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鸿业教授——中国经济学界的“国宝级”专家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周 诚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鸿业，是中国的西方经济学的绝对权威：他首先把把萨缪尔逊的《经济学》翻译成中文出版，起到了启蒙发聩的作用，影响不可估量；他主编的《西方经济学》教材，被全国近1000万大学生使用；其课堂讲义，被当作考研者的“红宝书”；在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经济学家地图》一书中，他被尊称为“一等公民”………。

       高先生早年曾就读于交通大学机械系，1944年春被征召为援华美军翻译，1945年夏被派遣到美国担任飞机维修翻译。1946年9月，翻译任务结束后，进入科罗拉多大学经济系读书，1948年拿到硕士学位之后继续读攻读博士学位，并于1956年取得博士学位，然后担任了密苏里大学管理学院教商业统计学的副教授、教授。

留美14年之后，于1957年回国。1958年在人民大学，高先生给经济系老师讲西方经济学；后来在人大和北大首开西方经济学课程，由高先生主讲。不过，当时不叫“西方经济学”，而是作为靶子叫“资产阶级经济学批判”。当时由高先手和北大的几位教授主编了一套丛书书——《当代西方经济学说》（包括《凯恩斯主义》、《垄断经济学》、《福利经济学》、《人民资本主义》、《计量经济学》等等）1978年人民大学复校以后，高先生花了三年翻译了萨氏《经济学》全书，这本分三次出版的书在80年代初作为一本西方学术译著，卖出了10多万册。

    1982年到1998年的16年间，高先生单独编著、与人合著作品近十部。其中他主编的《西方经济学》教材被评为国家级教材，至今仍为全国很多高等院校首选；1998年，高先生以77岁高龄翻译并评注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并将书中凯恩斯未曾推导过的公式全部推导出来。

     在《对〈西方经济学〉教学大纲的简要说明》中，高先生阐明了他对于西方经济学一般理论的态度：“在整个理论体系上，对它加以否定；在个别概念、论点和方法上，要看到它的可资借鉴之处。”高先生认为：我们中国人学西方经济学和西方人学习的目标是不一样的。西方是培养西方经济学家。中国人要培养了解西方经济学的人、懂得西方经济学的人，目的是为了中国所用：一方面要了解其对于中国可资借鉴之处，另方面要指出其错误之处，对中国有害之处。高先生形象化地说：“好比药不能乱吃；必须加以鉴别，区别西方经济学的有用和有害之处。”

在高先生主编的《西方经济学》一书中，在高先生亲自撰写的《引论》中明确指出：“西方经济学所企图论证的无非是资本主义是‘理想社会’的说法。由于这一说法不符合资本主义的实际情况，所以，在整个理论体系上或总体倾向上，我们对西方经济学应持有否定的态度。”但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相当多的共同之处。……那么，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经验总结的西方经济学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会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同时，在每一章之末，都设有专门的一节，由高先生亲撰，对于该章所介绍的西方经济学学说进行评价，指出哪些是可借鉴的，哪些是似是而非的，哪些是脱离实际的，哪些是应当批判的，等等。

高先生对于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剖析，有相当多的素材是来自西方经济学最新著作，这不仅更具有说服力，而且要求持续掌握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详尽动态。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不仅依靠其对于西方经济学的雄厚基础，而且依靠勤学苦读——高先生持续不断地到国家图书馆搜集最新材料，进行持续刻苦钻研。

现在，让我们回头审视本文的标题：“高鸿业教授——中国经济学界的‘国宝级’专家”。

试问：我国对于西方经济学能够滥熟于心者，能有几人？能够持续跟踪其最新成果者，能有几人？能够批判地对待西方经济学而真正去伪存真者，又能有几人？而对于西方经济学盲目追随者众，盲目排斥者不乏其人，一无所知者，比比皆是！相形之下，高鸿业教授岂非鹤立鸡群？岂非经济学大师，岂非“国宝级专家”？

如今，高先生已是85高龄，且体况欠佳，而依然孜孜以求，抱有“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之志，堪称楷模，弥足敬仰！而有关领导如何在办公室、助手、图书、医疗、出行等等方面给予特殊照顾，便是令人关注的大事了！

现在社会上流行的“XXX工作室”（workshop）体制，不妨引进高校——为少数著名老专家、老学者成立“工作室”。在人大，首批建立的专家工作室中，无疑应当包括：“高鸿业工作室”！而且，如果“工作室”有“虚”（仅有空名，作为一种待遇）“实”（配备办公室、助手等等）之别，那么“高鸿业工作室”无疑应当是首批“实室”之一。

维护国宝，抢救国宝！

                                  【注：本文利用了毛燕女士的采访记中的部分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