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与赵靖先生在一起
“北京大学”肯定是一所“大”学——一所规模很大的“大”学。但我对“北大”之“大”却另有一种感悟和理解。
早听人说，如果你去北大，不能不去听“北大讲座”。于是我在十多年前初到北大时，就去听一个系列讲座。北大的讲座太多，已经记不起是什么系或是什么中心亦或是什么社团举办的。那个系列讲座一人一讲，哲学、经济、法律、宗教、历史什么都讲，前后各人讲的观点不一，甚至背道而驰、大相径庭，甚至有的演讲者还互相“骂”起来。当时我纳闷：难道真理不是唯一的吗？我在基层教育和党政部门工作多年，平时听的大都是“一致”的话，虽好读书学习，了解一些不同的观点，但在我的思想里，总是一种观点打倒和战胜另一种观点，哪里见过“北大讲座”上那种什么观点听起来都似乎有道理，都有人鼓掌和反对，谁也打不倒谁的情形。有次听一个演讲刚完，一位听者向演讲者提问：“为什么你们的讲座各执一词，让我越听越昏头啊？”这位北大教授回答说：“搞昏你的头正是我们的目的，一旦你从这混沌之中清醒过来，你就会站到一个制高点上；而能否清醒过来则要看你有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后来我一直觉得，这就是“北大”之“大”。什么观点都有人讲，什么思想都有“市场”，谁也打不倒谁，各种观点自生自灭，或讲完即完，或长生不灭，永放光芒！
读了一些中国近代史的书才知道，其实“北大”之“大”早在七十年前的“北大”那里就已经存在，源自于蔡元培校长“兼容并包”的思想。“有容乃大”，这就是那时的“北大”之“大”。据说那时的“北大”比现在还要“大”得多，比如在那样一个十分专制的社会里，竟然允许研究和宣传共产主义的人在“北大”有藏身之地！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北大研读了“赵靖”和“冯友兰”两位德高望重的“北大先生”。从“物质”到“精神”，这两个恢弘博大的“世界”都融于“北大”，更令我叹服“北大”之“大”！
在中关园41楼 赵靖先生家里读赵靖。三两学子围坐一张方桌，年届古稀的赵靖先生翻开经史典籍，慢条斯理、从容不迫地阐幽发微。人们曾经一致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经济思想。但赵靖先生认为，中国古人有过丰富的政治、法律、哲学、文学、军事思想，他们不可能没有思考过经济问题并著述立说。在赵靖先生的学说中，物质是第一位的，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就是为了更好地追求今天的物质。他说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追求民富国强的历史，孙中山以前的中国人想在不改变旧制度的前提下追求民富国强，中国共产党则认为必须推翻三座大山才可能追求民富国强。在赵先生的著作中，古人追求物质的成功范例被剖析得淋漓尽致，勘为经典，读起来使人不思掩卷。就个体人而言，先生引述明代理学泰斗许衡的名言：“为学者治生最为先务，苟生理不足，则于为学之道有所妨。”我当时准备报考赵靖先生的博士生，他很细致地给我分析和建议怎样在北京安排家人的生计问题。可见就个体“小家”而言，先生是以“治生”为“为学”之“先务”的；而于国之“大家”，则以发展经济、富民强国为“先务”。
我在汗牛充栋的北大图书馆读了冯友兰。在冯先生的学说中，精神是第一位的。冯先生将人生分为四个境界：动物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冯先生最崇尚的是天地境界，而鄙弃功利境界。冯先生去世时有人著文纪念他，标题就叫《天地境界中的伟哲》。冯先生活了将近一百岁，他是一个人如其文的人，从他的著作理论分析，他至少在天地境界中生活了半个世纪！在冯先生生前，我好几次独自漫步到燕南园那著名的“三松堂”前，但那时我的头脑仍然昏昏讹讹，且自感渺小，不敢造访那个最高境界中的伟大哲人。
冯先生教导人追求天地境界，赵先生则教导人追求功利境界。他们都是“北大”的“大”人物。那么作为学生一员的我应该追求哪一个先生呢？我的大脑被两位先生搞昏了一年多。有幸后来逐渐清醒，并有了自己的观点，这其实也是“北京‘大’学”教给我的。
我把世界上最杰出的两个民族——中华民族和美利坚民族进行对比。这两个民族就好比上述两位先生——冯先生在美国留过学，其博士论文和一本中国哲学史都是用英文写的，但他的思想却是“中国的思想”；赵先生没有去过美国，他一生都是跟中国古文打交道，但他的思想却是“美国的思想”。中华民族是一个生活在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中的民族，美国民族是一个生活在动物境界和功利境界中的民族。美国人追求的终极目标是成功，尤其是经济上的成功，它以成功论英雄。中华民族也追求成功，但并不把成功当作终极目标，“不成功则成仁”，中国文化中讲究的主要是“仁”。我想这是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最重要的区别。
冯先生曾经说过，中国哲学不足以救中国，但中国哲学足以救世界。中国哲学的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不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而以整个天下、宇宙的存在为中心，因此中国哲学最能从整体上、全局上看问题，最能拯救动荡不安的世界。为什么中国哲学不足以救中国呢？因为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是世界整体之中的个体，而部分、个体必须以生存为核心，要生存得好就必须追求功利。中国几百年来一直生存得不好，中国哲学恐怕要负一定的责任。因此我认为，中国要向美国学习，补功利这一课——立足冯先生的“哲学”，追求赵先生的“功利”。中国已经有了救世界的道德和天地理念，但光有这个理念不行。中国人救世界的方式应该是“以实运虚”，“虚”是我们的道德和天地理念，“实”是国家民族的富强，而富强必须要追求功利才能达到。如果中国没有“实”，就会空怀救世之志，欲达目的而不能。美国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实”，但它没有四书五经和中国哲学这样伟大的“虚”。美国只想以“实”救世界，结果导致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中国只要补上功利这一课，具有像美国那样强大的“实”，那么中国就是一个完美的国家——它不仅有救世界的思想，而且也有救世界的实力。中国哲学是最能帮助人们认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的哲学，是最能从根本上指导人类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治世界的哲学。但是中国必须要有世界上一流的物质，才能让世界人民都享受到中国文化的福荫；如果没有强大的物质基础，人家就不喜欢你那些伟大的“虚”。
于是在“北大”的教导之下，我确立了自己的人生目标：研究治生之学，实践治生之术；穷则独善其身，富则兼济天下；苟有余力，则于精神家园修习形而上之道，并又以“道”反过来大济天下——美哉！善哉！
“北京大学”正是把“冯先生”和“赵先生”加起来构成的，我想，这即是“北大”之“大”！
（陈嘉珉，2001年1月1日）
文化／教育：http://www.chinavalue.net/AuthorIndex_Boke.aspx?id=5890#1690