显然是缘木求鱼的。
八、印要钱、管好钱：国家拥有发行货币的绝对垄断权。钱不可不印，但不可乱印；这是一门大学问。民国时期的国民拎着大捆大捆的钱上街购物而导致了国民经济的崩溃，惨痛的历史教训不能被人们忘却。
九、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国家掌握着税收的决策权，然而，税收政策是调控经济运行的杠杆，合情合理的税收政策对于促进市场的繁荣或在公平与效率之间的权衡取舍，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十、其他：还有制定有效的财政政策，降低失业率，改善养老条件，加强宏观控制，设置法律环境以及平衡国际贸易等。
以上几个方面只是一个大国小民对一个责任政府的最低要求，但是有时最低要求往往也是最高要求。
综上所述的每一项职能都是一个专题，都可以写一部专著来进行讨论；这对于才学疏浅之我来说，显然是力不从心的。
简而言之，对于市场经济而言，国家（政府）不是万能的，但没有国家（政府）是万万不能的。
由此可见，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国家（政府）确实有大有可为之处，而绝非为所欲为，无所不为。
小政府，大市场；还是国家主导性的市场经济；这是学界依然争论不休的命题。在此，只能存而不论了。
匆匆写来，辞不达意；挂一漏万，在所难免。谨此，请教于车武军先生而已，也实在是贻笑大方了！
2006/4/24
写于沪上“面壁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